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贫富国家经济政策的建议
在缪达尔多产生涯的后期，两卷关于他对经济政策制定深刻认识的著作面世。两书的分析都基于他先前的著作；两书都起源于他被邀请在美国的演讲；两书的题目都含有“挑战”一词。
《富裕的挑战》的背景
这部关于美国经济状况的著作又把缪达尔和他在19世纪30年代时关于国民收入与产出的决定因素的思考联系在一起。这也让人回忆起他在1932年出版的《货币均衡论》，以及他给瑞典政府的备忘录，从那时开始就预测到了凯恩斯改革中关于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中心思想。
19世纪60年代，缪达尔回归到这些主题。此时，人们对美国的经济状况不甚满意。缓慢的经济增长甚至使一些人感觉苏联的经济将会超过美国。与此同时，美国社会还存在着稳定在6.5%左右的失业率。肯尼迪总统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保证要使“美国重新动起来”，当他竞选成功后却发现要实现承诺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
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是一个强大的团队，这个团队由三名学术经济学家组成，全是凯恩斯主义者：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海勒（明尼苏达州大学）、詹姆斯·托宾（耶鲁大学）、可米特·戈登（威廉姆斯大学）。他们一致认为总需求的增长有利于降低失业率，除了过渡性变化：4%的失业率就意味着充分就业。政府通过提高总需求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在财政方面的刺激可以通过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及通过两手抓来实现。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凯恩斯主义者更倾向于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此时有一个关键性的思考：减税可以迅速提高公众的消费能力（随后的经济增长也可想而知），但是国民消费的增长又必然会被在分配和项目设计上的争论、竞争性收购的诱惑等所减缓。在1962年经济顾问委员会所撰写的《总统经济报告》中详细制定了应对策略，成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
在华盛顿内部，对该项经济政策有一股强大的阻力。国会强烈认为联邦政府必须保持年度的财政平衡，这也是先前在艾森豪威尔管理过程中实施的经济政策（对此政策的尝试在1957～1958年间引起了显著的经济后退，造成了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以财政平衡为首位的教条主义者往往忽略了这个事实）。
但是在华盛顿内部同样有_人反对通过减税而故意形成财政赤字。负责黄金储备的财政部就担心加速的经济扩张会使目前略见端倪的黄金流失更加严重。由于其他原因，由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担任主席的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局一也没有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观点所说服。美联储的观点认为现在的失业率虽然不是很乐观，但也无法通过财政政策解决，这种现象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并同时揭露了那些在经济衰退部门中的失业者由于技术的原因无法在经济扩张的部门中找到工作。按照这种分析，提高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无法为失业者提供岗位，却加深了危险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肯尼迪政府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呼声。肯尼迪任命加尔布雷思，一个哈佛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肯尼迪的私人朋友，为印度的外交大使。那时，加尔布雷思刚出版了一本《丰裕社会》，书中分析了美国富裕部门的财富和公众部门的贫穷。他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改善教育和医疗保障与减少城市衰败上，减税只会使富人更富，所以是个错误的决策。
缪达尔对美国词语的贡献
缪达尔在《富裕的挑战》中开篇就声明美国“在应用促进经济发展的新知识和发挥知识优势方面的步伐相对缓慢。在本书中，我们也将揭示这种不幸的落后不仅影响了大部分国民的福利，也影响了对外政策的方向和效果”。缪达尔非常清楚经济顾问委员会中凯恩斯主义者的定位以及他们对所支持的经济政策的分析。
但他还是始终批判“那些在不切实际的凯恩斯主义方法中思考的经济学家”。
