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特是这样解释的：现代社会里文人艺术家们精神不健康者明显减少，原因是他们都变得很现实，不再像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同行们那样为理想而奋斗，因此就少了许多苦闷和烦恼。又岂止是文人，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也同样变得很实际了，难得再有发神经病的。他们现在比较普遍的病是因养尊处优而过于肥胖。
天才的疯子或疯狂的天才越来越少，对于人类社会不知是幸耶？悲耶？
—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台湾的作家协会理事长程国强先生，为从大陆来的作家访问团举行欢迎酒会。主人先致辞，几句热诚的友好的礼节性的又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讲完了，话锋一转，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再过几天就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今晚我们要大唱抗战歌曲。
紧跟着一位小姐离座，大厅里立刻激荡起高亢、悲怆的《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歌声。
众人情绪为之一振，心底升起一股诚恳的激情。相互间的隔膜、拘谨和生疏感渐渐消失了，找到了一种心契和神会。
大家都熟悉的抗战歌曲继续唱下去，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火爆。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记忆，使大家亲近了。
按照老套路，这种欢迎宴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客客气气的应酬，从礼节上说大家不能不见面，同时每个人心里又都明白，见面后有许多话题要回避。不敏感、不用回避的话题只剩下一个：谈文学。在这种时候文学往往是做作的，莫非一见面就谈文学，一握手就抓创作，把艺术当下酒菜？使作家们处于一种卡夫卡所说的违反自然的状态，像变了质的动物。感谢那抗战歌声，使大家一下子有了生气，有了豪气，精神上也放松了一一艺术原本就有一条妙用，让人放松。
只有放松了，作家们的相聚才变得真诚而有意味。
在另一次酒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司马中原端着酒杯站起来了，一身中式蓝布裤褂，一排紧密的疙瘩襻系得严严整整，精神烁烁：日本是什么东西我难道还不知道吗？分裂了还不是得认日本做干妈，李登辉如果把台湾大卸八块，我们不管就不是人……西装挺括，风度优雅的萧飒接过话头，一个叫麦盘得的英国人，曾把西藏比喻成中国的后门，把台湾比喻成中国的前门。我们一个门都不能丢，更不能让它成了别人的门！他们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识，受到众人的击节赞赏，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有人这样挖苦（也许是恭维1艺术家：他们经常是激烈的（偏澂的）或具有破坏性的轻率的和急躁的。我却以为，现在的有些艺术家正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激烈，哪怕是偏激，而变得太过聪明、讲究实惠、工于心计、八面玲珑，表面上四平八稳谁也不得罪，暗地里拨弄是非、拉帮结伙。魯迅不激烈吗？不偏激吗？然而那是多么冷静的激烈，多么深刻的偏激！艺术不是公认被当做医治精神疾病的药剂吗？当今的艺术自身是不是得了萎缩病、软骨病？不能医治精神，反给人们添病。没有胆气，没有激情，没有义愤，没有热忱和力量，软骨人写软骨作品，不能让小人惧怕，或许艺术本身也变成了小人。难怪有人忧虑，文学正在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司马中原和萧飒二位先生都是六十多岁的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气度从容。但有爆发，有性之所至畅所欲言的时候，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实的作家。
从右至左分别为作家周大新、蒋子龙、迟子建、徐小斌、钱保国。
有时敢于大笑大骂、坦荡无私，反而体现了一种人格的成熟。当代文学不也正需要这种成熟的人格气韵吗？
