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东笔下的所有这些，都不仅是“烟花三月，草长莺飞”“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江南，不仅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南，不仅是凝固在古典诗词中标本式的江南，而是作家极为熟稔、悉心观取、亟须一咏三叹、倾吐衷肠的江南。旭东认为，“江南”不一定要囿于泥古的地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范畴和精神指向，是以太湖文化为中心的包括扬州文化、徽州文化、金陵文化在内的山水文化。为叙述的方便亦求素材的新颖计，他“有意避开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江南三大名楼、水乡六大名镇，甚至十里秦淮、名岳黄山。他并不奢望统摄江南万物和世态万象，惟求从情思万种到神思万端，以文学的表意，对相关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梳理、“将零编碎简，断瓦残碑装订成新的史册”，试图用当代的人文情怀与文明理念，筑造一条通往古代的时光隧道，去拾掇“唐风宋雨”散落在江南大地上的诗页，去聆听先贤们遗留在江南小镇上的跫音，去寻访屹立在江南深处的古牌坊、古渡口、阡陌古巷以及至今仍发出清脆回音的千年石板桥，从而开掘山水之间的历史意蕴。可贵的是，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江南古迹，旭东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还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考证、比对、勾连，如南陵、陵阳、春谷、秋浦、五松山之地名的隶属和沿革，屈原赋《哀郢》的流放地，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啄黍”和“跨马”的辩析，都是很有学说价值的。至于“他（文天祥）铿锵吟唱，为日后的采石大地留下了一种心情叫感动；他仰天长啸，为日后的采石天空涂抹了一种颜色叫美丽；他忧愁的面容，为日后的采石山崖增添了一种内容叫厚重；他飘拂的鬓发，为日后的采石江水增添了一种景色叫壮观。”“文化的多少体现了景点的含金量，更体现了旅游的魅力；自然风光再美再靓丽，也不过是景点的外表，文化却是景点的内涵。缺乏文化的景点尽管构筑得再壮观，充其量也只是自然界一个小品罢了。南陵大地不是缺少文化，缺少的是开发者的眼光。如一代江左名姝小乔墓园就无人问津任其废弃，就连东吴名将黄盖墓地也在近20年埋没进时代的风尘中，还有李白寓居的寨脚村默默地空对青山垂泪，杜牧《南陵道中》的江楼也任其淹没在岁月的江涛里……”之类的抒情和议论则更是妙语连珠、比比皆是。
我一向认为，建构大散文的写手，要的是主体意识的强健，人格力量的坚韧，要有雄视古今的胸襟怀抱、透彻的感悟和深刻的洞见，有上品襟抱、上品学问，才会有上品文章。《江南访古》总的架构是葡萄串式的散点聚焦，以点辐射，点面结合，结构严整，浑然天成。其构思大体遵循这一规律：以人文山水为背景，以精神漫游为灵魂，或上下五千年，或纵横八万里，或两相交织，于微观中透视宏观，在宏观中细察微观，访古与体验相伴，感悟与思考交融，视野开阔，笔酣墨饱，终于成就了一部荡气回肠的佳作。《江南访古》从技术层面而言，绘景若画，状物如生，叙述从容练达，抒情浓丽激越，喻理缜密圆通，议论犀利透彻，文风奔放浩曼，吐纳自如，文势恢宏雄浑与婉约细腻的精雕细镂巧妙融合而不见斧凿之痕。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2007年1月16日大雪纷飞时成稿于春江楼
（原载《芜湖日报》）
新写实主义的绚丽之花
胡旭东的中短篇小说集《焚烧的冬天》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的窠臼，以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杂糅着现代先锋派小说的艺术技巧，真实地再现芸芸众生原生态的生存景观，昭示出作家对理想人生的呼唤，在精神诉求、文体操作、审美取向上凸显了“新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无疑是江淮文坛的可喜收获。
上世纪90年代前后，以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塔铺》、叶兆言的《艳歌》、刘恒的《伏羲伏羲》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虽然仍以写实为主要利器，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既有别于“现代主义”，又善于吸收“现代派”各种流派的艺术长处，富于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之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浸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并减褪了伪现实主义的浅薄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追求一种更为丰厚博大的文学境界。