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南湖区区委书记孔繁林守口如瓶，但是他升任长洲市委副书记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南湖区区长常小刚也是最先知道消息的几个人之一，得知这一消息后，他高兴的程度不亚于孔繁林。
南湖区是江城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因位于清泉湖的南岸而得名。在江城市，南湖区可谓“大哥大”，各项工作均走在全市的前列。
孔繁林政绩突出，提拔在情理之中。作为孔繁林的搭档，常小刚认为，南湖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他这个区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为很多具体工作都是他这个区长去组织实施的，孔繁林高升后，区委书记这把交椅由他继任亦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果然不出所料，一个多月后，孔繁林任长洲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虽然不是先前传说的长洲市委副书记，但常委组织部长也是副厅级，是管官的官，也是大权在握。
在孔繁林走马上任的当天，受市委的委托，江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江涛（部长杨忠诚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到南湖区宣布了江城市委的决定：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常小刚主持南湖区的全面工作。
肥头圆脑、一身富态的常小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心想，再有几个月就要开党代会了，届时凭着自己的政绩和才能，还有经济学硕士的头衔，及从师著名经济学家的光环，当选书记应是稳操胜券，非我莫属，想到这里他心里甜滋滋的。
也许常小刚的想法是有些天真的。自古官场如战场，谁不想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呢。
其实，在江城盯着南湖区委书记宝座的人还是不少的。其中比较有竞争力的有江城市财政局局长谢红名，财大气粗又懂经济；建设局局长李大为，熟悉城市规划建设，他若当书记对南湖区乃至整个江城市的发展十分有利；共青团江城市委书记高升，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研究生，年轻有为，又是“团派”人物，颇有优势；还有临江县县长张建平，经验丰富，有驾驭全面工作的能力。但按惯例，一般主持工作的都是有意识安排接班的首要人选，只要不出意外，常小刚接任南湖区委书记应该是十拿九稳的。
尽管如此，有竞争力的几位人选还是在暗中较劲。人生难得几回搏嘛，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也不是不可能的。陈胜吴广起义不是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么。抱着这种理念，收钱和送钱都是把老手的谢红名，以要到省财政厅跑钱为名，把刚从团市委调任局办公室主任的何春华叫来。
“小何，明天你到财务那里给我提50万元现金出来，我有急用。”
“好的。”初来乍到，何春华似乎还有点胆怯，点头哈腰地答道。刚转身，觉得数额这么大，有必要问个明白：
“谢局长，这么大的数额怎样操作？”
“你怎么这么笨，讲去财政厅办事不就行了嘛。”
“到时怎么出账？”
“你真是个书呆子，不会找点理由到外面开几张发票来冲销。”谢红名有点不耐烦了。
“开假发票，到时纪检监察部门来查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多‘怎么办’，往省城跑钱跑项目送点钱送点礼，是‘国际惯例’，莫讲纪检监察，就是检察院也不敢查，一查就会涉及到上面。惹怒了上头，以后我们市再到上面找钱找项目就难了，这个责任谁来负，他们敢负吗？”何春华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你不要看他们牛，他们的人事权是市委管的，财权是政府管的，他们敢得罪市委市政府？”何春华茅塞顿开。
谢红名拿出一包“中华”牌香烟，抽出一支，放进嘴里，然后又抽出一支，丢给何春华，何春华接过烟后连忙起身掏出打火机恭恭敬敬地给谢红名点上。
“小何啊，你刚来财政局不懂得往上跑钱的门道，以后要多注意学习啊。”谢红名背靠着大班椅，跷起二郎腿，以教训的口吻说道。
“是，是，以后还请局长多多赐教，多多指点。”
看到何春华毕恭毕敬的样子，谢红名来了兴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道：
“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吧。其实，我们省原来那个主要领导是个有本事的人，从中央找回了不少钱。他被查处后，牵涉到中央×部门，引起了不小震动，部长也下了台。后来我们省主管项目的领导再到这个部门跑项目要钱，你猜结果怎样？”谢红名弹了一下烟灰，故卖关子。
