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投无路的苏青在九三学社吴藻溪的介绍下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促进会”，她对协会之类的活动根本不感兴趣，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找一份工作——工作，工作，她想工作想疯了。
但是找工作对她来说难于上青天，社会环境变了，报刊媒体也变了，她的文风完全不对路，没有报纸敢发表她的东西。她正感到前途渺茫，有一个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找一批上海作家撑门面，需要大量的上海作家的作品，她建议苏青重新拿起笔来，以笔讨饭，以笔谋生。苏青尽管一百个不情愿，可现在她没有选择余地，只好执笔写了好几篇文章寄到《上海日报》社。没想到文章没有发表，稿费更谈不上，她还得到组织上的口头警告，再一次受到致命打击。
事情终于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出现转机，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上海市文化局决定开办戏曲编导班，公开招收学员，没有年龄和学历的限制。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夏衍很重视人才，他在上海多年，对张爱玲、苏青的作品相当熟悉。他多次派人劝张爱玲留下来，参加编导班学习，做新时代的编剧。但是张爱玲不听，逃到香港，夏衍仍然派人到香港给张爱玲传信，让她回来，他会很好地安排她，只是要等待机会。但是张爱玲仍然不听劝阻，最终跑到美国。苏青就在上海，夏衍帮了她的忙，让她进入戏曲编导班。苏青在四个月的学习中十分认真，全身心投入。对编剧她既有兴趣，也希望借此契机在新中国重新打开人生新局面。
她的新局面也真的打开了，从戏曲编导班毕业后，组织上介绍她进入了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创建的芳华越剧团，根据民间故事《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的越剧《卖油郎》一上演就受到热烈欢迎，票房大好。尹桂芳十分高兴，将苏青的工资涨到每月三百元，这在当时已是了不得的高收入。当时剧团除名角外，一般的演员才一个月十几元。
手里有了钱，苏青很大方，交了一帮朋友，每周在杏花楼请两次客，每天上班都坐三轮车，很少坐公交车。为了在事业上再创新高峰，苏青开始着手改编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当时郭沫若正当红，他的弟子文怀沙的母亲就住在苏青家附近，讲一口地道北京话。苏青托人联系上她，两人很快打得火热。由于文母的联系，苏青亲自去北京面见文怀沙，文怀沙热情地接待了苏青，还担任《屈原》越剧版顾问。后来这部剧参加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汇演，获得多项大奖。可就是因为苏青的身份问题，这个剧唯一空缺的就是编剧奖，这让苏青愤愤不平。但是不管怎么说，人生总算出现新的转机，没有什么比事业上的成功更让苏青开心，她很快又有了新的计划：着手编写历史剧《司马迁》，为了把这个剧写好，还要务必超过《屈原》，苏青给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求有关史实。贾教授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苏青的提问。
苏青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次平平常常的晚辈向前辈求教的信件给她带来杀身之祸，那时候正是夏天，为了赶在秋凉时节排演《司马迁》，苏青埋头苦写剧本。天正热，家里也没有电风扇，她一手挥舞着芭蕉扇，一手提笔写作。尹桂芳也经常来看望她，带着一大帮人过来谈这个新剧本，总要在苏青家谈到深更半夜。尹桂芳每次来都要给李崇元带上一块巧克力：“给你的，小弟弟。”那天晚上没有任何征兆，苏青完成了一天的写作量，打了一盆热水准备洗个澡，上床睡觉。没有卫生间，只有几家共用的厨房。此时已十一点多钟，厨房里无人做饭，但是因为天热，到处都是滚烫的。她将身子擦洗了一遍，汗水马上流遍全身。她刚刚站起来准备倒洗澡水，外面传来敲门声。她很奇怪，孩子都在家，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有人来的，是谁呀？苏青正疑惑着，突然外面来人说：“冯和仪在家吗？”苏青听着声音不熟悉，就问：“是谁呀？”来人说：“你是冯和仪吗？请开一下门，我们是组织上派来的。”苏青一听“组织上派来的”，连想也不想赶紧过来开门。门一打开，外面站着三四个公安局的人，向她亮出逮捕证，说：“跟我们走一趟吧？”
苏青感到一桶井水从头浇下来，浑身冰凉冰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