胡旭东此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正好契合了“新写实”这股涌动的浪潮。他悉心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场景，以寻常百姓的生存状态为描写对象，以重建故事性来适应当下读者的欣赏习惯，放弃对所谓“存在本质”的形而上的思考，直接书写小人物偶然的原生态生活，反映他们在无可奈何的选择中呈现出来的自身本质。我一直认为，小说要写得好看，必须具备几个要素：深刻隽永的思想内涵，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的细节描写，快捷流畅的叙事节奏，个性化语言符码的运用，否则将失去读者。胡旭东深知，要使自己的小说写得好看，就必须探索新的路径。果然，《焚烧的冬天》给我们以全新的品读意趣，无怪乎书中作品发出后备受全国一些知名纯文学期刊和广大读者青睐。
以平民姿态书写小人物的尴尬人生是旭东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本书结纳的24篇小说中没有显赫的大人物，也没有“高大全”式的大英雄，只是一些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芸芸众生，小说惟求表现他们平凡人生中的惶惑、困苦、不确定性、边缘意识以及自我失重的社会心理情状，演绎他们生存的艰辛与悲剧式的挣扎。通过人物纷纭复杂的心灵历程，透视外部的大千世界，透视历史的积淀，传统的负荷，人生的轨迹和社会演进的总趋势。《已过桃花烂漫季节》铺叙了小城当代青年桃、春、妍世俗的爱情悲剧；《岁月》编织了基层供销社下岗女工阮子静、和菊、帅兰、李华兰等一干女性围绕一个空缺的会计岗位出演的一场人生悲喜剧；《桃花雪》通过“我”的亲历讲叙了基层选举一波三折的官场小闹剧；《二十四颗红豆》则通过柳渡镇镇长盛永清的爱情经历，揭示了社会惯性的“潜规则”对人性中真善美情愫的摧残和虐杀。小说中虽不见刀光剑影，却把身处底层小人物无所适从的尴尬境遇刻画得精彩纷呈。
近乎自然主义的写真实录是旭东小说的又一个特点。“以零度感情中止判断”，乃新写实小说遵奉的创作信条。新写实主义主张作家退出作品，取消作家对笔下人物的道德评判，消解崇高与卑微的区别，要求作家不仅与人物保持距离，甚至还语言以固有本色，从而确保生活形态的真正还原。《天上有个太阳》状写十店铺苏来宝夫妻开的烟酒小店从失窃到破案的全过程，通过小人物的“性饥渴”烛照出受低层次俚俗文明包裹的“草民”自私、卑微、贪婪的微妙心理；《水中有个月亮》则把蓬莲村鲶胡子与窝嫂因私通而仇杀的故事讲叙得引人入胜、娓娓动听；《远山》中豹子、婆姨、珠子和大灰狼联袂表演的那场“为了一张没有外伤的狼皮褥子”的恶作剧，虽然充满了血腥味，却让人读出一种人性复苏、良知复萌的宗教意味。而《焚烧的冬天》则让“父亲”“儿子”“老牯牛”共同留下了“泛着血光的日子”的悲惨记忆，渲染了生命诞生时的壮烈，透发出一种悲凉的原罪意识。胡旭东就是这样把凝重的笔触嵌入“原生态”的灰色人生中，在以江南为背景的山村和水乡铺陈出“一声叹息”似的生活图景，从而寄寓着改善老百姓生存环境的热望。
借鉴、整合“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是旭东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文体的技术操作水准而言，我注意到旭东小说技艺的刻意求新思变：自身直感的介入，“非典型化”的运用，注重生命体验、张扬人性之光，消弭文本“意义”、加大文化含量，语言平实风趣，设计独特的叙述方式，追求反讽效果等等，使他的这个集子比之小说处女集《日子》题材更为广阔，内涵更为厚重，技巧更为娴熟。特别是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三篇小说写得格外出彩，《独鹰嘴祭》以凄怆、惨烈的原色为英勇的“校官”和忠诚的“士兵”造像，这里的“金砖首饰盒”和《腥雨血阳》中的“紫竹玉箫”以及《九龙戏日壶》中的“玉壶”，题目和道具本身就富涵象征意蕴，通过细节的“功能放大”，使一件平常的物事更具有象征意味和美学效应。尤其可贵的是，面对一个史诗性的大题材，胡旭东能以独特的视角举重若轻、另辟蹊径，并汲取先锋派意识流的自由运思逻辑，使他的新写实小说赋有现代艺术的较高品位。
（原载《芜湖日报》）
先锋派小说的实验性操作
先锋派小说上世纪80年代独步文坛以后，标示出当代小说在探索中精神气质的变化。马原对于叙述的自觉探索，残雪以非现实的意象冷静地展示"恶"和"暴力"的能力，都成为先锋小说在中国最初的形态。先锋小说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叙述，他们关心的只是故事的“形式”，即如何以文本形式处理这一故事，怎样把故事写得好看。这种写作始终是一股实验性的文学潮流。韩步华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十人孩》，亦有着鲜明的先锋小说文体实验的意味。
韩步华的名字本埠读者并不陌生，他的散文、随笔、评论、新闻作品常见报端，若不留意外地刊物和文学网站，人们不易发现，其实他的小说写得更出彩。不过读《十人孩》要细细地品，不品则读不出其中的妙处来。
