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近代殖民主义者的国家也表现得十分贪婪，扩张的倾向和势头表现得十分强烈，从而造成了国家社会扩展历史上的另一次飞跃。16世纪以后新大陆和亚、非一些地区殖民国家的出现就是这个飞跃的结果。当然，严格来说，这次飞跃也应当包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这些殖民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殖民的继续。但两者扩张的原因还是有差别的。
如同经济形式和宗教制约的国家扩张使得扩展后的国家社会有着不同的社会内容一样，不同时代的国家扩张造就的国家社会也有着不同的国家社会内容：受封建国家扩张造成的国家社会必然和奴隶制国家造就的不一样，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扩张造就的国家社会又必然和封建制国家造就的不一样，一切由扩张国和被征服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但是无论哪个时代，就因扩张而造成的国家社会来说，它们所处地位的卑下则是共同的，因为它们是被征服者，是殖民地、附属国。因此它们虽然被扩张国家纳入了国家社会，但它们受到的掠夺、剥削和压迫则是空前的。国家社会带给它们的更多是痛苦和灾难。
（四）前国家社会民族的引入
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过渡既可以如上述由国家社会输出，又可以由前国家社会从国家社会引人。但这种引入一般都是在建立国家的社会基础产生以后方可发生，因为抛在荒瘠沙滩上的树种是决不会长成大树的。前国家社会对国家政治体系的引入一般具有被动和主动两种形式。
被动引入。被动引入一般发生在前国家社会对国家社会征服以后。一般来说，国家社会的政治系统和军事机器先进于前国家社会。然而最先进入国家社会的往往是农业民族。他们早期政治上的草创，经济发展上周期性的衰落，体质上的文弱和军事技术的缺乏机动等，有时又使他们在战争中不敌前国家社会民族，尤其是不敌强悍的游牧民族。于是在国家社会总体上先进于前国家社会的同时，前国家社会民族对国家社会的征服也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如我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次次南进，常常造成的也是中原国家社会被征服的结果。但前国家社会的民族可以征服国家社会，却没有现成的政治体系来统治国家社会，因此最终又不得不采用已有的被征服者的政治体制，在对被征服民族实施统治的同时，也实施于自己的社会，从而将自己也纳入国家社会。恩格斯讲：“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马克思更深刻地指出：“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征服者被征服，这是身不由己的、被动的，但通过这个途径，从前国家社会跨入国家社会，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主动引入。不同于被动引人的迫不得已，主动引入表现的是前国家社会民族对国家社会先进政治制度的积极吸收。这些吸收既包括对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袭用，也包括对国家社会政治人材的引进。主动引入主要发生在前国家社会即将跨人国家社会时期的民族，因为只有这一时期的民族最苦于政治文化和经验的不足。关于主动引入的事例在我国的魏晋十六国时期有着集中的表现。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大多在这些民族入主中原以前就已开始，所以它们的建立不当属于被动引入的结果。尽管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有自己一定的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呈现着中原汉族政权的文化色彩。这不论在官职的名称上还是在机构的设置上都是如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即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政治文化的主动引入。这在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的招揽和任用的重视上可以充分地显示出来。如慕容鲜卑的首领慕容廆为求辅于汉士人高瞻而亲自屈尊拜见，并“数临候之”，拓跋鲜卑首领拓跋珪对汉士人时时“留心慰纳”，“苟有微能，咸蒙叙用”。羯族首领石勒甚至为汉族士大夫专门设置了“君子营”，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事例正发生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即将建立或正在草创的时期。汉族士大夫是汉族文化的集中携带者，他们被少数民族统治者纳用以后，一般都承担了帮助少数民族厘定制度、提供经验的义务，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魏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大多都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引入中原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的结果。
三、世界各民族进入国家社会的完成
前述已知，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过渡有着不同的途径，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国家社会也有着不同的社会内容。那么从整体人类历史来看，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过渡是否已经完成？何时完成？这种完成有何意义等则是随之需要回答的问题了。
（一）世界进入国家社会完成的时间
我们已知，国家社会的开始以国家机构的出现为标志。由此，国家社会的存在也以国家机构的存在为标志；国家社会的范围以国家机构控制力所能达及的地区为界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的人类社会无疑已全属国家社会了。因为现今的世界除了人类无法生存的极地和大洋以外，已全部覆盖在不同国家的控辖之下。至于世界各民族最后纳入国家社会的时间，似应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限，因为正是这个时期，当时的帝国主义列强把世界瓜分完毕了。
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是一个持续了400多年的历史过程，它可以分为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个时期。这是和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在原始积累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尽管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大大扩展了国家社会范围，但对世界的全部分割控制并没有完成。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这些国家有了扩大殖民规模，对世界进行完全的领土瓜分的需要和能力。于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资本主义列强侵占了2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了近十亿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这时非洲的90．4％，亚洲的56．6％，波里尼西亚的98％，大洋洲的100％，拉美的27％都沦为殖民地，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等则沦为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整个世界被瓜分完毕。世界瓜分完毕标示着人类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完成是因为，西方殖民者通过这种瓜分将国家机器的控制范围扩及到了人类所居的世界全部地区，而在此之前，世界各地，尤其是亚非一些地区尚有或多或少的民族游离在国家社会之外。这些民族被殖民统治者控制以后，尽管凌驾他们之上的是殖民统治者外加的政权，其统治形式也多是粗率的，但毕竟是属于国家性质的。因为殖民者主要就是通过国家政权行使对殖民地人民统治的。如英国和法国设置的是以总督为中心的殖民统治机构，德国则把普鲁士一套严酷的官僚机构搬到殖民地，实行军国主义统治，俄国直接把殖民地并入自己的领土，葡萄牙则把殖民地划为“海外省”予以统辖，等等。形式尽管有别，但殖民地民族受到的是国家机器的统治，这是他们被纳入国家社会的明确标志。