“我怎么猜得着。”何春华不假思索地答道。
“中央那个部门的一个司长打开办公室的门、窗帘、窗户，然后故意大声地喊道：‘处长们过来呀，××省的领导来啦，大家一起过来听汇报啊。’其实以往去汇报，这个有实权的司长都是单独接见的，个中原因还用说吗，人少可以谈条件，谈好处，给红包，人多了谈好处收红包，找死啊！”
“后来呢？”何春华饶有兴趣地问。
“还用问，项目自然泡汤啦。”谢红名用一种近乎埋怨的口吻说。
“为什么泡汤你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涉世不深的何春华脱口而出。
“后来这个司长和别人喝酒喝多了才道出真谛：全国三十多个省区直辖市，少收你一两个‘惹是生非’的省区市的好处无所谓得很，免得吃不了兜着走。”
何春华听得津津有味，这时谢红名的手机响了。“好啦，没工夫和你说了，记住，明天给我把事情办好了。”说罢匆匆走出办公室。
第二天，何春华写了一张借条，经谢红名签字后从财务处借出50万元现金，然后把钱交给谢红名。过了一个多星期，何春华去找人开了几张房屋修缮、车辆修理、办公用品、会议费、接待餐费、礼品等假发票，经谢红名大笔一挥签上“同意”二字，然后拿到财务核销了。天真的何春华还真的以为谢红名是拿去财政厅办事，其实它已变成谢红名跑官的“运动”费了。
套钱是门艺术，送钱更是门学问。如果不了解情况，盲目行事，遇到一个“黑包公”，或者时机把握得不好，或者有闲人在场，搞不好可能会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适得其反，成为反面教材。
谁都知道，要登上南湖区委书记的宝座，江城市委书记张为民可是关键的关键。然而，要敲开张为民这扇深奥莫测的大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张为民原是从北京插队到宾州市的知识青年，血气方刚的他，凭着一股革命热情来到宾州，被安排到龙头山林场当了一名伐木工人。在那个讲出身讲成分的70年代，根正苗红出身好、工作踏实肯干的他，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不久被任命为林场场长。改革开放之初文凭热盛行，只要有文凭就可以当官，于是他脱颖而出，先后当过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卫生厅党组副书记，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略显花白的头发，折射出他饱经风霜的阅历；额头上因时常眉头紧锁而产生的两道深深的皱纹，让人觉得城府很深，难以捉摸；不苟言笑的瘦削的长方形脸上总给人一种严谨稳健的感觉。他以清正廉洁著称，曾有过当面训斥送红包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
那是张为民担任宾州市常务副市长时发生的事。
省首届“卫生文明杯”评比活动文件下发后，宾州市委十分重视，市委书记批示此项工作由分管文教卫的常务副市长张为民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孟遥牵头，召集有关部门进行落实，务必争取拿到名次，以提高宾州的知名度，为宾州的旅游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为民和孟遥召集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最后决定，该项工作具体由市卫生局的爱国运动卫生委员会办公室和宣传部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负责，还专门成立了以卫生局长彭小明为组长的创建办公室。
为了推动该项工作的开展，喜欢别出心裁的彭小明针对宾州市区存在的脏、乱、差现象，提出了在最热闹的十字街头建一座豪华公厕的方案，以达到以点带面、提高市民卫生意识之目的，得到了孟遥的极力赞同。为了抓好落实，把理想变成现实，作为分管财政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张为民在彭小明送来的拨款报告上签了“同意”二字。
公厕建成后，彭小明专门请有“宾州书法家”之称的张为民题了“宾州第一所”几个金光耀眼的大字。由于“宾州第一所”按三星级宾馆来配置，如同别墅一般屹立街头，路人无不为之侧目，成为宾州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称赞有开拓精神者有之，谩骂劳民伤财者有之，一时成为宾州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话题。称赞者认为，这一举措可以唤起全体市民讲卫生的意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批评者则认为，没有必要花几十万元巨资来搞这种“形象工程”，将这笔钱为贫困山区盖一所希望小学该有多好。
为了增加轰动效应，孟遥指示彭小明精心策划了一个剪彩仪式。
