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积雪的街面，哑哥手舞足蹈地与我亲切“交谈”起来。我没学过哑语，但和哑哥一起长大，幼时常在一起玩耍，他那不规范的哑语我还是能听懂的，我们之间有种独特的情感交流方式。
他咿咿呀呀地做了个戴眼镜的手势，我懂他的意思，他说他姑妈，也就是我母亲，很喜欢他，常给他钱花，能买吃的。
他双手握成筒状，发出“呜”地一声，又摸摸自己的胸口，我懂他的意思，他说心里一直想念我，曾想坐火车去遥远的山西看望我。
我频频点头，欣慰地笑着。
我一向不怀疑哑哥的智商，甚至想象假如他不哑，也能有上学的机会，说不准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
我的思绪正漂弋于回忆的心河，哑哥又扯着我的胳膊咿呀起来，他双目眺望着远方，两手比比划划。我懂他的意思，让我跟他一起去外婆的柳树湾。我也比比划划，那手势告诉他，今天有事，改日一定去。他顿时敛去脸上的笑容，失望地直跺脚，闪现出哀求的神色。我实在无法抗拒这虔诚的邀请，挽着他走上了白雪皑皑的堤埂。
小河里浑黄的瘦水寂寞地流淌着，堤上枯柳瑟索，荒草萋迷，只有鳞次栉比的小楼昭示着外婆湾的变迁，而那慈祥的外婆，拐着粽子脚搀扶过我和哑哥的老外婆，却早已长眠于堤下的坟冢中，不由得想起儿时的往事。
“外婆，表哥怎么长这么大不会讲话呢？”
“唉，他生下八个月就有病，没钱求医买药，请了个老奶奶用针尖挑舌头，谁知挑成了哑巴了！”外婆叹了口气，“你小时候也让那个老奶奶挑过，得亏老天保佑，没挑成哑巴，还这么能说会道。”
当时我一阵惊悸，懵懵懂懂地觉得，造化弄人，人的命运原本只差在毫厘之间。从此对哑哥更多了几分同情和怜悯。
外婆在世时，哑哥的日子还是蛮温馨的。虽说舅父有五个儿女，因为哑哥排行老大，我和哑哥是最得宠的。记得每年栽秧时，外婆珍藏的咸鸭蛋只悄悄地分给我和哑哥；夏夜在堤埂上纳凉，外公细瓷茶壶里的冰糖水，也只肯让我和哑哥喝几口。外婆常说：“哑巴神得很，田里活计也做得精，可是哪一天我们老的都去了，哑巴就作孽了！”哑哥的确“神”，看见天空闪电或是别人放爆竹，他就用双手捂住耳朵，按说十聋九哑呀！更奇的是，家庭成员甚至我家人的姓名，他都能用笔写出来，谁教他的呢？他还会打扑克、玩麻将，且赢多输少；公社化那年代，他会为少记了几分工掰着手指头找队长讨回公道。最令人感动的是，一次太丰圩破了，他竟敢跳进漩流拼着性命堵缺口……
不一会儿外婆湾到了，我收回思绪，随哑哥走进了那间久违的老屋。这些年上代人相继过世后，表妹出嫁，三个表弟婚后都迁入新居，这老屋便由哑哥独守着，像守护着一段尘封的历史。哑哥至今孑然一身，不知他是否有过爱情？只见这布满蛛网的破壁上孤零零地挂着我和哑哥的合影，他见我注视着那像框，连忙用衣袖拭去玻璃上的灰尘。他的卧室寒冷而幽暗，一如阴森的冰窖。他启开木箱让我看，几乎没装几件衣服；他拍拍小铁筒，几乎没有半斤锅巴一块饼干；他掏出破皮夹，只装了几毛钱。然而他拿出一封残联印制的慰问信，竟惬意地笑了。这笑声倒使我的眼睛潮湿了。
我懂了，哑哥，我能读懂你的心。岁月的风霜虽然染白了你坚硬的头发，犁深了你沟壑般的皱纹，虽然你一生清贫，但你不会在意世人的赞美和指责，在无声的世界里，你始终流恋着也曾有过的花样年华。
我可怜的哑哥啊，祝福你来生过得完美些。但愿有来生。
（原载《芜湖日报》）
未名，我梦中的芳草地
叶集，这个皖西乃至全国久负盛名的重镇，是个很容易产生梦想的地方。
我无数次在梦中与它相逢，那是因为这里有我大学的同窗文友姜兴云君。他从史河岸边走进淝滨，后又蹀躞大西北，回到故乡便一直沉迷于缪斯的襟怀，用自己坎坷的人生之旅演绎着当代诗歌的狂想，终于在这片肥沃的芳草地上结出了《心雨》《眷恋》两枚硕果。从他身上，我不仅感受到皖西汉子豪爽、达观的精神气质，并且使未名故里的历史人文渊薮具象化了。