批判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缪达尔在《美国困境》中的发现。继而他直接转向解决黑人在劳动市场中竞争激烈职位时的问题。虽然在1962和1963年时，歧视现象已经开始淡化，但是因为技能和训练的不足，黑人还是要在竞争职位时妥协。他担心美国将要面对一个长久的由失业者和不能受雇者形成的“下层阶级”。在《美国困境》回忆的话语中，他描述了这种现象和美国的信条是相悖的，并且呼吁美国社会良知去关注它。缪达尔的观点认为，“没有充分的促进平等机会和生活状况的措施”是无法实现“快速及稳定的发展和充分就业的”。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缪达尔充分就业的观点和当时华盛顿内部是不一致的。当发现肯尼迪政府新界定的可以忍受的失业率高达4%时，他感到非常失望。这个4%没有将暂时性失业和在低产水平的不充分就业等因素加以考虑。
按照缪达尔的观点，政府应该更有雄心地制定经济政策。对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分析应该在认识到“结构性”方面的问题后开始（这个形容词使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容易激动——它听上去像联邦储备对经济刺激的抵制）。通过“结构性”一词，缪达尔是想表达“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形式上的差别”。这些现象只有通过对那些在劳动力边缘的人进行一系列的教育和培训才能加以解决。要是财政政策可以提供扩张的环境，上述努力的成功将被夯实，但是凯恩斯式的财政策略连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他认为凯恩斯的“常见的经济分析”是“肤浅的”。
不仅仅是他写的书，缪达尔还为他的观点找到了其他的出路：
一篇在1963年初发表在《新共和》的名为“让美国动起来”的文章借用了肯尼迪管理中的词汇。然而，他对行动的建议早已超出执行分支部门所考虑到的。他支持减税就是“给经济一个爆发点”，但是政府主要财政支出的增加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出。他害怕美国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往往会“加深美国社会的阶级深渊，并且巩固这种阶级结构”。这种现象将会发生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不会以统一的方式释放劳动力，而是指引劳动力向高技术和高教育方向发展”。失业的影响范围更多地存在于那些因为社会和经济原因而缺乏教育和技能的人群中。⑤此外，在《商业周刊》的采访中和在1963年12月与参议院就业与人力附属委员会的午餐会中，他又进一步推进了他的立场。
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个世界反贫困计划大纲（1970年）
在研究的序言中，缪达尔就告诉他的读者他原本打算用其发现的关于政策含义的讨论来结束《亚洲的戏剧》。在其冗长的三卷研究中，缪达尔没有制定出“一个欠发达和发达国家都应该遵守的主要政策的摘要”。1970年的那卷书就算“填补了这个空白”，换句话说，它可以说是《亚洲的戏剧》缺失的第八部分。至此，这部书似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后面的研究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前面的补充，毕竟有一个发表范围的不同。1970年的那部分是针对全世界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南亚。虽然说这种差别是值得注意的，不过很大一部分的文件和支持脚注来自于先前出版的《亚洲的戏剧》。
缪达尔承认了另一个促使他写《世界贫困的挑战》的动机。
他对《亚洲的戏剧》“被误解为是在为不援助欠发达国家辩解，是在取悦西方的保守者，甚至是反动者”的观点感到失望。他的一些开明的朋友也“出现了同样错误的想法”。这部著作就获得了把问题澄清的机会。它把建议欠发达国家的政策和发达国家应该追寻的政策区分开来。
《亚洲的戏剧》的框架中包含了关于欠发达国家首要问题重要性的讨论。也就是说，人口（和潜在劳动力）的增长将会出现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可见的工业基础的扩张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无法提供相应的职位，这就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加关注农业部门。
