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凭借各自的优势，三分天下，各有所归。“寻优”就是确定是否具备进入某市场的资格，是否具备继续存在于某市场的前景，说白了，“寻优”就是确定企业进入、发展的资格。
酒店服务分成面向顾客的“前台系统”和不面向顾客的“后台系统”，酒店的竞争发生在看得见的前台，也体现在看不见的后台。寻优是常规性的战略活动，从广义上来说，企业的一切活动都要“寻优”。
一日常的寻优
寻优大体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比较：寻长处、找短处；第二步学习：取人之长，提高自己；第三步用优势去竞争，再在比较中寻优。
日常的寻优，涉及企业的前台和后台、硬件和软件。硬件方面比如企业规模和综合实力寻优、技术和设备的综合寻优、企业团队的综合寻优、企业的环境因素寻优等，软件方面比如管理机制寻优、决策力和执行力寻优、创新等各种竞争潜力寻优、生产效率寻优、企业文化寻优等。
企业的寻优、学习每天都在进行。像通用电气那样的国际大公司，向丰田学会了资产管理，向摩托罗拉和联信学会了“六西格玛”，向思科和Trioloy学会了数字化，前任领袖韦尔奇非常重视“他山之石”，不断向其他著名的公司学习，追求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东西，掌握世界上的商业精华和管理才智。
企业的全部活动都要寻优，非特指的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寻优一般是指营销方面的寻优。
前台后台
价格有没有吸引力？它的制定有没有前瞻性、针对性？
投入有没有足够的压力，能否压制住对手？
产品的优势是否明显？这些优势是外在的形象，还是内在的品质？是否“表里如一”？
有没有品牌优势？若有，处于什么阵营，一线还是二线？处于什么区域，地区性、全国性还是全球性的？
（详见品牌的两值一面）
企业的营销队伍和渠道建设怎样？是否反映出公司的营销理念和管理水平？是否符合销售目标的要求？
市场的定位是否准确？是否符合目标群体的需求？它们的需求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竞争层面的选择是否恰当？竞争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能否应对？
购买和使用具备什么样的便利优势？必要的售后服务能否满足？
市场环境是否有利？哪些关系资源可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是否具备成本领先优势？若有，这种优势来自于什么，节能降耗、人力、区位、原材料供应还是技术突破？这些优势的稳定性、持续性怎样？
产品的研制和开发能力怎样？是处于技术领先的水平，还是处于跟风模仿的水准？
是否具备品牌和市场投入的可持续性？是只能维持品牌的现有规模，还是具备进一步扩张的潜力？
生产部门的质量标准是否能够达到竞争的要求？是否存在重大的隐患？这些质量安全隐患能否补救，需要多久？
企业的供应链健全吗？它们的创新和顺应时尚的能力怎样，足以不断推动企业产品创新吗？
企业内部文化怎样，是创新型、学习型、市场化的吗？是否团结向上、积极进取？
企业的硬件和软件（人才贮备）能够支持企业多大规模的发展？企业更新和扩张的能力有多大？
金融、政策环境怎样？在必要的时候，能否给予支援？
企业营销寻优示意图
敌强我弱的时候可以打游击战，旗鼓相当的时候可以打阵地战，强于对手的时候可以打消耗战，超强于对手的时候可以打围歼战。这些战术，都可以为寻优所用。同样，做市场的时候，也要经过寻优，我们才可以确定在市场竞争中如何存身、如何发展。
“让利不让市场”，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它的潜台词就是为了市场竞争，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拼价格、拼投入，不惜出让利润。这就是一种价格寻优、投入寻优。大家熟悉的各种工程“竞标”，企业背靠背地比质量、比技术、比垫款、比服务、比信誉、比报价，也是一种综合性实力的“寻优”。
二投资环境寻优
投资环境寻优的目的是方便经营、降低环境综合成本。通常情况下，国际投资有五种导向，即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低成本导向型、先进技术导向型、优惠政策导向型；两种环境评估方法，即“国别冷热比较法”和“多种环境因素分析法”。评估内容涉及非物质形态的软环境如政治稳定性、法律政策、劳工素质、管理水平、信息渠道营销网络、社会文化、东道国经济实力、市场国际化程度、政府办事效率、市场容量、社会文化、产业及行业情况、金融；物质条件构成的硬环境如自然资源、能源供应、基础设施等。
在进入某个国家时，应考虑政府法规的规范、政府对外企的态度、政局的稳定程度、文化教育状况、经济状况、人口状况、市场的竞争状况、劳动力的成本和可获得性、劳动力的劳动态度、科研和人才条件、生产成本、供应链的完整性、交通条件、能源状况、资金成本、国家发展战略、产生环境综合成本优势的可能性等。
在进入某个地区时，应考虑该地区企业的愿望、地区文化的吸引力、税收政策、气候条件、劳动力成本和可获得程度、工会的态度、公共设施使用的成本、该地区对环境的管制和保护、地方政府的倾向性、原材料供应的距离、与市场的贴近程度、所需服务商、供应商的配套程度、交通方式是否适宜货运、产生环境综合成本优势的现实性等。
在选定具体地址时，应考虑土地费用、初选位置的可伸缩性、建设费用、水、电等生产的配套性、治安和生活环境、环保问题等。
以上的37个环境因素仅供参考，还要以比分或等级的方式进行量化比较，具体到某个行业的特殊性（如军工、核电），还要考虑一些特殊的因素。