大陆的作家访问团六月三十日中午到达香港，当晚参加了香港作家协会举办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大型酒会。酒会历时近三小时，作家、诗人们轮流上台，读一首抗战的诗，唱一首抗战的歌。我所熟悉的著名的抗战诗和抗战歌都听到了，还有一些是不太熟悉的，一次真正的抗战文学的大餐。酒会自始至终，格调昂扬，壮怀激烈。文人们义张勇发，动情动容地喊出唱出了抗战文学的一种精神：反对侵略战争。这是一种精神反抗，是文学的崇高使命，也是文学的人性使命。
在座的有许多是五十岁以下的人，以现代人的视角和情感感受了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感受自然更强烈。既然精神还能碰出电光石火，该碰的时候为什么不碰？生命既然还有内在的激情，该燃烧就燃烧。
我为作家们这份情怀所感动。我也欣赏别人的这份感动，珍惜自己的感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缺少民族意识和天下意识，虽然当今天下一切都是商品经济，但不等于一切都是在做买卖，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意识来取代。
事实是金钱意识正日益被强化，它不仅意味着名利双收，还安全可靠。当代文化中的民族意识、天下意识正人为地被淡化，似乎这样就离政治远了，躲开了敏感的问题。于是，历史变成了一堆堆与国家、民族关系不大的香艳故事，现实变成了一出出为了金钱争斗不休的闹剧。
人为地躲避什么，是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不能对生活变得感而不动，感而不会动，感而不敢动，感而不愿动。甚至是不感不动。
然而当今的文化环境又极其圆熟地保护了这种不成熟，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精神的委顿和环境的疲软正好配套，互为因果。我为港台作家的民族情怀所动，想记下一点感想，孰料愈扯愈言不及义，还是赶紧停住为妙。
魔鬼在细节
长篇小说《没有绯闻》，还有一个副标题一失密的市长日记。没有绯闻就是有绯闻，失密则告诉你这里面有货、有戏，全是够刺激的猛料。因为，人们对官场总是最富有想像力。这也是长期以来官场小说能得以畅销的一个原因。
自许多年前由中央一个部门下通知，各单位组织千部集体观看根据张平小说《抉择》改编的电影，便标志着官场小说获得政治和社会的认可，于是很快就兴盛起来。张平的《国家干部》、王跃文的《国画》、周梅森的《国家财富》等，都曾造成过不同程度的轰动。
官场小说多半会从一个大胆的角度切入官场内部，揭示千奇百怪的官场形态、五花八门的为官之道、如痴如魔的官瘾、迫在眉睫的倾轧，再佐以错综繁复的人际关系和翻云覆雨的情欲纠葛……构成了对官场的一种见证，一种挑战，一种警示。同时，在这类小说中又都有作者倾注笔墨最多的正面力量的代表，最后总能控制形势，以正压邪，形成对一种信念的肯定，体现了一种现代责任的请醒。
所以，人们约定俗成的称它为官场小说，而不是沿用鲁迅先生评价官场现形记》使用的提法：谴责小说。清末，封建社会面临总崩溃，统治阶层内部的腐朽大暴露，《官场现形记》便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十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可见现在的官场小说，和鲁迅先生所命名的谜责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是，现代官场小说又可分为两种：夸张派和写实派。
黄河变白夸张派官场小说，首先是小说，不过借官场说事。因此难免激烈，乃至偏激、轻率、急躁，常被怀疑具有某种破坏性。这类小说读起来触目惊心，却多为官场中人所诟病，认为这是那些不懂官场的人编造出来的官场故事，没有实际意义，现实生活中的官员真要像夸张派官场小说中所刻画的那样，便连三天也混不下去。
写实派的官场小说，强调必须写得像官场为第一要义，小说形式只是浪弭混乱的工具。此类小说对官场巨细无遗地无情搜索，涉及各式各样的官场现象，想涵盖更为复杂多变的现实矛盾，甚至会深入到权力背后的心理结构、社会背景、官场文化等等。
《没有绯闻》就属于这类小说，它之所以给人的感觉更接近真实的官场，关键在细节。省里召集的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会议散场了，市长和市委书记冲进厕所，各自占住一个便池，拉开裤链，此时却看见副省长和省委组织部长从后面跟进来了，他们俩便赶紧意守丹田，将就要发射出来的尿液憋回去，不失时机地把位子让给领导。一个让了另一个也得让，谁不让谁就会吃亏。两位领导一边痛痛快快地撒尿一边讲黄段子斗嘴，讲黄段子最需要有人哈哈大笑地捧场，可站在后边的市长和市委书记都不敢吭声，他们俩都知道副省长和组织部长不和，谁知道他们的黄段子里藏着什么猫腻，笑不好或对这个笑得多对那个笑得少了点，都会把自己搁进去，可这种时候不笑也不对呀……两个人不仅笑不出来甚至在有了撒尿的位子之后连尿竞也撒不出来了。
