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社会的族体增大以人口的自然增长为主，但这种增长通常以族支分蘖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摩尔根和恩格斯讲到北美印第安人时所说的：一个部落分裂为几个氏族，氏族又分裂为女儿氏族，老氏族成为胞族，部落又分裂为几个部落，最后有亲属关系的部落又形成部落联盟。族支分蘖属于前苏联民族过程理论中的“民族分化过程”，这种理论认为前国家社会民族过程的主要形式是民族分化过程，这是符合实际的。前国家社会的族体增大主要以族支分蘖的形式表现，可以归因于两点：一是民族之间有着距离间隔。相互隔绝自然不会发生族体的联合，而且历史越早，相互隔绝的程度越深，族体联合的机会也越小。二是限于社会发展水平，族体的规模不容过大。在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单位面积的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是及其有限的。所以，不但一般的族体单位容不得异族成员进入，即使对异族成员的奴役也无法实现。“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
进入国家社会以后，人口自然增长和族体联合都可以成为族体增长的途径，族体分化仍会发生，其原因可因自然灾害或资源枯竭而流徙发生分化，也可因国家行为导致迁徙而发生分化，但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国家社会空间领域的扩展，人口增长导致的族体增大不再只以族支分蘖的形式表现出来，族体规模可以不分化而得以延展。
相对人口自然增长，族体联合造成的族体规模变化更为显著。族体联合或称“民族联合”，被前苏联学者认为是国家社会出现以来民族过程的主要形式。勃罗姆列伊讲：“从原始社会解体时代起，族体联合过程已成为居于优势的过程。”即是这个意思。根据苏联民族过程理论，族体联合过程又可分为“聚合”（或译作“结合”）、“同化”和“一体化”三种类型。所谓族体聚合过程即指“几个语言和文化相近的族体融合为一个族类共同体的过程”；族体同化指“一个族的一些不大的集团（或个别代表）在另一个族当中溶化的过程”；而“族际一体化就是语言和文化上根本不同的各个基本族体（部落、部族、民族）之间的，导致某些共同的族体特征出现的互相影响。”
这种划分和解说尽管是具体的，但却是有问题的。其一，“族际一体化”不当属于族体联合过程。因为根据他们的定义，族体“联合过程，即把原属不同民族的人们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一体化”仅是“导致某些共同的族体特征出现的互相影响”，并未达及族体的联合。其二，它把“族体聚合过程”仅仅划定在“语言和文化相近的族体”之内，这是有悖事实的。实际上，几个族体融合为一个族体的过程不但在语言和文化相近的族体之间可以发生，不相近甚至相距很远的族体之间也可以发生。中国的汉族就是由历史上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南亚语系的许多不同民族共同融铸而成的，当今美洲的现代民族也是由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的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共同融铸而成的。所以，所谓的“族体联合过程”实际就是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过程，而联合的条件也并不限于语言和文化的接近。国家社会的民族融合和同化与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等有极大的关联，由民族融合和同化构成的族体联合在国家社会也是一个持续不断且呈加速度的过程，它的结果就是族体总量的不断减少和族体规模的不断增大。
二、国家社会的民族结构
关于“民族结构”，金炳镐教授曾定义为：“民族的物质产品生产、精神产品生产和自身生产及其有关方面的有机的排列和组合。”这是一个比较贴切的定义，它的特点是对民族的内部构成作了准确概括；而本文所讲的国家社会的民族结构，是指构成国家人口的民族组合及其相互关系，它偏重于国家这一特定社会范围的民族构成。这种民族结构包含三方面内容：
1．数量构成。也即一国之内民族的数量。这也是人们对“民族结构”另一种常见的理解。构成一个国家人口的民族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前者所在的国家即是单一民族结构，后者则是多民族结构。笼统划分，所有国家的民族结构都不外这两种，但严格来讲，纯粹的单一民族结构并没有。因为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即使象日本、朝鲜、孟加拉等这样一些所谓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含有其他民族成分。为此，人们有时用“一个国家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评定民族的数量结构，把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比重95％以上的国家称为单一民族国家。而这类国家仅占当今世界的四分之一。所以，国家的多民族结构是绝对的，而单一民族结构是相对的。这一点自国家出现以来即是如此。
