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看到了城市里大面积的平房改造要拆掉的大片大片的棚户区，正是当年我住过的那种篱笆灯。想不到我的感受竟是那么强烈，外部刺激和内心积存的东西相呼应，勾起了对过去住平房的回忆，结合长期以来对城市和城市人的思考，找到了一个使自己迷恋的故事……这就是《人气》。
居住肴近百万城市最底层居民的一个个平房区，像一摊摊膏药贴在城市的各个部位上。你不揭它，虽然难看，有时还会难受，由于时间太长了大家就都能忍受，见怪不怪的也都能看得下去。一旦揭下这一帖帖的老裔药，便露出了发炎、发黑、肿胀变形，甚至还在流脓流血的地方。一片片几万、几十万平方米的平房，住着人的时候再难看也还是房子，一旦人搬走，偌大的一片住宅区立刻就不再像房子了……这让我无比惊奇：到底是房子护着人，还是人护着房子？
明明是人需要遮风蔽雨才搭建了这些篱笆灯，可是人气一散，房子不拆自毁，变成一个个巨大而阴森的垃圾场。这似乎是在证明，人需要房子，但房子更需要人。
人气，人气。我们在生活中，能一场场地度过许多灾难，原来是靠镑礴的人气在支撑。恰恰正是棚户区这些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勇气和韧劲儿让我感动，让我看到了最普通人的生命的壮阔和悲怆。
就在那一刻，我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激情，给自己的小说定名为《人气》。
《人气》，是一种生命的旋律。
我想写一部属于现实、属于生活的小说。实实在在地写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有真切可感的情节，有别于当下流行的软性小说。倘若虚虚乎乎地编织一些男人和女人的流行故事，恐怕撑不起这样的题材。
这就需以诚恳的态度进入生活，我自己首先要被说服。写作需要想像力，也需要判断力，先要能看得见自己的思想。假如你有思想，并能賦予思想以血肉。
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有这样的厚重：有底层群众的至苦至乐，也有各类官员和商人的命运冲撞。他们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强大之处，像普通人一样会想些只厲于自己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同时还有相当多的人相当困难地干着自己应该干的事情。现代人并非如民谣中所挖苦的那般消极和不可救药。
然而，现实又有其职忽不定和难以捉摸的一面，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人眼里会看到不同的现实，得出相反的结论。有时还很容易被迷惑，把事实看歪了，看浅了，甚或看不懂。因此我也写了一些自己不理解和不能接受的人物，就像现实生活本身。你既然生活其中，就很难回避一些问题，看明白了要活着，一时看不明白也还得要活着。
现实不像历史那么善恶分明，却有一份切己的意蕴。
于是在小说完成后我郑重声明：《人气》是一部纯虚构小说。我写的是人物，而不是生活中的某个人。无论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有着怎样的缺点乃至罪过，无论他们比生活中的人更坏或更好，他们都是我的创造，骨血和肌肉都是我给的。
小说中的空间是主观的，尽管看起来很像现实的世界，其实它只是作家想象的舞台。
我一向是同情现实的，从不推卸自己对现实的责任。很高兴现实的包容性也在增大，没有腰斩《人气》，让对它有兴趣的人读到了它。我也由衷地对现实生活说声谢谢，谢谢它赐给我创作长篇小说的缘分。
我一直认为，长篇小说不是想写就能写得出来的，是不能靠硬憋而写长篇的。一个作家能否写出长篇小说，能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命中注定的，是命运或者说是生活的恩赐，向他提供了这种缘分。
《人气》是如此，我的另外几部长篇也莫不如此。从触发灵感得到创作启示，直至最后小说完稿，仿佛都得自于一种命运般的机缘。所以，我写长篇从来不强迫自己，有这份缘，写起来顺畅自如，整个过程是一种享受。没有这份缘，便不强求。
面对收割在我为出版《蒋子龙文集》整理自己的作品时，突然感到我正面对着的是一次人生的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欠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文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后来能成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軎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上来了。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关心它的文学。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像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就连我本人也觉得不可思议，翻幵不久前出版的《蒋子龙文集》，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气氛。
一九八三年第一次出三卷本选集，在签名售书前做准备。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文学？还是文学拖累了我？
这就是我以及文学无法脱离的时代。
说来也怪，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像狗一样在追赶着我我稍有懈怠，后面又响起了狂吠声，只好站起来又跑。没完没了地争议，竟增强了我对自己小说的自信心，知道了笔墨的分量，对文学有了敬意。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在创作上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当一个人经常被激怒、被批评的刺激，他的风格自然就偏于沉重和强硬，色彩过浓。经历过被批判的孤独，更觉活出了味道，写出了味道。我的文学结构并非子虚乌有的东西，它向现实提供了另一种形式。
当然，我也获得过许多奖励。其实批评和奖励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它最大的功能是督促我去追求一种更强有力的叙事方法。