我国的特区和开发区机制是营造局部良好环境的一大创新。自1984年首创以来，现在已经遍地开花。各地都在努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投资环境，创造安全、卫生、舒适的人居环境，使当地的投资环境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在各地招商优惠政策和区域条件方面，蝉联百强县（市）之首的昆山，更是投资环境优化的典范。昆山东靠上海，西邻苏州，贴近大都市，信息、技术、融资、市场、人才环境绝佳。交通便利，气候宜人，地势平坦，人文荟萃。接近中部省份，劳动力低廉而又供应充分。另外还出台有优惠的招商政策（下面附有曾经的招商政策摘要）。昆山开发区在全国十大开发区的投资环境评价中曾名列综合第一。至2003年底，全市累计获批55个国家投资项目，获得世界500强投资项目31个，已开工企业1490家。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大量进入，使昆山形成了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为主的支柱产业。2006年，全市GDP高达932亿元。昆山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高密度地区和投资高回报地区之一。
案例15动人心旌的昆山政策
出口加工区政策区内实行“境内关外”政策，即“四不、四免、一保、一退”。“四不”：一是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二是海关不实行《登记手册》管理；三是国家对加工区内加工产品不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四是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不实行进出口配额、许可证件管理。“四免”：一是生产所需进境的机器、设备、模具及其维修用零配件，予以免税；二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进境的机器、设备和建设生产厂房、仓储设施所需进境的基建物资，予以免税；三是企业和行政管理机构进境的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予以免税；四是区内企业加工的制成品及其在加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余料、残次品、废品等销往境外的，免征出口关税。“一保”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进境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件及消耗材料，予以全额保税。“一退”为从区外进入加工区的货物视同出口，可办理出口退税。
税赋政策外商注册在昆山开发区的生产性企业，所得税率为15%。企业经营期在10年（含10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前2年免征，后3年减半征收。产品出口型企业在规定的减免所得税期满后，当年产品出口比例超过70%的，减半征收，减半后税率低于10%，按10%征收；先进技术企业在规定的减免所得税期满后，可延长3年减半期，减半后税率低于10%，按10%征收。外资企业用分得的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且经营不少于5年的，则退还已纳所得税的40%；如再投资于出口型企业或先进技术型企业的则全额退还。外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可享受退税优惠。外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外资企业50%的技术开发费可抵扣当年度的应纳所得税额。
土地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有偿用地原则。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二是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三是租赁现有企业土地使用权。四是使用集体存量建设用地。
人才政策实行“广吸引、低门槛、给机会、奖股权”的人才政策，外资企业引进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紧缺专业的大学专科毕业生和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直接免费落户昆山，企业需要的各类人才均可办理人才绿卡，进行人才柔性流动。
案例16国家战略下的中国3G
国家战略也是投资的软环境之一。
2007年10月国际电信联盟（ITU）批准WiMAX为全球标准之一，至此，国际电信联盟（ITU）批准了四大3G标准：WCDMA、CDMA2000、“中国标准”TDSCDMA（简称TD）和WiMAX，中国发放3G牌照的时机已经临近。