韩步华特别看重小说的虚构性，他在《十人孩自序》中说：“虚构是小说的天然要求，也是小说家的天职。……虚构能力是检验小说家创作才情和艺术品位的试金石。”他主张小说要“通过精致的描写，复原想象中的场景和细节；运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制造一些离奇故事；为了塑造自己喜爱的形象，大胆地颠覆现实。”于是他将叙事本身作为审美对象，运用虚构、想象、变形、夸张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试图背离传统小说竭力营造和现实世界对应的“真实”幻象的实现途径。在形式革新的基础上，题材取向上则表现出与传统背离的、对于性、死亡、暴力等主题的关注，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个性化的艺术追求。这无疑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了韩氏小说的独特存在。
我一直认为，小说要写得好看，必须具备几个要素：深刻隽永的思想内涵，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的细节描写，快捷流畅的叙事节奏，个性化语言符码的运用，否则将失去读者。韩步华深知，要使自己的小说写得好看，适合当下读者的胃口，就必须探索新的路径，甚至要反叛传统套路。这种创作理念和作品本身，决定了他先锋派小说的基本定位。
相对其他流派而言，先锋派写作方式更灵活，叙述的自由度更大，形式更新颖，表达的内容更多元化，风格更趋向于个化。通观这6个中篇，作者的主观意念是要挑战极限，把人物和情节都推上风口浪尖，刻意制造激烈冲突，从而产生戏剧效果。《小红》讲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南国的故事。洗头屋16岁的少女小红沦落风尘后染上性病，小说中的“我”面对这样一个和自己女儿同龄且长相酷似的姑娘，不是出于色欲趋动和任何邪念，挚诚帮她治愈隐疾并苦心劝导她走“正路”。故事司空见惯，结局却出人意料，借助技术操作上意识流手法的运用，随着情节的推进，不断闪回，小红和女儿的影像始终交相叠印，这就使一个很俗艳的故事涵蕴了触及人伦、人性、人道主义关怀的深刻主题。这是在挑战道德极限。《父亲》中的“父亲”是一个英雄、硬汉的造形，他“对生命的理解有一种战争式的粗暴”，但他在淮海战役遭遇战中险象环生的传奇经历，对那场共和国诞生前决定命运的战争之惨烈的描述，确使读者“在血色汪洋深处”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漂动的影子”——“我”的“父亲”。这是在挑战生命极限。《母亲》中的“母亲”是个可亲可爱的“民间政治家”，为了满足虚荣心和权力欲望，不断怂恿儿媳王素琴在官场往上爬，结果酿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家庭悲喜剧。这是在挑战权力极限。《弟弟》看似荒诞、迷乱，却把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苦难人生演绎得悲情万状，令人感受到造化弄人、生命无常的凄凉。这是在挑战顽症极限。《二狗子》精彩地叙述了一个处于弱势群体的浪荡青年南方“淘金”的奇遇，于荒诞中窥见污秽的暗角，寄寓着构建和谐社会的渴望。这是在挑战命运极限。《十人孩》由“我”的梦境展现了蛮荒、蒙昧时代远古人类处于“人之初”状态的原始欲望和生存图景，有坚贞的爱情，血腥的争斗，勇敢的牺牲，是对人性原生态的探究和叩问。这是在挑战时空极限。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的人物、故事、结构固然是关键，最难驾驭的却是语言，特别是叙述语言。好的小说，语言必须点石成金，化朽为奇，生动有趣，连连博彩。《十人孩》的语言特色是反讽、讥诮、幽默、诙谐，精炼而有张力，这才把6个故事讲述得引人入胜，也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
2006年10月30日于春江楼
（原载《芜湖日报》）
柳拂桥的文化言说
当下的散文创作真可谓繁花满眼、摇曳多姿，主要特征是由宏大叙事转向关注个体生存境遇的真实书写，转向天地万物的描摩状写，转向庸常生活的话语抒情，即平民写作、学者写作、日常写作、应景写作的常见样式。就文体品格、美学品格而言，便有草根散文、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新生代散文等风格各异的品类，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柳拂桥新近出版的《求败的心情》乃属文化散文一族。
一切文学作品都应是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的载体，散文则更应比较集中地体现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文化思潮和文化走势。文化修养是作品品位的试金石。散文作者若不能像海绵式的吸纳文化知识，就不可能在作品中倾吐出思想的火花，心浮气躁、率而操觚，只能孽生文化稀薄、思想苍白的平庸之作。柳拂桥的文化情结始自少年，他数十年如一日，贪婪地藏书、读书，且注重精读经典，厚积薄发，故能出手不凡。令人惊愕的是，他竟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大的精力、那么好的记性、耐性用于读和写。他在法院担当一份繁杂的本职工作，还要给央视策划或撰写一些法制类节目；他不仅是某网站的版主，还精心开设了图文并茂、影响颇大的网易、新浪、法律博客。如今音像、读图已成时尚，阅读不再单纯仰赖语义和文字符号，听觉信息、视觉图画也成了求知和欣赏的主要对象，故柳拂桥颇费心力的网络文学同样很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