2．性质构成。即国家范围内民族之间发展状况、经济形式和族体形态等方面的不同组合。依发展状况不同，人们可以把一国之内的民族称为部落、部族和现代民族，也可以称之为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依经济形式的不同，人们又可以称之为渔猎民族、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商业民族和工业民族；因族体形态不同，又可称之为血缘民族和地缘民族、大民族和小民族等。同样规模的不同国家，可以由经济发达、族体庞大的现代民族组成，也可以由经济落后、族体较小的部落组成，更可以由发展水平不一、经济形式不一、族体大小不一的不同性质的民族共同组成。
3．相互关系。国家多民族结构的绝对性，使得国内民族关系的存在也具有必然性。民族关系首先表现于民族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这种社会地位根由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也取决于它们的发展状况和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因民族在国家内部具有的不同社会地位，于是也便有了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主导民族和非主导民族等范畴的划分。民族关系也表现于民族之间人口、文化、地域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不同和差距，它们发端于自然的和历史的条件，往往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这些不同和差距的存在，于是也便有了先进民族和落后民族，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和少数民族等范畴的划分。
在民族结构的上述内容中，数量结构中的单一民族结构和多民族结构与国家类型没有多大关系：早期国家可以是多民族国家结构，现代国家仍可以是多民族结构。但一国之内具体的民族数量、民族的性质构成和相互关系则与国家类型关系极大。国家类型不同，民族的数量、性质和相互关系也会有所不同。于是我们可以先对多民族结构的形成作出一般性叙述，然后对民族结构其他方面与国家类型的关系作出具体分析。
（一）国家社会多民族结构形成的一般原因
国家多民族结构的形成一般出于以下几点：
1．国家形成时期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均被纳人同一国家范围。前已谈到，国家起源是伴随着民族冲突而发生的，国家社会向前国家社会的扩展也多与民族征服分不开。于是，不论是属于原始发生的，还是属于外部输入的，国家一经形成，民族冲突的双方都将同时被纳入同一国家范围。因为在生产力和社会环境已为民族奴役提供了充分可能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战争原本就是为了取得对异民族的统治，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家也正是为了巩固这种统治而建立的。
2．国家扩张不断将异民族成份纳入同一国家之内。国家扩张为其阶级属性使然，又受经济形式、宗教和时代因素影响从而成为历史上的普遍现象。由于国家扩张是以民族征服和领土占领为主要目的，因此扩张的结局也必然使大批被征服民族成为新的国家成员。
3．外族入侵者成为侵入国的新成员。历史上的入侵者可以是国家社会成员，也可以是前国家社会成员；入侵的结局可以是入侵者以征服者的身份将侵入国纳入自己的国家版图，也可以使自己脱离原来的居住地而纳入自己的侵入国。我国历史上大批北方游牧民族深入中原，前述来自北方大陆的游牧民族进入日本，成为日本国家的开创者都属后种情况。
4．外族移民的迁入。移民发生在国内，少则仅是部分居民的移居，多则成为整个民族的迁徙，但都不引起民族结构的改变。然而移民一进入国外，便不同程度地要引起迁入国民族结构的变动了。移民移居国外有不同的原因：政治上，因居住国政局变动而导致的人口外迁；经济上，或因躲避自然灾害，或因出外求学、求职或经商，或因游牧、流浪而引起的外迁；宗教上，或因传教布道，或因宗教迫害而引起的外迁；军事上，或因军事占领，或因在国外执行军务未归等都可以成为国外移民的原因。国外移民因其初到或人少分散，可能仅是移居国民族中的游离分子，但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的增加集中，他们也便自然成为一个新的族体而存在了。居住在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华族，我国境内的俄罗斯族等都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加拿大和其他美洲国家及大洋洲国家中的大多数民族也都是这样形成的。
