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又是一份情报，从金坛交通站转来。交通员急速从金坛城赶到戴巷，李钊急命茅山湖西保安司令部通讯员把情报转到旅部，王直接到情报后交给罗、廖首长。
情报很简单，
日军在金坛城增兵，又闻薛埠日军也在增兵，并扬言南下，目标不明，望首长注意敌之动向。
11月27日
罗、廖看着这张小纸条，双眉紧皱，沉思起来。
“王科长，”罗忠毅转身关照王直，“张其昌报告完后，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宣布今日会议结束，代表们回驻地休息，还有……”他沉思了一下，“不要说明原因，待旅部研究后再作打算。”
“是！”王直转身返回大祠堂。
罗、廖二人径直来到村东司令部，两人走上二楼的转角马楼处，坐定后，细细分析起来。
“廖司令，又来了一份情报，来得不是时候，我们的会议还没完，四十八团整训还在进行……你看这情报和上两次来的情报差不多，日寇到底要干什么？我们的部署肯定要调整，日寇不会给我们时间与空间的……”
廖海涛神色冷峻，虎眉紧锁，点了点头：“对，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我们不能指望塘马一直处在平静之中，日寇是不会让我们安静地搞部队建设的，我们转移两次，敌人都没来，而这份情报又来得太迟，也不详细，而且是从一般的交通站转来。我们既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但也要仔细分析，切莫再上敌人的当。”
“我看先派人去瓦屋山、天王寺、薛埠一带去侦察一下，这样会更有针对性。”
“好！”
“我们的参谋人太少，张开荆又迟迟不来。”罗忠毅叹了一口气，然后叫警卫员，通知参谋张业迅速赶到司令部。
张业来到后，罗、廖二人把情报交给张业，然后命张业派人迅速侦察敌情，把侦察到的情况迅速传回旅部。
大祠堂会议匆匆结束，许多代表有些不解，满腹狐疑地回到各自的住所。
廖海涛从大祠堂出来，向设在村中刘正兴家的政治部走去。
又见杨氏的茶室了，杨氏在老虎灶下用勺子舀水，又见那竖着的篮球架，那是供旅部举行体育运动会所用，平时机关人员和旅部特务连的战士在晚饭前也来此打打球，但今天这里不见人影，只有一只黄猫俯伏着，发出“喵呜”的叫声。刘家祠堂山墙赫然而立，墙面的斑驳使眼前的画面有一种丰富的层次感，那马头墙挺直的线条十分刚劲，屋脊上黑黑的龙头向着天空，张着嘴承受着天上的雨水，雨点不大，细细的，没有满足他们的口欲，却把他们的头洗涤得闪闪发亮，那三进房屋的山墙爬满了丝瓜藤，叶子凋落已尽，但藤儿却顽强地依贴着墙，上面缀满了表皮脱落、网状内质外露、黄黑错杂的丝瓜，在寒风中摇晃着、摇晃着。
炊烟袅袅、谷香阵阵，刘正兴家的大门敞开着。
廖海涛见政治部的其他同志不在，估计晚饭前他们相聚在一起，做片刻的闲谈去了。
他的思绪又飞扬起来。
“敌人究竟要干什么呢？从大的形式看，敌人北进企图已不明显，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有南下的意图，但不管北进还是南下，他们都要抽调兵力用到其他战场，这样我们发展武装力量就有了新的契机。实际上，下半年来敌人在茅山一带没有采取过大的军事行动，这样也使我们有时间在塘马展开整训。但战争的残酷性告诉我们这种平静只可能是暂时的，我们在给军部的报告中，已指出。但问题是什么时间以及什么方式来结束这宁静，这是难以预料的，敌人也许是真的要发动进攻以配合东部的清乡，进而借机打击一下抗日的力量，然后迅速抽兵他调，或者敌人不过是放烟雾弹，迷惑我们，让我们不对他们采取军事活动，以逞‘以进为退的妙计’。
“如果是前者，敌人有可能是针对我们，因为我们是抗日的中坚力量，但也有可能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在苏南的兵力有一万多人，且配有足够弹药和重型武器。国民党没有公开投降，如果日寇抽兵他调，国民党的军队毕竟还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威胁，这一点日本人不是不清楚。
“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国民党而言，他们是求之不得的，他们躲在郎广山区，进退有余，可以打着抗日的旗号高枕无忧地睡觉做美梦。于我们则不然，如果我们为其所惑，忙于转移，则中了敌人的疲兵之计，如果不为所动，则难保不测，倘若敌人突然改变计划，后果不堪设想，兵家在谋划上不能存在着任何的侥幸呀！
“看来只有等侦察员回来再说，回来后再根据侦查的情况作出判断。”
廖海涛的妻子李英来了。一周没有在一起了，她想擀一些面条。廖海涛见此，并没有像往日一样阻止，他从来都和战士们或者和旅政治部的同志一道用餐，偶尔李英要为他做一点饭菜，他都会虎眉一竖：“新四军官兵一致，不能特殊化。”这几日看到廖海涛为了整训，处理罗福佑事件，召开财经会议和地方武装会议常常工作至深夜，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肤色又黑又黄，有时还咳嗽不止。她再也忍不住了，把生活费中节约下来的一元钱拿来给廖海涛买了一些面粉，准备为他做两碗面条。