他们干涉的目的就是鼓励劳动密集型改革，以使产品产量增加，同时，农业部门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如果这种现象发生，那么就需要相应的措施，把个别的革新分隔开是没有效率的，比如说，改良灌溉设施就可以为复种提供可能性，这将会提高产量并且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但是这个令人欣喜的产出并非随意而来。成功的结果必须有周全的计划，比如说广泛地教育农民去利用新技术，加强信贷，为肥料、多样高产的种子、消费市场和储藏设施等提供经费。除了上述措施，缪达尔还主张那些被束缚在农业的想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人们要有一种时不我待的雄心壮志。促使他们做到这些并且让他们从原始的层次上提高技术，需要多方面教育上的努力。
但是在大多数贫困国家创造一个上述改变可以实现的环境则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也就是“在贫困地区盛行的不平等经济和社会阶层”，正如缪达尔所说，“被提及的包括‘土地改革’、‘佃农改革’等问题必须予以打击，目的是创造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劳动力可以利用机会，感受激励，尽力把自己发挥得更好”。他认为广泛的佃农耕种系统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佃农耕种既无益于技术的改变，又无益于劳动力和资金的投人，也无益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投入。那些佃农通常支付给地主多于一半的产量，但他还是被贫穷和冷漠压制着”。
这些辩解当然和《亚洲的戏剧》很相似。但此次的辩解发表得也许更有激情，它的目的是为了构建更加平等的经济结构，这是一个成功的长期农业策略必不可少的。与此相似，在促进有意义的土地改革上，领导促进有意义的土地改革的失败带来的失望感似乎在增强。总是说得多，做得少。
在这种情况下，缪达尔做出结论，正如他在《亚洲的戏剧》
中表达的一样，奖励资本主义农民（那些对经济刺激做出反应的），惩罚土地所有者（通过指定的税收政策）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却是最理想的。
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缪达尔调查了一个在《亚洲的戏剧》中没有指出的话题。一个在现实范围内对高产种子的多样性做出介绍的“绿色革命”出现得太迟，以至于他无法在先前的著作中加以评论。这个发展被认为是重大的突破，它将改变欠发达世界的农业状况。他批评“这种专家治国乐观主义的爆发”已经“限制了一种或其他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大规模的改革”。在他看来，前景看好的“绿色革命”也将无法实现。在革命尚未实现时，新谷物种子的获得将会融合进另一种反应的力量，它往往会加剧欠发达国家乡村人口的不平等。
缪达尔又在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并在1970年夏季末将这篇文章发表于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在苏联明斯克市的会议中。他攻击了由“绿色革命”引发的“技术官僚的愉悦感”，如此将会埋没其他对土地改革的思考。他写道：“……新的机会只提供给一些农民。这些农民有灌溉的田地，还有化肥、设备以及其他可以提高农业水平的必需品……对大部分的劳动者，无论是小佃农还是小农场的拥有者，都无法利用这个新机会。”
缪达尔对贫穷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把农业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从未停止过。他强烈要求他们的政府认真考虑家庭计划和创建一个适合目标的管理模式，这个目标就是可以配置医务和辅助医务的个人。再者，他呼吁一个对教育系统的基础改革。从实质上说，现行的教育结构“太学术化”，培养了太多的通才。这些都会使人们形成一种永久性的对体力劳动的偏见。所有层面的教育应该适应于技术和职业培训的方向，教育也应该向社会的所有部分展开。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强大的结构通常会阻碍这种改革，因此，反过来加剧了不平等。
在《亚洲的戏剧》中，缪达尔非常积极地批判了“软性政府”以及相关的腐败现象。他的改革日程提倡要加强中央管理，这可能意味着政府规模的减小：在官僚机构中将会有太多的人为的填补，而且他们的官僚作风让人怀疑。作为腐败的缓冲器，他建议为了规章制度可以全面地实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行政上的决定应该被减少到最少。官僚在给予执照、许可证和合同方面的决定上喜欢向那些申请优惠政策的贿赂者索贿。有能力精简的机构必须予以高薪，这样可以减少他们受贿的诱惑。
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中，缪达尔没有讨论在《亚洲的戏剧》
中的所有问题。工业化的策略是一个关键的例子。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高度赞扬了在进口替代政策的指引下的工业策略。在他后期的著作中，这个问题被简要提及，并且不是很令人满意。在这其中的联系中，他认为因为外贸交易的困难，多数欠发达国家被强迫采取的进口限制是必需的。这些措施为在进口替代中的生产商提供了保护，这样使得高成本的生产商在国内有利可图。但是这种状况并非完全健康，把国内市场和外部竞争相隔离，会降低对生产出口商品的刺激。