5．国家疆域内也会孳生新的民族。国家社会新的民族的孳生可由民族分化引起，也可由民族联合造成。我国历史上回鹘（公元789年前称“回纥”）族曾显赫一时，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族众逸散，其中西迁到今新疆和甘肃的“西州回鹘”和“甘州会鹘”各自发展，分别成为后世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主要先祖。这是民族分化形成新民族的典型事例。我国西北的“东乡族是14世纪后半叶，即元末到明初居住于东乡地区的回回人、蒙古人、汉人以及藏族人共同融合而成的。”而保安族则是“一些因某种原因聚集在一起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回回人等，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形成共同语言，具有了共同心理素质，最终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结果这是民族聚合形成新民族的典型事例。
6．国界被人为划定造成的多民族结构。这在现代非洲最为典型。现今非洲的绝大部分国界都是在19世纪末叶由欧洲列强任意划定的，是他们进行争夺和瓜分的结果。这种划分往往以经纬走向和几何图形为标准，而根本没有考虑既存的民族居住地域。“因而，许多原来统一的民族被分割到不同的政治疆域之内，而在同一疆域内又包含有众多被分割的民族成分。今天，只有在埃及、索马里、马达加斯加等国，民族构成比较单纯一些，其余国家的民族构成都很复杂。约有半数国家，在其境内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超过全国人口的50％；有些属于人口最多的民族，在全国人口中也只占20—50％左右。”
（二）国家类型与民族结构
国家类型是按一定标准划分的国家类别；标准不同，类别划分也不同。这里提出新的系统国家类型划分是没有必要的，但为论述民族结构，提出早期国家、帝国和现代国家还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三种类型的国家对民族的影响最为典型。
1．早期国家。对“早期国家”的解释是有分歧的。有的学者把它定义为：“一个刚分化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社会中调整社会关系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从非国家到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过渡0（9但大多数学者把它看作是与前国家社会组织不同的正式国家，只是因其初创，带有较多的原始痕迹而已。这种看法是合理的。早期国家常被称作“城邦”，意指“城市国家”（city—state），它由一个城市为中心联结周围一片不大的地域组成。这样的国家是有普遍性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和中国等最早的文明国家以及大部分古希腊国家都有这种特征。但严格说来，“城邦”还不能等同于“早期国家”。因为“早期国家”并不一定都是“城邦”的形式。比如斯巴达就没有中心城市，而是由五个村落结合而成；②我国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创建的“行国”也鲜少见到城市的影子，但它们都是正式的国家组织。所以城邦只能是早期国家的一种形式（或可称为主要形式），但不是它的全部。
早期国家具有如下特点，与之相应，其民族结构也有一些共同特点：
a．早期国家都是规模较小的国家，因而构成这种国家的民族一般都是血缘和文化相近的族体。小国寡民是早期国家的共同特点。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谈及这一点时说，无论是城邦的居民还是它的领土都应是“一目了然”的。这是亚里士多德理想中的邦国，但却又是当时希腊城邦规模的切实反映。“希腊最大的一些城邦比美国的许多州还小；有些城邦的面积只有几方英里。希腊最大的城市之一雅典，在它全盛的时期，也不过拥有大约三十几万的人口，其它的希腊城市人口很少有超过五万的，……”早期国家的较小规模根由于形成这种国家的前国家社会政治组织规模的较小（国家所出的部落、部落联盟和酋邦规模不可能是很大的），也根由于国家所处地理环境的局限和国家机器统治力的薄弱。正是由于早期国家规模的狭小，使得构成它的居民的民族城分不可能十分庞杂，它们只能是在这个狭小国家范围之内不多的族体。因而它们的血统和文化，包括语言和经济形式都只能是相近的，甚至是有亲属关系的。如希腊国家形成时期，尽管各个城邦内部的氏族部落名目繁多，但它们主要都由希腊系的爱奥尼亚（Lonic）族、伊奥里斯（Aeolian）族、多利安（Dotic）族构成。其它早期国家的民族成分构成也与此相类。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决定了早期国家的族体由血缘向地缘的转化只能是极为有限的，甚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氏族系统组织都是作为国家的不同社会单位安然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