于是，我依稀窥见时空深处的一片文化风景。80年前，由鲁迅先生发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现代文学团体“未名社”，成员为鲁迅、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6人。其后，叶集人张目寒、赵赤萍及王冶秋、李何林、王菁士等都曾一度参加过未名社的文学活动。或许是上苍的特别眷顾，“未名社”成员中的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都是叶集人，且都毕业于叶集的明强小学，世称“未名四杰”。这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迹。
“未名”，当初的涵义是“还未想定名目”的意思。其时鲁迅正为北京北新书局编辑专收译文的《未名丛刊》，遂以“未名”为社名，丛刊改归该社发行。后该社又编辑出版《未名新集》，专收社员创作。未名社主办的《莽原》周刊，1925年4月24日创刊，由鲁迅主编，附载于北京《京报》，出至第32期休刊；1926年1月10日，改为半月刊出版，由该社直接发行，先后由鲁迅、韦素园主编，出至第48期停刊。1928年1月10日《未名》半月刊创刊，李霁野等编辑，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社发行，1930年4月30日出到24期停刊。
未名社活动以译介外国文学为主，兼及文学创作。翻译的作品以俄国、北欧、英国文学居多，着力介绍苏联文学。1928年4月，曾被北洋军阀政府以“X机关”罪名一度查封。鲁迅评价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且介亭杂文末编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介绍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E.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介绍了望蔼覃（F.VanEeden），介绍了爱伦堡（I.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第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未名四杰”的命运虽亦各异，成就和影响不尽相同，但在同一个集镇、同一所小学，同期走出这样一批重量级的学者、作家、教育家，又同时聚集在鲁迅麾下，且勿论他们对引进世界进步文学和中外文学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单是这种全国罕见的地域文化现象，就足以令叶集人、皖西人和安徽人感到自豪！
“未名四杰”都有着浓重的故乡情结，始终感恩这方滋育过他们的热土，他们的作品中无不萦绕着挥之不去的故乡情怀。令人欣慰的是，作为“未名四杰”故乡叶集的后裔和晚辈，代有各路精英独领风骚，更有一批痴迷文学的情种，虔诚地传承叶集的文脉，他们没有辜负这块文学沃土和先贤的期望，循着未名诸君子的奋进轨迹，力图再创叶集文学艺术的新辉煌，《未名文艺》就是他们在新时代托举的新旗幡。
我相信，未名，是我梦中的芳草地，也是无数文学人梦中的芳草地。在这块芳草地上，必将生长出茵茵芳草，绽放出美艳奇葩。
2006年11月20日于芜湖春江楼
（原载《皖西日报》《未名文艺》）
“赤壁”与“于湖”
国产电影大片《赤壁》还在热映，即将跻身东京国际电影节，人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三国周郎赤壁”究竟在哪里？芜湖内外不少人长期以来都误以为“于湖”是芜湖的别名，还有个与芜湖有特别渊源的自号“于湖居士”的状元郎张孝祥，错愕之中多有是非曲折。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两件文字公案放在一起说一说，其实我只是查阅、比对了一些相关资料，算是一点学习心得吧。