无论读者怎样评价我的作品，它都是我的别传，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投影。我唯一能说的是对得住自己的责任和真诚。经历了争争斗斗，七批八判，如同庄稼经历了自然界的干旱、雨涝、风沙、霜冻、冰雹，仍然有所收获，仍然保留了一份坦诚，一份自然，人格文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了几分欣慰。
艺术说到底，还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面对自己，发现这十几年来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写得积极严肃，快而多，我的大部分短篇和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阶段写的。写了以《开拓者》、《拜年》为代表的一批工业社会领导层里的人物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年轻人。往往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某些人批不胜批。这个时期我的情感以忧、思、愤为主，文学的责仟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命。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驭文学。
自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文学不应该以题材划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这个时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了。冲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我的文学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
―这个阶段对我是至关紧要的。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我想人的所谓的县花一现（像晏花那样烈烈轰轰、辉煌灿烂地一现也很了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自一九九〇年以后，我不再跟文学较劲，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被文学所驾驭。超脱批判，悟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觉正在接近文学的成熟期，进入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做得差不多了。
这次收割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进行的，它只占了我很少的一点精力，并不影响正常的耕作。况且，收割后的土地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舂种秋收，乐此不疲。
小说自选集前言编自选集我很难回避《乔厂长上任记》，它好像成了我的一个标记，不选它等于不承认这种事实。反而显得不自然，不诚实，似乎想要回避什么。除此之外短篇小说还选了《阴阳交接》、《净火》和《大周天》，共四篇。再加上四部中篇小说，可谓四平八稳，基本上代表了我的中短篇小说的二00—年秋天|和著名作家莫言（左二、舒婷（左一）、孙德全（右一参加四川江由的李白文化节。
创作面貌，包括不同的题材和风格。
比如《阴阳交接》，想表达一种死的幽默。我用这篇小说发明了一个词：死道主义。人死如虎，死者为大，于是死就有了魅力，有了力量。古人有修死不修生的说法，会生不如会死，生得好不如死得好。死还可以给活着的人留下许多空间，让活人可以吃死人，可以利用死人整活人……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留在阳间的争斗也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和整法。所谓一死百了，哪有那么容易？了不了，死道大有可为。周围的人可以利用一个人的死大做文章，一波三折，唱念作打，一把鼻涕一把泪，各有巧妙不同。据说包拯有一个阴阳枕，躺上去可以自由地来往于阴阳两界，各种治丧委员会（或组就是这样的阴阳枕。不过并不情愿，有时甚至苦不堪言。
《长发男儿》有纪实性，小说中采用了国宝级的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先生的真实姓名。这是因为我若杜撰一个像她这样的女武生，没有人会相信，小说将失去应有的感染力。有时生活的真实性和离奇性要比作家所能够虚构的有意思十倍，天才人物的本身就是历史和社会的天才创造，任何杜撰在这样的创造面前都会显得虚假和拙劣。因此许多表现名人生活的艺术作品，都采用真名实姓的传记方式。我实实在在地端出裴艳玲先生的大名，首先是让人们相信现实生活中确有这么一个人物，然后才能对她发生兴趣。何况她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称得上是主人公的人，有非常独特的吸引力，我的想象无非是让她由舞台的中心成为小说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的中心。
（燕赵悲歌》是一部很普通的小说，发表几年后却成了中国一个著名村庄的宿命。一些介绍这个村庄兴衰的刊物和书箱大量引用《燕赵悲歌》里的话，好像是这部小说提前预见了这个村庄的命运。这让我惊诧不已，有时甚至怀疑自己的文字里真有这样的神秘性？或许中国的文字确有某种为人所不知的神秘性……因此我的自选集里不能不收进这部作品，它在我的创作生涯里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收审记》是我的饥饿综合症系列中的一部。现代人的饥饿有多少种，实在很难说清：精神饥饿、人性饥饿、情感饥饿、皮肤饥饿、消费饥饿、土饿、洋饿、不饥不饱和半饥半饱的饿、什么都不想吃的饿……种种私欲、色欲、贪婪、仇恨、嫉妒、误解、恐惧，构成了现代人的饥饿综合症天下有各式各样的关于寻亲的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个美国烟草商人和一位中国姑娘相爱，二战又把他们分开，以后便再也没有见面。他们的儿子长大后，长相像美国人，却只会说中国话，他要跨国界地去寻找早已去世的父亲，就不是简单地认亲了……这就是《寻父大流水》，其中还流着被夹裹在出国潮、发财梦中的各色人等的意识和境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