缪达尔认为上述的一堆政策“必须由欠发达国家自己实施”。
还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发达国家可以在热带环境为农业研究提供资金和专门的技术，从而做出重要贡献。外国人可能会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正直性，前提是要那些国家能够端正他们国民的行为。缪达尔认为，在欠发达国家中，减少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贿赂是一个可以战胜“软性政府”无能状态的重要措施。
再者，要是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可以提升他们对现实的认识，这从原则上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将会对政策的表达产生有益的影响，不幸的是，很少有活动参与者可以应对如此的挑战。正如缪达尔分析的：“目前对欠发达国家研究上的主要偏见是，我们还是从原来的态度、制度以及其生产效率非常低的时候来分析事物。”他补充说，“公正和敏锐的研究一定会为增强基础改革的需求提供很大的动力。”
这种所需的研究形式应该从对可获得的统计资料的“批判性审查”开始。由于过于急切地创建“引人注目的经济模型”，这点常常被忽略。这些对专业实践的批判又重复了他在《亚洲的戏剧》中重复的主题，不过这次他对语言的选择更加尖锐：“不容易避免如下的结论——上一代的经济学家，都在讨论严密与精确，其实已经降低了这些方面的科学标准。”
规定发达国家的责任
在回顾发达国家在减轻欠发达国家负担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时，缪达尔重申了他在1958年出版的《国际经济》中的多个观点。与标准的国际交易理论不同，他认为已经发展起来的国际交易系统是一种提供了更多不平等的机制。在很多情况下，就“出口畸形发展效应”和“波及效应”的相对重要性而言，这种情况是最好理解的。在他们那种状况下，“出口畸形发展效应”——与外国竞争中在国民就业和收入增长方面的副作用——就会加强。与此同时，“波及效应”——利用提高的出口收入来刺激扩大的国民经济——就会减弱。正如他所见，改变国际经济的不平衡是一个道德问题。他邀请读者也加入一个“福利世界观”中，从而在国际层面上实现“创造的和谐”。
缪达尔承认目前国际状况同理想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实际上，与1958年相比，1970年的状况与理想的差距更大。缪达尔认为大部分的后退应该归因于美国。由于资源被投入到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上，美国在那十年中缩减了对外国的援助预算（缪达尔强烈反对这项行动。这项行动被缪达尔描述为残忍的、罪恶的、不道德的和非法的。缪达尔还担任国际上调查美国对越南战争犯罪的委员会主席）。被削减的资金的分配方式遭到了反对。关于受惠人及他们接受的资金被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人道上的考虑所指使。
流行的限制性贷款，也就是出口贷款强迫受惠人向捐赠国购买物资，实际上使得援助接受者处境更加恶化。
虽然说实践起来非常困难，但是缪达尔还是拟定出了国际经济应该如何健康运行的框架。至少说来，为了援助贫穷国家，发达国家应该保持他们期望增长的国民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转移给贫困国家（最终，他希望一个进步的国际税收系统可以得以实施，从而使世界财富更均等分配）。在理想的状况下，这些资源应该在多国的参与下进行分配。近期内，发达国家至少应该加快市场准入，进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消除对那些产品的歧视。在缪达尔的建议中还有一个关于援助资金如何利用激进主义的建议。
他也很清楚那些由反对者发起的争论，他们认为国际援助不是用在真正的发展目的上而是会落入不平等的权利顶端的官员的口袋中。通过坚持把外国援助优先投入到改革中，比如缪达尔倾向的土地改革，从而惠及大众，可以给如上的争论予以还击。他坚持这个策略是追求它自身价值的正确选择。他写道，他坚信“只有通过迎合大众的道德感才有可能为增加援助打造广泛的基础”。
当人们充分了解后，他们的道德感就会提升。“他们会要求资助不能被用于寡头政治。他们会要求资助给予那些在社会改革上有显著效果的国家，只有在改革实施的条件下才予以资助。实际上，资助是可以使得这些改革实现的。”
缪达尔后来修改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正如先前所述，在1984年回忆他往年致力于对欠发达国家的外国援助的热情，他“良心的悲痛”不断增长。这种幻灭感起源于他的对外国援助会给贫穷国家带来利益的判断没有实现，相反，它支撑了腐败的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