“赤壁”，因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曾大书特书“赤壁之战”，便成了知名度极高的一个古战场。那么赤壁究竟在哪里？回答当然是在湖北无疑。可是湖北就有五处赤壁：蒲圻赤壁（今赤壁市），黄州赤壁，武昌赤壁，汉阳赤壁，汉川赤壁。那么真正的三国赤壁古战场在哪儿呢？具体位置众说纷纭，谁都称自己为正宗“赤壁”，谁都想抢注，长时间争执不休。为什么都认为自己是“赤壁”呢？因为这五处赤壁几乎都有陡峭的、赤色的岩壁，而蒲圻赤壁和黄州赤壁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好在当下已有定论，蒲圻赤壁才是“三国赤壁”——当年周瑜火烧曹操20万水军之地。黄州赤壁则是杜牧笔下《赤壁》与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幽思怀古之地，应属骚人墨客地理知识匮乏或一时疏忽而造成的失误。
先错在晚唐诗人杜牧，这小杜在黄冈（古黄州）写了首绝句：“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诗人显然是把城外的赤鼻矶视为古战场而写的。这一错影响了北宋大学士苏东坡，苏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时，也误以为黄州赤鼻矶为赤壁，在这里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词，苏词写道：“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而谁都知道这里根本不是真正的三国赤壁古战场，因为赤鼻矶的地理位置既不在樊江上游，又不在大江之南，与史书所载不符。那么，史书是怎么记载的呢？
赤壁应在湖北蒲圻县西北。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中写道：“那个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元和郡县图志》亦称：“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胡三省著的《资治通鉴》也主此说。我也认为此说较为可信，一因《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生活的年代与赤壁之战的年代较接近，且更早些时候的《荆州记》也有与《元和郡县图志》相同的记载；二因蒲圻的赤壁陆续有大批器物被发掘出来，从而证实了这里是真正的古战场。
如今，“赤壁”之争已有分晓：蒲圻赤壁被抢先认定为正统的赤壁古战场，被称为“三国赤壁”，也称“武赤壁”。黄州赤壁地处古城黄州西北汉川门外，因苏东坡写了前后《赤壁赋》而名为“东坡赤壁”，也称“文赤壁”。
湖北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一个是群雄逐鹿的三国年代，一场硝烟烽火的战争奠定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的“武赤壁”；一个是在重儒崇文的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笔下“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文赤壁”。文武两赤壁，相得益彰，各呈其妙。（参阅资料据中国古代历史长廊历史沙龙；华夏经纬网资料。均无作者署名，应属公共文化资源。）
由此我想到我们芜湖也有类似的因古代文人出错至今留下悬疑的文字公案。
先附带说一下“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和“中江”等几个概念不清的提法。其实初中地理上就讲清楚了：长江自源头到宜昌为上游，宜昌到江西湖口这一段为中游，湖口至吴凇口出海处为下游。我们芜湖应理直气壮地称“地处长江下游”，不能含糊不清地说什么“地处长江中下游”。由此便衍生出有人误认为中江就是长江流经芜湖域内的这一段。（芜湖古曾属楚，长江这一段称楚江不错。）还有“芜湖坐落在长江南岸”这句话也不太确切，鸠江区辖下的裕溪口就在长江北岸，你准备从市域版图上放弃那个煤码头？确切地讲，芜湖应该是个滨江城市，当然文学语言说它是“江南名城”、“滨江明珠”都没错，因为他的主要版图在江南。直到上世纪90年代某些不确的提法仍屡见官方文书，现在基本上搞对了，但仍难在民间达成共识。再说中江，《书禹贡导江》说：“（芜湖）东为中江，入于海。”汉以后有多种解释，《汉书地理志》释中江乃指芜湖东经江苏通太湖之一水，原是长江之水自青弋江入口，流经鸠兹古邑黄池，汇水阳江、固城湖、胥溪河诸水，经高淳、东坝、溧阳，穿茅山至宜兴注入太湖，再出淞江，汇入东海，是一条全长近八百里的古老水道。它虽历经沧海桑田不复存在，但绝不是长江流经芜湖的这一段的别名。好在国家已列项，重修芜申大运河，相信重现中江秀色为期非远。
