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纳·缪达尔于1898年出生于瑞典达拉纳省。他的出身卑微：
他的祖先三个世纪以来都是农民。不过他的父亲脱离了这种传统的职业模式。虽然只接受了很少的正规教育，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个成功的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建筑从业者，尤其是在火车站的建设方面。他的妈妈接受的正规教育也很少，她是个尽责的路德教会教徒。和他们的同龄人一样，在瑞典的学校，学生们必须参加所谓的“基督”计划，年轻的纲纳·缪达尔和他的三个年幼的兄弟姐妹就是在那种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成年后，缪达尔背离了他原来的信仰，即便如此，圣经的寓意对他的思维方式仍产生了影响。
在缪达尔六岁时，他的全家移居到斯德哥尔摩。尽管居住地点发生了改变，但他们仍保持着在达拉纳时的传统。达拉纳省位于距其有250公里左右的首都的西北部，它在瑞典历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险要的地形条件使其在瑞典人民为保卫自己以及民族独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6世纪，达拉纳省抵御了丹麦人的入侵，并为古斯塔夫-瓦萨组织国内力量进而解放瑞典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援助。这里的人民为他们坚定不屈的性格而骄傲，为他们追求独立的坚强决心而自豪。在其一生中，缪达尔都为他与达拉纳的传统有缘感到自豪。
缪达尔的青少年时光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所很好的公立高中（紫檀瑞尔）度过的。1918年，他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
1919年夏，缪达尔同一个女人的结识使他的事业开始转型。她就是年轻漂亮的埃娃·蕾玛。事业上充满雄心壮志和强烈好奇心的埃娃·蕾玛对她的家庭不能为她的追求提供更多支持而感到沮丧。
她的父亲虽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但他却不完全欣赏她的能力；而她的母亲，一个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对她也没什么特别同情。她父母的态度在那时的瑞典是很正常的：
人们都习惯地认同大多数女人就应在家里做家务（个别情况除外），而接受高等教育则是男人们的事。
那些年中，纲纳·缪达尔和埃娃·蕾玛（1924年嫁给纲纳·缪达尔）之间的合作硕果累累。对埃娃而言，与纲纳的合作是她的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这也成为她成功获得心理学学位的催化剂。
对纲纳来说，由于埃娃参与过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运动，因此，与埃娃的合作也使他对社会时弊的观察有了更深的认识。
1923年，纲纳完成了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律专业的学业。
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不适合从事法律职业。他后来总结说，律师生活难以满足他对了解社会如何运作的强烈愿望。于是在埃娃的鼓励下，他决定在经济学中进行深造。正如他后来写道：
1923年春，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拿到了法学学位。
但那时我的精神完全被压垮了，而且感到十分沮丧，是埃娃拯救了我，她建议我应该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为它更像自然科学和数学。她给我买了古斯塔夫·卡塞尔的《社会经济理论》，我发现其中的部分内容有些难以理解。但是，当现在再翻读那本旧书时，我意识到我以前的怀疑颇为正确。后来，我督促自己阅读了1899年的瑞典《金融学报》的所有文章。
20世纪20年代中期瑞典经济学的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对所有专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斯德哥尔摩是个非常好的地方。瑞典很小，当时仅有大约六百万人口，但这其中却包含了经济学领域中的大批璀璨的明星。如果根据人均比例来计算，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与瑞典拥有国际地位的经济学家数量相媲美。
在同时代的人眼里，他们中最突出的便是古斯塔夫·卡塞尔，他在1904～1933年间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首席教授。他确实是公认的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熊彼特看来，卡塞尔是“20世纪20年代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无论他的评论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说什么，他确实如此”。他的名气来自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货币状况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坚决倡导金本位的恢复，并毫不让步。除此之外，他关于均衡发展状态的必要条件的讨论，即他认为收入的增长率与资本储蓄的增长率相一致，被认为至少是15年内都具有预见性的重要见解，后来的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证明了这一点。
卡塞尔编写的教材《社会经济理论》拥有多种语言的版本，并受到许多国家读者的喜爱。他是一个著名的评论家，经常在主流媒体上对经济问题作出评论。而作为大学老师和讲师，他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且能够赢得包括那些不同意他的保守政治观点在内的学生称赞的人。尽管在政治上没有直接接触过，但他和缪达尔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则讣告中，缪达尔热情赞扬了卡塞尔一贯鼓励学生和同事的能力以及他对最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奉献精神。缪达尔尊敬卡塞尔还因为“他处理经济问题时拥有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种力图避免纯粹哲学思考的愿望和他尊重事实及数据的态度”。