剪彩的当天，宾州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宾州日报》、《临江资讯》等新闻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公厕前挂起了烘托气氛的红灯笼，铺上了红地毯，震耳欲聋的迎宾曲响彻云霄。当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孟遥、常务副市长张为民等贵宾，西装革履，系着红领带，胸前戴着如同新郎新娘佩戴的鲜花出现在剪彩仪式上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在剪彩仪式上，孟遥和张为民等几位领导挥动着银色的剪刀，随着“咔嚓”几声响过，标志着“宾州第一所”正式对外开放。孟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不愧是宣传部长，三句话不离本行，认为“宾州第一所”的建成是讲学习讲政治的重要体现，对宾州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旅游产业的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宾州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重大举措。由于市文工团、中、小学生以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厕所门前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出精心设计的文艺节目，吸引了很多驻足观望的群众。一时间，把整个公厕围得水泄不通，交通警察也不得不出来维护秩序。
剪彩仪式完毕，已时至中午，自然要庆贺一番。彭小明在宾州大酒店安排了几桌丰盛的午宴，张为民、孟遥、彭小明、“爱卫办”和“社精办”主任等坐在一间豪华大包厢。酒酣耳热之际，彭小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市领导每人10000元、其他嘉宾每人8000元的红包进行发放。当彭小明把胀鼓鼓的红包递到张为民胸前时，只见张为民把脸一沉，厉声说道：
“彭局长，不就是剪个彩吗，干吗搞这种铜腐的东西？”
“张市长（只要不是市长在场，从来不会有人在副市长面前加一个副字），剪彩发红包，是‘中国特色’，何必这么客气。”彭小明解释道。
“小彭啊，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比厕所还臭啊！”张为民训斥道。
“张市长，这就算是对您题的‘宾州第一所’的润笔吧。”彭小明灵机一动，马上转移话题。
“我的那几个字有这么值钱？在厕所上随便画几个字也收钱，传出去我会遗臭万年！”看到张为民动怒了，彭小明只得把红包收起来。孟遥伸出去的手，也不得不缩了回来。
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孟遥急忙为彭小明解围：“张市长，请息怒，小明同志也是出于对领导的尊重嘛，就别责怪他了。来、来、来，咱们还是继续喝酒吧。”
这顿饭自然不欢而散，孟遥更是一肚子怨气。本来剪彩活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趁机收个红包，因为宣传部长管的都是些务虚的东西，范围又窄，平时难得有收红包的机会，谁知被张为民这一搅，到手的红包自然就黄了，心里十分不快。“社精办”和“爱卫办”主任更是无权无职的闲差，很少尝到收红包的滋味，本来想过一下收红包的瘾，结果就这样泡汤了，真有点终身遗憾的感觉，心中在暗暗骂娘。在中国，送红包的习俗由来已久，本来逢年过节送上十块八块钱的红包，图的是个吉利，岂知这种习俗在商品经济时代逐步延伸至公务政务活动中，其内容也变了味儿，谋职晋级、买官、承揽工程，甚至“剿灭政敌”也离不开这一套，形成了一种具有所谓中国特色的“红包文化”。张为民当面痛斥红包的事一时传遍四方八里，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年廉政建设一等奖的殊荣。
但是，从此张为民在宾州却遭到了排挤，有的说他是假正经，有的说他不合群。别的领导吃饭也不愿邀其前往，有什么项目开工剪彩对他更是“见而远之”。尤其是在换届的节骨眼上，有人更是告他的“御状”，说他平庸无能，工作没有魄力，没有政绩，劳民伤财，指使彭小明搞“花架子”工程，花几十万元建“宾州第一所”，还亲自题了字，令人贻笑大方，成为笑柄，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告状的不是别人，正是孟遥。其实做人也是他，做鬼也是他，当时力主建“宾州第一所”的就是他。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这个“不合官场时令”的张为民赶走。由于告状信上附有“宾州第一所”的照片，张为民题的几个字十分醒目，真乃铁证如山，本来是宾州市长热门人选的张为民被挤走了，孟遥取而代之，登上了有实权的常务副市长的宝座。这就是宾州官场的“厕所门”事件，也成了张为民官场上的滑铁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