（二）世界进入国家社会的沉重代价
世界各民族从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完成，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与这个革命性的进步相伴而行的却是血与火的灾难。国家社会的文明大厦都是由阶级和民族压迫的累累白骨堆就的。这一点在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最后完成的近代殖民时代表现得最为残酷。资本的本性就是掠夺，殖民政策就是掠夺政策。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殖民者实施的是以海盗式劫掠，欺诈性贸易、海外移民和奴隶贩卖为主要内容的暴力和超经济掠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殖民者以“自由贸易”为幌子，实施以“商品重炮”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掠夺，而帝国主义时期，资本输出、国家垄断，殖民者又实施以暴力与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掠夺。掠夺中断了前国家社会民族的自然发展，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土地和赖以生存的其他资源。掠夺使前国家社会民族最为集中的非洲损失了1亿人口，美洲约1200万至1500万印第安人被屠杀，大量的弱小民族遭受了灭种灭族之灾。进入国家社会以如此的劫难作为代价，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的一大悲剧。
（三）国家社会发育的参差不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世界各民族虽已全部纳入国家社会范围，但国家社会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差异不但指一般的社会发展差距，而且也指国家社会的发育程度。国家社会的发育程度是指国家职能的开发和发挥程度，也指国家内部必需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建立的程度。这种发育程度无疑与国家社会存在的时间有关：时间越久，发育越好，反之越差。但对以国家机构的出现作为标志的国家社会来说，处于同一始点的国家社会本身存在的差异就是很大的。上述可知，国家社会的进入途径有自然发生、外部输入和“借用”引进等形式。由于自然发生和借用引进是在国家社会产生的基础——社会分层业已存在的条件下出现的，国家机构的建立和职能的发挥从一开始便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所以以这种方式作为起点的国家社会一般发育都是比较好的。与此相反，由外部输入国家机构而造成的国家社会大半社会基础尚不具备，所以其稳定性不好，其职能的发挥也极为有限，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衔接不良的国家社会不能不是畸形的。由于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最后完成是通过近代殖民扩张实现的，属于典型的外部输入，所以最后进入国家社会的地区大半是畸形的、发育不良的。这种发育不良和畸形的社会状况至今仍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突出表现在由旧殖民地转成的现代国家中仍有一些部落群体，它们仍和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正如莫里斯·迪韦尔热指出的：“虽然从理论上讲，这些部落或少数种族属于某个国家，这个国家对这块土地拥有法律上的管辖权，但很少对他们使用权力；而他们也几乎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国家，在黑非洲某些国家中，部落或部族的关系和互动作用超过对国家的隶属关系和与国家的联系。”国家社会发育的参差不齐，一端反映的是发育不良和畸形，另一端反映的则是国家职能的疏而不漏和社会秩序的严整规范，但更多反映的是从畸形到健全之间的中间状态。这些都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特别是从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化时期的社会状况遗留下来的。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差异会消逝，但至少在目前，差异仍是很大的。
四、国家与民族过程的分离
前已提到，国家是民族过程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从民族过程孕育而出，而后又成为与民族过程并列的社会历史内容。关于国家如何从民族过程孕育出来，前面第一、二章已作了详细论述，本章各民族国家社会的进入的完成实际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说明；但国家又是如何与民族过程分离，成为与民族过程并列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在前面的问题得到叙述以后，这里也有必要作一说明了。
明确国家的前身——前国家社会的政治系统曾是民族过程的一个构成，是理解国家产生以后国家与民族过程分离的关键。
说前国家社会政治系统属民族过程的一个构成在于民族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政治过程，而前国家社会的民族过程又等同于民族出现以后的一般社会历史进程。由于这种等同，不但这一时期民族的政治过程就是社会的政治过程，而且民族的经济过程也是社会的经济过程。至于为什么说前国家社会的民族过程就是民族产生以后的社会历史过程，原因在于两点：其一，自民族出现以后，前国家社会的人类成员便无一例外地逐渐纳入一定的民族范围之中，民族成员也即社会成员；其二，前国家社会的任何一个或任何一级社会单位同时又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层次的民族单位。这里，不论是队群、氏族、部落，还是部落联盟或酋邦都有这样的二重性质。如果说，民族是社会存在的普遍形式在国家社会也是如此的话，那么民族与社会单位重合则是前国家社会独有的。由于民族出现以后的前国家社会民族和社会是重合的、统一的，所以这一时期的任何社会历史过程也即是民族过程，社会历史过程中的政治系统演化过程也即是民族过程中的政治过程。
既然前国家社会政治系统演进过程等同于民族政治过程在于这一时期民族与社会的重合，那么民族与社会不再重合，社会政治系统的演进过程与民族政治过程也便不再等同，前者也便与民族过程脱离了。国家社会中国家与民族过程的脱离正在于此。
国家社会中民族与社会不再重合表现在社会单位不再与民族单位对应。在国家社会内部，民族可以聚族而居，甚至在最初和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可以维持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的同一。但国家毕竟是超民族的社会体系。国家社会的空间范围、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社会集团的划分和社会分层的程度都远远超过前国家社会。因此，为控制社会冲突、平衡社会利益、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国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只能以地域或经济关系等因素来划分，而不能再以民族为单位。原有的以民族为界限的社会体系必然要被以国家为轴心的新的社会体系所冲决和取代。在国家社会中，社会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只能与国家相对应，而不再可能与民族相重合。
国家社会的民族不再与社会相重合，那么民族过程也便不再与一般的社会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相统一，作为一般社会政治系统的国家也便与民族过程脱离开来，二者由此成为有别的社会历史内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