话题回到“于湖”。我主要是想澄清于湖是否芜湖别名？张孝祥是如何因地名之误而误号“于湖居士”的？当我们已从历史典籍中悉知古人之误，能否效赤壁之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再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据《通考》记载：“晋武帝平吴太康二年，分置宣城郡，移丹阳郡于建业，领县十一：建康、江宁、丹阳、于湖、芜湖、永世、溧阳、江乘、句容、湖熟、秣陵。”当时，芜湖与于湖是两个并立的县。据民国八年《芜湖县志地理志》考证：“于湖之地，系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阳县，立本吴督农校尉治，与芜湖同隶丹阳郡。至晋末，芜湖并入襄垣。襄垣令与于湖又同隶淮南郡。宋志（《南北朝宋》）谓：‘当涂令晋成帝立，与浚道俱立为侨县。晋末分于湖为境。繁昌县令本属襄城，晋乱，襄城郡以此县属淮南，割于湖为境。又成帝初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后宋孝武大明六年，以淮南郡并宣城，从宣城郡，治于湖。是于湖，始则分自丹阳，继则割于当涂，又割于繁昌，侨寄于淮南、宣城，其分析源流，皆见于史，而与芜湖、襄垣总无涉也”。一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废郡，并襄垣、于湖、樊昌（注：即繁昌）入当涂”，“自是，于湖、襄垣并缺（《隋书》）。可见，自西晋，至隋朝初年，于湖是先与芜湖、后与襄垣并存的两个行政区域。这段记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于湖和芜湖原本是两地，于湖实乃芜湖因讹而得的别名。
那么，后来怎么就搞错了呢？因为到了唐朝，李世民下诏命重修《晋书》，由于仓促成书，且编撰者只用南齐臧荣绪《晋书》作为蓝本，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没有充分利用和认真加以考核，造成不少问题，把于湖当成了芜湖。自此，竟谬种流传，于湖逐渐误成了芜湖的一个别名。但其影响仅限于地方史志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温庭筠的《湖阴词并序》。作为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著名诗人，他因断句之误，在史志之后、为文之先，第一个把芜湖误为湖阴，成为文学作品中将芜湖误为于湖的始作俑者。《晋书明帝记》载：“太宁二年六月，王敦将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这是史志之误，把芜湖当成了于湖，所以温庭筠在《湖阴词并序》中说：“王敦举兵至湖阴，明帝微行，视其营伍……”他不仅把芜湖当成了于湖，还把于湖误为湖阴，他这一错，酿成了一件文字公案，后世文人如苏辙、张耒、吕本中、洪亮吉等都曾写过《湖阴曲》之类的考辨诗篇，北宋诗人蔡襄、郭祥正都用过“芜阴”、“湖阴”。北宋诗人张耒的《于湖曲有序》曾正面指出温诗之误，他说：“按《晋地志》（记）：有于湖而无湖阴。本纪云：‘敦屯于湖’，又曰‘帝至于湖，阴察营垒而去’。顷予游芜湖，问父老‘湖阴’所在，皆莫之知也。然则‘帝至于湖’当断为句，乃作《于湖曲》以遗之，使正其是非云”。可见张耒虽然指出温庭筠断句之误，但还是依《晋书明帝记》错把芜湖当于湖了，正所谓万错皆因一根——南齐臧荣绪编的《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