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多族的既有社会现实决定了当代绝大多数民族都只能通过多民族国家这种既有的国家形式来完成自己自觉阶段的民族过程，或者说，走向自觉的民族通过与其他民族共建同一国家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已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为了满足民族过程的这种要求，必然需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来与之相适应，这些关系应具有三个特点：
1．国内各民族都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都可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民族结构上的“多元”是以各民族都作为“一元”的存在作为前提的，而各民族“一元”资格的确立又是以它们应有的平等地位作为条件的。
2．组成国家的各民族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一体性社会联系。这种联系或是建立于天然的地理单元，或是连接于长期的政治统一和经济生活的共生和互补，或是形成于现代化国家的高度社会化沟通。
3．组成国家的各个民族自觉认同于同一国家。共同的国家认同是多民族共为一体的精神保证，是多民族国家得以稳定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没有同一国家认同的“多元”是没有凝聚力的，即便具有一定程度的一体性社会联系也是不自觉的，因而也是不巩固的。
上述三点即是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所需的基本民族关系和民族一国家关系，或者说，平等的民族关系、共同的国家认同和一体性的社会联系是建立和谐稳定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实践证明，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解决，其立足点只能求诸于这些要素的建设。
（一）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定要素的一般形成
1．民族平等关系的形成。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数量上的“多元”是客观存在的，但没有平等的民族关系，国家的社会结构既不可能合理也不可能实现稳定。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把实现民族平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前提。所谓平等，主要是相对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主导和从属等民族不平等关系而言的。民族平等关系的形成也就是被压迫、被剥削以及从属的民族摆脱原有的地位获得自主地位的过程。由于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推翻有赖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严格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任何时代民族平等都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但看待民族平等应采取相对和历史主义和态度。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民族不平等是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和剥削同阶级压迫和剥削紧密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中，首先把“民族平等”写上了自己的旗帜。不能否认这种口号的虚伪性，因为正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肆意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在其国内也长期地实施种族歧视和压迫，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平等”毕竟是资产阶级首先提出的口号，资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同时，也不能不把“民族平等”逐渐推入其中。尤其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渐次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宣布了民族同化政策的放弃，这使这些国家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承认了各民族的平等，尽管这种平等还是被迫的、不彻底的。所以，虽然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平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不可能真正实现，但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已有了实现相对平等的可能，而且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确实推进了这种进程。当今的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不断遭到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致谴责正是这种进程的反映。承认相对民族平等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实现的可能是必要的，因为这既有现实存在的根据，也使和谐稳定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能够具有普遍意义。
2．各民族之间一体化社会联系的形成。造就民族间共为一体社会联系的因素大致有自然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三部分。自然因素主要指地理环境。在一定地域内，因山川、大漠、森林或海洋等屏障会自然构成一些地理单元，同一单元内的民族相对固着一处，使得它们在血缘上、文化上、政治和经济上相互溶汇，从而造就出这些民族的天然一体性。中国各民族的居住空间就具有这种地理特征。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讲：“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面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地理因素对社会联系一体性制约的历史愈久远，所发生的影响就愈大。愈是古老的国家，其疆界的自然斧凿痕迹愈明显，这与人类活动愈早愈受自然条件制约是一致的。近代以来，随着民族交往的增加和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们的社会联系愈来愈超越了自然条件制约，表现在国家疆界的划分上政治因素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于是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中，竟可以出现几何图形和以经纬线为走向的国家疆界。这种疆界的出现对原有的相邻民族间的社会联系一体性是一种破坏，同时又人为地对一些没有这种联系的民族硬性捏合，这对合理稳定民族格局的形成是不利的。
政治因素与国家民族结构的形成密切相关，而统一的国家政权，以及由这种政权施行的国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最直接地规定国内各民族的一体性。国家可以按照国家统一的原则合理地调节国内的民族布局；国家使它的国民按地区、按行业而不是按民族单位去从事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从而使国民处于一种自然的整体社会联系之中；国家可以推行或提倡一种语言、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文化传统。国家职能的完善程度、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以及国家施于民族的自觉政策都直接影响着国家范围内民族联系一体性的形成。一般来说，职能完整的程度愈高，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愈高，以及民族政策愈合理有效，也就愈有利于民族联系一体性的形成。政治统一是国家社会民族一体性形成的必要因素，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和社会化程度不高的古代社会甚至可以成为决定因素。我国古代农业地区的民族联系就主要是由政治因素来实现的。
