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刚擦黑那会儿，九天集团公司本部的大楼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准备下班回家的廖红宇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向楼下走去。刚走过冯祥龙办公室门前，冯祥龙突然从门里走了出来。廖红宇吓了一大跳，叫了一声：“我的妈呀！”拍拍自己的胸口，对冯祥龙说：“我的大经理，人吓人是要吓死人的！”冯祥龙却一语双关地说道：“我以为你廖红宇天不怕地不怕，鬼也不怕哩！我正要找你哩，上我屋里坐一会儿吧。”
冯祥龙把廖红宇让进自己的办公室，告诉她：“昨天上边转来一封揭发信。有一个叫‘民心’的浑蛋家伙，你知道不？”
廖红宇装糊涂：“民心？咱公司有叫‘民心’的吗？”
冯祥龙一边注意廖红宇的神情变化，一边哼哼道：“自以为代表民心。哼！你要是能找到这个浑蛋，就替我转告她……”
廖红宇忙说：“我怎么能找得到他？”
冯祥龙说：“我想告诉这个家伙……”
廖红宇说：“冯总，你的话还是等找到那家伙了再说吧。”
冯祥龙却继续往下说道：“……俗话说，为人应该多栽花，少栽刺。后退一步，天宽地阔。多个朋友多条路。何苦非要把人往死里整？”
廖红宇说道：“我想这个‘民心’也不是为他自己争点啥，也不是非要整死谁。冯总，但凡替那些下岗职工想想，替那些本来可以办得好好的国营企业想想，大概就能心平气和些了。”
冯祥龙没再跟廖红宇争辩下去，只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两厚摞百元一张的人民币，往廖红宇面前一推：“请转交那位‘民心’女士，我冯祥龙想跟她交个真正的朋友。以后不管她有什么样的为难事，都可以来找我冯祥龙！”
廖红手忙说：“我……我……哪儿去找这位‘民心’同志？”
冯祥龙突然语调温和起来：“廖助理，你今年高寿？四十五？四十六？我们是同一代人啊！当过红卫兵，有的下乡，有的去当兵；有幸的，恢复高考赶上个头班车，下海游泳混个大小老板当当。不幸的，回城进厂子当劳工，说得好听点，当家做主人。当年高举‘革命大旗’的是我们，现在为改革开放当先锋的还是我们。我们这代人有幸、不幸，全在于这一点：我们总是替他妈的别人着想。我们什么时候能为自己想想呢？就像眼下二十啷当岁的这一代人那样，三个饱一个倒，卡拉OK去干号！你为你自己想过没有？你真的一点都不为自己想想？四十五六岁的人了，真的不为自己今后想想？”说着说着，他脸色阴沉下来，眼神中流露出极度的不平和愤懑。
廖红宇忙站起来：“对不起，我能走了吗？”见冯祥龙并没阻拦的意思，便赶紧走了出去。听着关门声，冯祥龙似乎在心里做了个什么决定，他闭起眼睛，又默默地独自坐了一会儿，然后把那两摞钱放回抽屉里，抓起电话，给他的人下了一道命令。
后来的事，廖红宇当然是想像不到的。从大楼内部自行车存车处取出自己的车，一路向家骑去。她本想去老街取回复印的账本。已然骑进了那条老街，却发现身后有人跟踪。她索性放慢了速度，从老街另一个街口骑了过去。骑到一个公用电话亭跟前，停了下来。跟踪她的那个人（也骑着一辆车）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不紧不慢地从她身边骑过去，骑到前边二十来米处一家小店门前，也停了下来，略略地倒转身子，斜过眼来注意地观察着廖红宇。
廖红宇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略有点慌张地告诉老肖（就是那家的男主人），今晚她不能去他家了，有人跟上她了，让他把那些复印的账本妥善保管。老肖挺关心地问：“又出啥事了？咋的突然间又有人跟踪你了呢？”廖红宇告诉他关于“民心”的事：“……没想到上边把这封信转下来，交给了冯祥龙。”老肖忙说：“那会不会是冯祥龙这小子派人在跟踪你？”廖红宇说：“好了，我不能跟你多说了。我在外头打公用电话哩。你千万替我把那些复印件藏好了……”尔后老肖又告诉她，从昨天开始，省里市里好多家新闻单位突然猛劲宣传九天集团公司，宣传冯祥龙。“这是咋回事呢？这边群众意见一大堆，吵吵着检举揭发的，那边扯着嗓门给评功摆好！”老肖愤愤不平地说道。廖红宇解释道：“嗨，这你还不懂？最近这几天的宣传都是冯祥龙拿钱买的。我的肖大哥，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了，以为报纸上的东西全都代表党中央，再不是那么回事了。好了，我挂了。”说着，急忙挂断了电话。待她骑着车拐进自己那个住宅小区，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存车时，她注意到在楼的另一边，一辆很旧的桑塔纳轿车从黑黢黢的楼影里开了出来，向廖红宇住的那幢楼开去。等她急急地走到自己家楼下，那辆桑塔纳车已经停在楼门前了。
廖红宇一开始并没怎么把它当一回事。下班时间嘛，来个车走个车，常有的事。但她从这辆车旁经过时，无意中扫了一眼，发现这辆车居然没挂车牌号，她心里“咯噔”了一下。旧车不挂车牌号，想干吗？这才有一点紧张。她稍稍留心地看了一眼，车里黑乎乎地，悄没声息，好像也没人。她又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周围一片寂静，也没发现别的什么异常，这才松了一口气，放心大胆地向自家楼门洞里走去。
楼门洞里，漆黑一片，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又冷得很。廖红宇站了一会儿，让自己适应了门洞里的这一片漆黑，然后伸手摸墙上的灯开关。就在她的手快要接触到灯开关的那一瞬间，突然有人从后面低低地叫了一声：“廖红宇？”（后来她分析，这是那帮家伙动手前在做最后的确认。他们不想砍错了人。）廖红宇一惊，回头应了一声：“谁？”黑暗中又有人闷闷地问了一句：“你是廖红宇吗？”廖红宇本能地把皮包往怀里一抱（事后她说，当时以为自己遇到了劫贼哩），大声呵斥道：“你想干啥？”接着便有一个凶猛的声音从一旁蹿出：“想送你回老家！”只见隐隐地刀光一闪，廖红宇只觉得自己头皮上冰凉地一麻，身子着了重力似的摇晃了一下，脸上便有热乎乎的东西往下流淌。她赶紧捂住自己的头，一边仓皇往楼上跑，一边喊着：“杀人了！杀人了！”