卡塞尔的国际影响的一个方面能从一个为纪念文集做出过贡献的经济学家的名录上看出来，他也是在这一光环下从斯德哥尔摩大学退休的。这个名录上经济学家来自于14个国家，这些国家是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瑞士、比利时、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和美国。除此之外，还有两份来自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的经济学家们的提议。毫不奇怪，瑞典第一代的经济学家的全部成员（包括缪达尔）都位列其中。更令人吃惊的是，仅美国就有12位贡献者，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美国的贡献者名单让人印象深刻：詹姆斯·安吉尔（哥伦比亚大学），J。M。克拉克（哥伦比亚大学），约翰·R。康芒斯（威斯康星大学），保罗·道格拉斯（芝加哥大为），弗兰克·格雷厄姆（普林斯顿大学），阿尔文·汉森（明尼苏达大学），雅各布·霍兰德（霍普金斯大学），埃德温·w。甘末尔（普林斯顿大学），富兰克·奈特（芝加哥大学），欧内斯特·M。帕特森（宾夕法尼亚大学），E。R。A。塞利格曼（哥伦比亚大学）和卡尔·斯奈德（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尽管卡塞尔很有威望，但他的经济理论仍含有一些个人偏见。
例如，他拒绝承认需求理论的边际效用法，就此他受到了全面批评（应该指出，缪达尔在这一点上完全吸收了卡塞尔的观点），卡塞尔坚持把相似购买力来作为对外汇汇率的解释也成为被批评的目标之一。
另一个令人敬畏的是克努特·维克塞尔（1851一1926年）。不幸的是，其创造力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广为接受。他是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构想的先驱之一，他最为著名的成就与他对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论述有关，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到市场利率和自然利率的不同上（所谓自然利率是指借贷资本的需求与储蓄的供给相等，也就是投资和储蓄一致时的利率就是自然利率）。
当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资本支出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
相反，如果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经济体制就会受限于紧缩的压力。价格水平的稳定只有在这两个利率一致时才能实现。维克塞尔的学说还蕴含着更深的含义。不能期望偏离的平衡能够自我校正。相反，它可能会引起更大程度的偏离。这个结论反映了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即原始干预有自身放大的固有趋势。在他去世后，随着大萧条危机的出现，他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验证。（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成熟起来的包括缪达尔在内的年轻一代的瑞典经济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是新的“维克塞尔主义者”，他们也被认为是斯德哥尔摩学派的成员。）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与维克塞尔同时代的人却不接受他在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原因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看不惯维克塞尔另类的生活方式（很多方面触动了中产阶级敏感的神经）。他宣扬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公开谈论保证容易获取避孕用品的重要性。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他拥有事实婚姻，但却拒绝发誓对国王忠诚，他还认为瑞典对俄国侵略的防御是无用的，而且应该放弃军队的设立在他老年时，即在1901年，维克塞尔在隆德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一直到1917年他退休。之后他移居到斯德哥尔摩，学术活动方面依然活跃，是当地经济俱乐部的会员，有时还担任政府顾问，还是研究生们的非正式顾问。在缪达尔的研究生时代，维塞克尔对他的经济思想有很大影响，不过没有事实证明他们两个人互相认识。
在瑞典国外很少有人知道大卫·戴维森，但在国内他却是个极具影响力的人。他从1889～1919年退休一直担任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他对货币问题的评论被当时很多人所欣赏，但是，这些人仅限于瑞典国内（因为他的文章只是在国内发表）。作为1899年问世的瑞典首个经济杂志——《金融学报》的创始人和主编，他为该杂志做出了根本性贡献和努力（该杂志于1965年更名为《瑞典经济学》并以英文出版，1975年，它又被更名为《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杂志》）。戴维森的新举措在于将杂志作为学术交流的一个主要工具，进而使本国经济研究能与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保持同步。
“群星”中的年轻成员——伊·菲。赫克歇尔（1879—1952年），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史教授。他也是个有才干的经济学家：他于1919年发表的文章形成了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赫克歇尔一俄林要素禀赋理论的经济学基础，该理论认为，国家出口倾向于使用其相对充足要素的产品。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坚持要求撰写经济史时要对理论给以特别关注。尽管他编写了了让人高度重视的瑞典史，但他在国际上最著名的作品却是对重商主义的经典研究，它于1935年被翻译成英文。
高斯达·巴格是这个团体中最年轻的成员，他于1921年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其任务是推进社会政策的专业研究。