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表现在民族关系上也是如此。从历史上来看，经济因素在建立民族之间的社会联系方面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我国历史上汉族和北方游牧族以“茶马互市”为代表的互补经济是古代经济连接民族关系的典型。游牧和农耕是我国古代民族依据自然地理条件从事的两种基本经济形式。但农业经济需要一定的牲畜作为劳动工具，一定的畜牧产品作为衣食来源；而游牧经济更需要农业产品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需要农业地区的手工业产品为其提供生产工具。因此通过互市和贡纳等手段，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产品不断输入农业地区，而农业民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和生产技术也不断输入游牧民族地区，从而使两者构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经济互补关系。所以尽管汉族和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战争频仍，但正常的和平交往又从未中断。而且，从另一角度看，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战争往往是在正常的经济交流不得实现的情况下发生的非常性交往，北方游牧民族的所谓“犯边”、“寇抄”，很多情况下即是正常交易中断以后迫于生计的强制经济行为。这也正是双方形成一体性联系的反向表现。西欧民族国家形成中商品经济对国内居民的连接是近代经济促进民族一体性联系的典型。早期封建社会层层封授的土地制度、错综复杂的宗主和从属关系，不但把西欧分割成一块块封建领地，也阻隔了各地民族间的联系。公元12世纪以后，西欧经济的繁盛使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道路与桥梁的修建，成长中的商业和市场将君主的统治扩展开来，使大范围的居民卷入到共同的经济生活中来，同时也将原有的民族碎片（部落、小的民族集团等）连接起来，为造就统一的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因素对国内民族一体性联系形成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可以看到，在消弭国内民族差异方面，最有力的是经济因素；在国内民族分离不得不发生时，最不容易断裂的也是经济联系。以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问题为例。强烈的民族意识使魁北克的独立倾向一直存在于加拿大政治生活领域，但至今未能实现，其中的主要原因即在于魁北克省与加拿大其他地区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系。1995年10月30日魁北克省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结果反对独立的联邦主义者以50．6％的票数胜出。虽然投票赞成独立的人占到了49．4％，但民意测验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真正希望脱离加拿大，而只是想同加拿大联邦达成某种协议。因为他们知道，魁北克如果独立，它将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失去每年由联邦政府提供的150多亿加元的补贴，失去由联邦政府提供的退休金和众多的就业机会等许多经济利益。所以即便是独立派的首领、魁北克省省长巴里根也一贯主张魁北克割断与加拿大的一切政治关系，而只维持经济关系。对于这种“离了婚，还要同居”的打算遭到联邦政府的反对是很自然的，而魁北克独立真要割断这种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经济联系也是十分困难的。所以现代社会维系国内各民族联系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只有建立在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基础上的民族关系才是最牢固的。
3．国家认同的建立。一般来说，“国家”有两种涵义：一种是由政权统辖的一定地域连同其上的人民。所谓“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即是此义。人们所说的“祖国”实际即指自己祖辈所居的地域和其上的人民。另一种是政权机构。恩格斯谈国家起源时所说的“公共权力机关”，一般的政治学说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即是此义。由此，国家认同也便有着两种指向：一种是对自己世代所居土地和人民的认同，一种是对统辖和管理自己的政权的认同。两种认同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对于前一种认同来说，每个民族对于自己世代生息的地域和同胞的认同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根本、发展的源泉。而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不同民族能否互相认同为一国同胞则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这些民族之间是否具有一体性社会联系，相互隔绝的民族是决无认同的可能的：二是这些民族是否具有国家意识。一个尚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自己与国家为何种关系的民族也决不可能与其他民族建立同一国家认同。于是根据这两个条件，上述建立一体性社会联系的过程也即是互相建立认同的过程；而国家意识的树立，一是需要民族自身认识的提高，二是需要作为政权的国家对国家意识的培育。这种培育既需要使它的各民族国民懂得国家的意义，也需要使它的国民了解到“我国”与“他国”的分野。
对于政权意义的国家认同和对于地域和人民的国家认同并不等同。人们可以永远忠诚于自己的祖国，也即自己所居的土地和其上的人民，但却可以不忠诚、或有条件地忠诚于自己的政权机关。作为政权机关的“国家”取得国民认同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这个国家由国内民族的代表所构成，二是这个国家的行为必须符合国内民族的利益。由于多民族国家中民族的多元，要取得国内所有民族的认同，从原则上讲，这个国家就必须由它的所有民族的代表所组成。但这在实际上很难完全做到。然而，尽量做到这一点，并从政策和其他国家行为上力争代表和维护国内民族的共同利益则是必需的。
一般情况下，对政权意义上的认同应同对国土和人民意义上的国家认同相统一。国家认同的当然表现便是爱国。爱国是一系列具体的心理和行为指向，它不但是对于作为祖国的国土和同胞，也应当对于代表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国家机关。完整的国家认同必然是包括这两种意义的。
（二）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定要素的自觉营造及民族自觉的满足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定要素的形成可以是一个自然过程，诸如民族平等关系的建立，一体性社会联系的实现和国家认同的统一都可以通过社会历史的推进而逐步完成。然而这些要素的建立更可以是一个自觉实现的过程。因为一国之内各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相互关系等都可以通过国家机制的作用表现出不同状况来。现代社会是国家职能不断完善、国家行为对社会生活渗透不断深入的社会，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国家制度和行为来自觉造就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与民族一国家关系。事实证明，能够促进这种关系形成的国家机制体现在相应的国家性质、国家形式和民族政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