这时，迎面站起一个黑影，照准她的头部又是一刀。
廖红宇一下子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她没有停止叫喊，但声音显然已经有些嘶哑了：“杀人了……快来抓坏人啊……有人杀人了……”又有几条黑影围上来，对准她砍了三四刀。廖红宇在地上挣扎、爬动、喘息，低低地叫喊：“快……快……快抓……抓坏人……”事后分析当时的情况，楼里住着那么多人家，我们不奢望他们一起冲出来逮住这些暴徒，但至少可以做到在听到门外的叫喊声后，赶紧冲出来，齐声叫喊，把暴徒们吓跑，让廖红宇少挨几刀。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住二楼的一对年轻夫妻闻声已经冲到门口了，却不敢再往外冲了，他俩浑身打着颤，在门背后呆站着，完全吓呆了。三楼，住着一个单身中年男人，租的这房子，大约有半年工夫了，每天打的上下班，谁也弄不清楚他在哪儿“高就”，从来也不跟楼里任何人打招呼。他听到外间的动静后，只是摸黑坐在破旧的沙发里，紧紧地抱着那只凶恶的狼狗，瞪大了双眼，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倾听着，却一动也不动。但还是有几家的门打开了（一道道灯光顿时从这些门里窜出），也出来人了，但头几分钟里，他们只是在自己家门前低声言语，相互询问：“咋回事？”“搞什么名堂呢？”……谁也没想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了一起行凶报复杀人的恶性案件。
一直到廖莉莉听出在楼下求救的是她妈妈，惊叫了一声：“妈——”便向楼下冲去时，他们才纷纷惊醒，跟着往楼下冲去。这时，几个歹徒相互掩护着，已有计划地分批撤出“阵地”，坐上那辆没有挂车牌号的桑塔纳旧车，扬长而去。
廖莉莉抱起倒在血泊中的廖红宇，一个邻居老先生忙提醒她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这时廖红宇头上的伤口已火烧般灼疼起来，被切断的皮肤血管肌肉筋腱凶凶地好像都要爆炸了，汩汩流下的血已把她的眼睛整个糊住，但廖红宇还竭力保持着清醒。她挣扎着让廖莉莉先不要叫救护车，先扶她去派出所报案。
派出所离小区不远，就在煤气站隔壁。但不知为什么，当晚的那个值班民警对依然还血流如注的廖红宇极其冷漠：“你就是那个廖红宇？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人打架？”廖莉莉一听，肺都要气炸了，真想冲上去揍他一顿，但此刻不是打架的时候，只好强忍着气愤，咬着牙喊道：“谁跟人打架了？是他们砍了我妈！”
那个值班民警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看他那神态，事先好像是得到过某种“暗示”。比如说是这种暗示：“嗨，哥们儿，今晚你值班？保不齐会出什么事哩。要是有个姓廖的丫挺的脑袋开了瓢，你少管那闲事。这丫挺的，最不是个玩意儿了，吃饱了撑的，净他妈的装孙子，跟咱大哥过不去。”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幕后交易，就不知道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晚，他自始至终对报案的这对母女持爱理不理的态度，连笔录都没好好做，只是浮皮潦草地写了二三十个字，说了声：“行了行了，写个情况，回家等着吧。有什么结果会通知你们的。”就把廖家母女俩打发了，连现场都没去看一下。一直到“12·18”大案结案，杀害张秘书的凶手被押赴刑场，绳之于法，那晚对廖红宇行凶的几个凶手却还依然逍遥法外。
生活中，我们都痛恨腐败和腐败分子。数落这些人和事时，我们都能做到咬牙切齿，挥斥方遒。但一旦“腐败”笑嘻嘻地扭动着腰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贴近你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她／他”挺可爱，因为“她／他”能超规范地满足你种种本能的欲求，种种消费的欲求，让你轻松获取轻松——以伤害他人和社会的规范为代价。这时，你会讨厌像廖红宇那样的人，觉得他们不近人情，不谙世事，没有人味，视之为“怪物”，轻则疏离他们，甚至于处处跟他们过不去。并不是说大家都应该喜欢他们，但至少在他们迫切求助时，都能伸出手去拉一把。中国进步到今天，只知道拿一块馒头去蘸革命者砍头后流下的鲜血治自己儿子的病的人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但是拿着其他种种的“馒头”去蘸“改革者”和“反腐败者”的鲜血，以望填满个人欲壑的人，绝对还没有绝迹。至于为了一己私利（往往只是蝇头小利）而麻木不仁地助纣为虐的事情也许还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能说这样的现象日趋严重，但如不很好解决，它的确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素质和历史的进程。如若不信，请稍待时日（比如20年左右，你我都还能活着看到那一天），便可见出一个分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