由于他生性保守，所以不久后他就成为了保守党的领导人。由于他与维克塞尔的激进主义观点相左，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与其他经济学家的交流受到了限制。然而，他在获取由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关于瑞典国民收入、工资和生活费用的大型历史研究项目中表现得非常坚强。缪达尔后来也参与了该项目的部分研究。
虽然他们的专长各不一样，但他们每个人又都与众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卡塞尔、戴维森和巴格是保守派，他们通常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表示怀疑。赫克歇尔也有类似的倾向，毕竟，他关于重商主义的研究已经成为谴责政府试图控制经济的错误做法的说教。维克塞尔是局外人，他代表社会民主，支持社会主义首创的实验。维克塞尔努力使自己同卡塞尔划清界限。1919年，他在《金融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卡塞尔的社会经济理论的谴责性评论。卡塞尔在实质性问题上犯有错误，例如，他因拒绝接受边际效用的概念而受到尖锐攻击。维克塞尔因其著作中的一个颇为常见的缺点而百思不得其解，即卡塞尔把别人的观点当作是自己原创的这个毛病。例如，维克塞尔写道“卡塞尔对瓦尔拉斯的借鉴显而易见是非常多的，但是他根本没有表示出应该表示的感谢，反而在整本书中连瓦尔拉斯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从那以后，卡塞尔和维克塞尔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尽管有这些不同，但20世纪20年代瑞典经济学界的群星们对一些基础性的假设却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认为经济学应该为公益服务。他们还认为职业经济学家有责任表达民意。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通过在著名报纸或杂志上发表文章来唤起公共讨论。
总体看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毕业生都有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但是他们并没有单纯依靠教授们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在他们的队伍中人才济济，并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成熟，成为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第二代明星。除了缪达尔之外，还包括埃里克·林达尔，贝蒂·俄林，埃里克·伦德伯格和达格·
哈马舍尔德。
研究生阶段的经济学研究
1924年，缪达尔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开始了他的博士学位项目研究，卡塞尔是他的导师。缪达尔对动态价格研究表示出了自己的愿望，而这一问题也正是卡塞尔的研究兴趣。在卡塞尔自己的作品中，他已经详细说明了瓦尔拉斯版本的新古典价格理论（虽然是来自瓦尔拉斯的鼓励，但那时还没有被承认）。这一成就能够证明尽管受制于某些限定性因素，但经济中的价格平衡仍能够同时建立。但是，卡塞尔认为这绝非事情的结果，因为使用的方法本质上是静态的。卡塞尔这一构想的前提是，价格的三个决定因素是确定的：消费者偏好特征、生产技术水平、可用的生产要素数量。这些前提可能会随着时间和外缘因素而有所改变，进而在动态中可能找到达到新平衡的方法。但是初始变化自身的属性不在该研究范围内。
正如缪达尔承认的，他的题为“价格构成及其多变性问题”的博士论文是在卡塞尔式框架基础上构建的。他后来回忆说，“在关于价格形成理论中的预期结合这一首个专业理论研究中，我很感激卡塞尔，他给了我很多的方法上的而非细节方面的帮助”，但由于他在该研究中提出了价格的第四个主要决定因素，即未来价格预期，这种预期对购买者和销售者的行为有着决定性影响。
因此，缪达尔很快就超过了卡塞尔，缪达尔说，“无论是预见到或是没有预见到改变，在它们真正发生前都会影响经济过程”，因为“价格的形成发生在人类意识之中”。各种不同的期望都可以被想象到，但是不同的期望对价格平衡的影响都会有所不同，这就是缪达尔动态理论概念的核心问题。
这一理论有创新之处，但应注意的是，缪达尔后来坚决地反对将其融入到新古典传统中。在其事业早期，他显然对抽象模型的建立感到惬意并且驾轻就熟。对制度主义者怀疑抽象理论的敌视是他这一思维方式所固有的。就此而言，缪达尔在1927年所构建的“动态理论”在那时确实一点也算不上“动”。像托尔斯坦，凡勃伦这样的制度主义者也认为，真正的动态方法需要分析者适当关注并解释引起判断能力和技术变化的原因。这一观点在当时同缪达尔的想法是相左的，后来，缪达尔改变了自己对制度主义的看法。在其晚年，他也表示出了他对自己在《价格形成及其多变性问题》中理论基础构建能力的怀疑。
缪达尔的改变使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中的最高荣誉。这也为他的学术生涯之路提供了必要资历。尽管卡塞尔曾经力劝，但是他的学位论文始终未能翻译成瑞典语之外的语言。关于缺少论文的英文译本，卡塞尔在1929年12月写下了如下的话（此时缪达尔夫妇正在在美国领取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
你说你厌恶了理论研究，并把英文翻译当作一项太难的工作……但是不要认为那样你就可以远离多变性问题，因为你已经为使它成为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恰当的观点而做出了自己的第一次努力……我试图拓宽静态的观点并希望尽可能快地得到结论。我仍然相信我为这个领域提供的根据一定会持续下去并会形成基础教学的起点……动态经济学的创立是你的工作，有朝一日你也必须澄清这一事实，这样才能使全世界对动态经济学有一个基本且全面的了解。无疑，这是摆在你面前的最重要的事情。
英文或德文翻译的缺乏意味着论文对瑞典之外的影响力很小。
1929年，缪达尔的朋友埃里克·林达尔在《经济学杂志》（英国皇家经济社会的官方机构）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赞他的论文是一个“在正确轨道上的进步”。
尽管《价格形成及其多变性问题》是以缪达尔后来已不采用的模式写成的，但它确实介绍了两个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也持续出现的主题。1933年，他在《货币均衡论》（第：二版）中对经济绩效预期影响的强调，预示着储蓄和投资的事前估计和事后计算两个概念的发展。该书对心理状态的全面关注同其在《美国困境：
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中所持观点的某些方面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