小说的根本力量在于提供细节，没有细节便没有故事。所以我要借用目前流传广泛的一句英文成语作标题：魔鬼在细节3「616（16135）0二十世纪世界四位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的密斯，凡德罗，在被要求用一句最概括的话来描述他成功的原因时，他就说了这五个字。陈鸿桥先生在论述密斯时说：细节的准确、生动可以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细节的疏忽也可打败一个宏伟的规划。当今全美国最好的剧院基本上都出自密斯的手，他在设计每个剧院时，都要精确测算每个座位与音响、舞台之间的距离，以及因为距离差异而导致不同的听觉、视觉感受，计算出哪些座位可以获得欣赏歌剧的最佳音响效果，哪些座位最适合欣赏交响乐，不同位置的座位需要作哪些调整方可达到欣赏芭蕾舞的最佳效果。
小说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小说的故事是生活的比喻，而支撑故事的是细节，如果没有细节的血肉，故事就只是一副死人的骨架。故事活起来必须依靠细节，先强调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原因如何导致结果，上一个结果又如何变成下一种结果的原因……细节就这么一环扣一环地揭示出连接的因果关系，一级级地引导故事走向高潮……待到细节賦予了故事以生活的意义，小说便大功告成。所以没有作家不知道故寧好编，好的细节难寻，独一无二的细节尤其珍贵。好莱坞有些制片人，每年都要花重金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好的细节，有了足够多的精妙细节，再请枪手根据细节编故事。
细节决定故事的成败，故事决定一部小说的成败。《没有绯闻》之所以能以细节取胜，得益于作者即官场中人，身在官场写官场，才越见真工夫。在官场小说里是没有神的有也早死了，人物往往找不到精神归宿，升迁便成了唯一的目的，做官就是往上升，升不上去就是灾难。然而无论升到多高，也终有一天会停止，跟着就是降落……这样的官场意识没有本质的深化，没有存在的永恒，乃至没有核心，也没有边际。
这也证实了官场小说所存在的必要。理查兹认为，在人们的精神平衡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文学艺术是一种可以用来重整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形态，调整社会的精神结构，维系社会心里平衡，给现代人一个楕神支点。他甚至觉得文学艺术是社会的药剂，医治最严重的楕神疾患一意识的堕落。在真理与良知的照耀下写作，观察和理解各种寧件的明确程度，为官场提供一个更为远大的存在，构成一种可能的精神基础，这不就是现代官场小说的任务吗？
因此，任何时代的官场，都不可能没有官场小说。官场对官场小说的态度，测试其成熟的程度，或恼怒、或蔑视、或查禁、或感谢与借用。
竹林畅游上个世纪中叶，产玉之乡岫岩发现一巨玉。当地人视为圣物，顶礼膜拜，并守护近半个世纪，方才有机缘出世。遂雕成玉佛，供奉于鞍山玉佛苑。
数年前就是在这尊玉佛前，我结识了戴喜东先生可谓玉缘、佛缘、人缘，三缘契合。
在茫茫人海中，任何两个人的相识都是一种缘。有缘相识谓缘起，相识后交往下来称之为缘续，成为相知甚深的朋友便是缘定。戴先生名字中有个喜字，我们一见之下便相叙甚喜。
他气度雅博雍容，苍然有智，并时有惊人之语，却自称愚叟。敢于称自己愚，就证明他有足够的自信。
与戴先生的交往，让我领略了海城人的怪一奇怪的时运，奇怪的造就。而我的职业就是对各种各样的怪感兴趣。
了解得越多，便越觉其怪得有趣，怪得得法，怪得难得。年轻时喜文重教，因穷而病，因病而遭辞退，因陷绝地而后生，发明了新水泵，随之组建了自己的企业，创出中国的名牌……几十年下来，企业界风风雨雨，沉浮无定，企业难干的叫苦声不绝于耳。唯他从容迈越，老而弥坚，始终认为企业好干。在海城乃至全国的水栗业，享誉日隆，早有口碑流传。
他成了重置级的企业家，却仍保留着一副文人习性，教师情怀。建小学，盖中学，读古书，赏字画，救急难，扶贫困。自己设计商标，设计厂房，设计办公大楼，乃至设计生产线。算度竟然极为精确，其建筑作品成了当地一景。
此公的手边时刻都不能没有纸和笔。人海波澜，世象纷披，身经心历，所感所悟，皆述诸于笔墨。《愚叟戏笔》里所收，即属这类文字。
看似游戏笔墨，实则发乎性，近乎情，捋玄思，寄幽心。清谈娓娓，春语絮絮，或庄或谐，或忧或愤，或慷慨放达，或淡泊自然。意到笔随，不拘一格。当今假正经已呈泛滥成灾之势，唯缺独具真智慧、熔冶真情感的戏笔。
戴先生虽自称戏笔，却不缺少忧时济世的赤忱，自励兼励人，自树兼树人。谈古说今，花雨缤纷，一点妙明心，融融大千界。胸次包罗，心史纵横，读其文，便可知其人！于是，写此数语，聊志欣軎。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