她做好了准备，不管廖海涛如何发火，她都要坚持，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了。
她惴惴不安地来到二楼，见廖海涛在桌前沉思，桌上还堆放着他写的许多文稿，她知道其中就有起草了几个晚上的给军部的那份报告。
廖海涛看见了她，也看见了她拎着的面粉和手中的擀面杖。但出乎李英的意料，他用略带嘶哑的声音说：“李英啊！你多擀些面，今天晚上我想吃，另外政治部也有一些同志……”
李英既高兴又感到为难：“海涛，就这么多了，我是单独为你做的。”
“那再买一些吧。”
“好吧。”李英笑了笑，放下手中的面粉、山芋粉和擀面杖，转身走下楼。
李英下楼去了，廖海涛望着她愈来愈窄的背影，内心是如此的沉重。李英是他第三个妻子，看到她的背影，他便会想起张菊秀与张招巴以及他那三个孩子。
他无法平静下来，双脚在楼板上交替移动着，楼板发出咚咚的响声，脑海翻涌各种思绪。
“张菊秀与母亲江细妹、儿子廖顺文于1935年农历五月为国民党保安十四团团副李佩琼所捉。母被枪杀，儿被溺死，菊秀放出后被改嫁到中都，忧郁而死。
“张招巴和我在1936年结合，生有一子，名为明权，可惜夭折，后又怀有一孩子，为了抗战，只得分别。临别前，我送给她一把左轮手枪，并说：‘在你即将分娩时，我又要离开你。形势所需，没有国就没有家。别难过，别流泪。这把手枪就让它留在你的身边，必要时做自卫之用。对于所怀的孩子，如果是男孩，取名为明朗；如果是女孩，取名为明娥。’招巴哭了……前年在军部教导大队学习，我托人到家乡打听，据闻生下的是女孩，那该叫明娥了吧！可惜回来的同志说，母女又被国民党所捕，生死不明，大约是遇害了。我泪水不断而下，我只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私仇放于一边。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们母女俩，如果我的女儿明娥还在，那该和塘马村五岁的小孩差不多大了。可是，我的女儿，我的妻子，她们究竟在何处，在不在人间？我想念你们，难道你们真的遭了国民党的毒手了？我的女儿，我还没有见过你，你像我吗？你知道爸爸十分思念着你们呀！但愿那位同志带回来的音信是错误的，企盼上苍照顾你们俩，抗战胜利后我们有相聚的一天……”
“情报来过两次，我们都转移了，结果呢？他们没来，是他们知道我们转移了没来，还是故作姿态，还是施放烟雾弹。我们做过调查，我们情报站的工作人员没有问题，今天情报又来了，和上次差不多。如果从有备无患来看，我们应该转移。可从实际情形看，敌集中优势兵力要进攻我们，我们忙于转移，如果西去与四十六团会合，这就要穿过宁杭公路，这条公路已被日军封锁，并且前天四十六团来电，敌已向四十六团进攻，四十六团已撤移至白马桥，距日军天王寺据点较近。一千五百多人且大多是非战斗人员，移动必然是缓慢的，集中行动的目标大，穿越宁杭公路，必然会被敌人发现，我军在运动中与占绝对优势的日军部队作战，全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如果南下就要经过顽军四十师防区，我十六旅不久前刚在黄金山与之交战，且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已宣布新四军为‘叛军’，配合日军消灭我们，他们肯定会做的。如果北上，离日军金坛、天王寺、薛埠等据点就更近了，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如果东进，有条长荡湖挡道，即使有船渡过到太滆地区去，说实在，当初十六旅就因太滆地区难以立脚，打不开局面，才从那转移到塘马地区。如果今天收到的敌人要大举进攻的情报早点来，还可采取分时分批分散转移的办法。现在距敌通常可能发起进攻的时间（即拂晓）只有几个小时了，如果分时分批分散转移，不仅各分队走不了多远，易被日军赶上，现有的五百多人作战分队也必然要分散配署，还易被日军各个歼灭。
“既然马上转移不行，最佳方案就是暂时不转移，等待侦察员获取敌人出动时的情报。如果日军进攻我塘马企图显露，驻塘马北面的四十七团二营两个连（约二百多作战人员）可阻击敌人，迟滞敌人行动；驻白马桥的四十六团（两个营约六百多作战人员）可翼侧攻击敌人，牵制敌人行动；驻塘马附近地域部队（约五百多作战人员），还可利用塘马附近地域的既设阵地抗击牵制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主力被我作战部队牵制，党政机关人员向西越过宁杭公路，向溧水方向转移的安全性会更可靠一点。”
廖海涛推开窗户，天色渐渐变黑了。村中间那几间房屋灰乎乎的，已是湿漉漉的了，那香椿树的叶子早已凋落，上面挂着的几只丝瓜在风中不断地飘荡，如铃铛一般有节奏地摆动。
“上一次转移下来后，部分士兵与干部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军情岂能不认真加以对待呀！在敌强我弱、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岂能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