通过发放3G移动业务牌照，扶持自主创新的TD产业，优化运营商竞争格局，促进竞争格局的平衡，这是中国对3G发展的宏观战略。按照这个战略，经信息产业部认可，三大3G标准WCDMA、CDMA2000和“中国标准”TDSCDMA已经成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由于中国希望自主创新的TDSCDMA无线宽带技术被全球采用，有专家担心，WiMAX会使用和TDSCDMA一样的频率，将与中国的3G标准TDSCDMA在海外竞争TDD频段，加上WiMAX已在某些地区商用，又有英特尔等国际巨头支持，在产业化上已经走得远比TDSCDMA成功，TDSCDMA要想在其他国家发展，很可能会面临没有频率资源的困境。在批准WiMAX的世界通信大会上，中国投了反对票，因此在目前的中国无线市场，WiMAX只能是补充。
面向中国3G未来的竞争格局，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中国移动将发展TDSCDMA，联通和网通合并发展WCDMA，中国电信发展CDMA2000。就我国几大电信运营商来说，中国移动是经验最丰富、运营最好的移动运营商，国家让它发展TD，对TD标准来说是一个福音。
当然，3G运营的成功必然是整个3G产业链的同时成功，上游依赖于设备制造商（如华为、朗讯等）提供设备，下游依赖于内容提供商提供丰富多彩的内容。网络运营商不可能够依靠自己把这些做完。由于三大3G标准不同，它们的网络建设以及市场发展情况也不同，设备制造商的选择余地较多，但同时也要根据自身资源、能力以及外界环境的制约，有选择地决定生产何种标准的网络设备。内容提供商也会作出不同的市场定位，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设备制造商和内容提供商的加入，使竞争格局更加复杂。面向未来的3G竞争，将不仅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联盟与企业联盟之间的竞争。
三时机寻优
数学领域有一组无穷尽的神奇数字——菲波纳奇数列，它们是：1、2、3、5、8、13、21、34……从第三个数字起，后一个数字永远是前两个数字的和。科学研究发现，凡是间隔周期到达这个数字组合中的某一个数字时，往往会出现历史性重复或发生某种大的变化，科学家将之称为黄金周期“时间之窗”，简称“时窗”。这个数字组合在时间周期上有重要的作用，被运用到股市和汇市的技术分析理论（如波浪理论、江恩理论）中，用来预测价格趋势出现拐点的时间，即变盘的时间。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用它形容出现新变化、新机遇的时刻，时间之窗的含义延伸了，也简单了，成了新时机的代名词。
“在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情”，营销也有“时窗”现象。我们所说的“时窗”就是营销出击恰逢其时、恰到好处的代称。
摩托罗拉的崛起就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保罗·高尔文创业之初，致力于车载无线电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摩托”的英文原意是汽车的引擎，罗拉是汽车收音机发出的动听声音。40年代初，摩托罗拉研制开发出通信兵使用的第一台手持双向对讲机，第一部便携式调频双向电台即背负式步话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摩托罗拉的发明成为战场上最重要的通讯设备，军需的大采购，促进了摩托罗拉的快速成长。战争前的1940年，摩托罗拉的销售额还不足1000万美元，雇员不到1000人，战争后的1950年销售猛增到近18亿，雇员也增加到近万人。
日本经济的复苏和松下的崛起得益于朝鲜战争和美国的冷战政策。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争的废墟中艰难地复苏，重新创业的松下电器，每月的销售额只有几千万。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日本作为冷战的同盟加以扶持，军需采购使让日本人一筹莫展的存货很快售罄。松下电器在1950年的六个月里就获得包括干电池、蓄电池、通讯机械、电灯泡等总额达4亿元的采购。这种大采购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后，促使松下的营业额在那一时期直线上升。
中国经济的转型，创造了无数的发展机遇。20世纪80年代，为了建立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迎接香港的回归，造就了深圳拔地而起的神话；在“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鼓舞下，“万元户”纷纷涌现；以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契机，内地掀起前所未有的创业激情，大批有识之士纷纷“下海”；90年代的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低成本扩张，催生出诸如海尔、华润等航母级的企业集团。自1993年12月到2004年5月，华润啤酒先后兼并了19家地方企业，包括早期的四大国啤之一的四川“蓝剑”，一跃成为中国啤酒前三强。
互联网业的“咸鱼翻身”借助了电信增值业务、广告、游戏、银行便捷支付等的提携。许多人对20世纪90年代末的“网络泡沫”记忆犹新，到处有人提着口袋，求着网络精英们烧钱，股市逢网必涨。因找不到合适的赢利模式，随后90%以上的网站倒闭，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几种中国网络概念股几乎到了退市的边缘。以手机短信为代表的电信增值服务、银行便捷支付等的出现，挽救了困境中的互联网业。空中网的发展最能说明时机的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