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秋天，胡适从北平经南京去上海，蒋介石听说胡适来到南京，就想见见他，一来请教一些有关美国的问题，二来也确实想会会这个名贯东西的大学者。约定好了时间，宋美龄问蒋介石：“要安排几个人作陪？我好通知厨房。”蒋介石手拍脑门想了想，忽然神秘莫测地笑起来。宋美龄十分奇怪，好奇地问：“你笑什么？”蒋介石拍拍宋美龄的手背说：“夫人，不要太铺张浪费，也不必去酒店，我见适之就安排在家中，就想吃夫人做的上海点心，如果有福尝到，那就是对适之先生的最高礼遇——当然，对我也是一样。”宋美龄一听就笑起来：“好的，我愿意当厨娘来招待适之先生，只是，多少年不做，手生了。”蒋介石一听宋美龄答应了，很开心，马上接过话题说：“夫人出马，自然给足了适之面子，夫人的手艺我是知道的。”
那天胡适如约来到总统别墅，蒋介石正坐在客厅里等他，阳光很好，老蒋并不老，十分精神，宾主相谈甚欢。一会儿宋美龄从厨房出来，可把胡适吓了一跳，只见她身着旗袍装，腰间却扎着个漂亮的花围裙，这可是胡适见过的最漂亮的厨娘，他一时感动不已。很快宾主坐定，仆佣将宋美龄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送上来，胡适一眼就相中了那些精美瓷碟里的上海点心，那是求学上海时经常品尝的，至今难忘——蟹黄汤包、萝卜丝饼、枣泥年糕、蟹壳黄，还有一道菜：清汤炖猪手。蒋介石用筷子指着炖猪手道：“适之先生尝尝，此道菜是夫人的拿手好菜，名为‘赛熊掌’，此菜富含胶质，有助于美容，是我百吃不厌的菜品，她可是从不下厨做菜，此是另眼高看适之先生。”胡适连连点头，向夫人敬酒。那天他吃得相当开心，最后宋美龄也回敬胡适先生，宾主尽欢，感情融洽。
这一顿饭让胡适难忘，这样的家宴胡适后来在蒋家参加过多次，蒋介石与宋美龄甚至在家中给胡适做寿，可谓用心良苦。当然，这些家宴全都是“鸿门宴”，次年“七七事变”后，胡适在美国讲学，却收到蒋介石借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之手发来的电报：“介石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胡适尚在犹豫间，另一封电报又来了，胡适在日记中说：“既不能辞，不如伸头挨这一刀，为之爽快。”
胡适就这样做了国民党驻美大使，在美期间他谢绝一切高薪聘请，放弃全部娱乐活动，日夜奔波“为国效劳”，从不乱花一分钱。
他后来告诉江冬秀：“到纽约 6个月，只看了一回戏，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四年任期之后，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作风颇有微辞，最后被宋子文逼离大使之位。不久宋美龄访美，媒体说这是蒋夫人的“征服”之旅，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 20分钟演说，并且还身着黑色旗袍，到好莱坞发表演讲，和好莱坞大牌女星，如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相会。趁着这股风头，蒋夫人一时春风得意，大耍“女皇”派头，竟然包下了著名的华尔道夫大酒店整个第 12层楼作“行宫”，并且要召见胡适。
那日胡适接到蒋夫
人召见的电话，时间定
在下午 5时，可是总领
馆茶会也在 5时开始，
他对在中间传话的高级将领黄仁霖说：“最快我也要到 6点多才到。”实际上他最后延迟到 6时15分才到了蒋夫人的“行宫”，这时候蒋夫人早已来了，她正在滔滔在美国做外交官时的胡适不绝地高谈阔论：“我这次演说可以说轰动美国，毫不客气地说，我这是在为中国知识阶层造舆论，这样的演说从未曾有过，从未曾有过……”胡适进来，她看也没看一眼，脸上挂着冷淡的表情，一股骄蛮之气把胡适噎得什么话也说不出，与当年做上海点心招待他的那个宋家厨娘简直判若两人。胡适有点灰头土脸地找了个角落坐下来。黄仁霖有点坐不住，找个机会移到胡适身边坐下，想给予一点安慰，胡适只报以微笑，并不给他机会。
蒋夫人仍然在口若悬河，突然停下，对孔令侃说：“给我一支烟。”孔令侃忙取出烟卷：“此烟不知夫人习不习惯？”宋美龄说：“你习惯的我必定也习惯。”孔令侃给宋美龄点上了，宋美龄美美地抽了一口，说：“有大学者听得心不在焉，可能另有想法，我这里就说到此，见面另择时机。”宋美龄说着，仍一脸娇贵地坐在那里。她抽烟的样子特别优雅，坐了不到几分钟，就起身离去。
宋美龄这一走，其他人也都跟着走出了华尔道夫大酒店的会客厅，黄仁霖已走到门口了，发现胡适仍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就返身回来，小声对他说：“夫人可能嫌你来迟了，我会对她解释。”胡适说：“我现在是退役的大使，是寓公，无所谓。”黄仁霖说：“你还不知道，夫人一向看不上学者的清高与尊严……”胡适说：“问题是我在夫人面前从来都没有清高，有时候都没有尊严。”黄仁霖说：“别人这样说我认可，你适之先生这样说不妥，夫人为谁当过厨娘，为谁做过菜啊？”胡适说：“我感激她的举动，可是，我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表现过清高啊？更何况，她的演说明眼人一听便知，有什么内容？你黄仁霖凭良心说说，她的演说有什么内容？”胡适这样问黄仁霖，黄仁霖自然无法回答。
（二）
1949年 4月 6日上午 9点半，上海北外滩公和祥码头阴云密布，胡适在一帮朋友陪伴下缓缓登上停泊在江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总统号在浑浊的黄浦江畔停泊了很长时间，细雨开始密密麻麻地飘下，一直到 11时，轮船才悲伤地呜咽一声，然后缓缓地驶离外滩。胡适站在船舷边向岸上的友人频频挥手，望着越来越远的土地和岸上那些林立的摩天大楼，不禁悲从中来——胡适是在被解放军团团包围的北京城中坐飞机逃离的，他将小儿子和大量的书籍资料留在北平，这一年他 57岁，生日那天，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设宴款待胡适。按着老习惯，宋美龄下厨做了几个蒋家拿手菜，当然少不了胡适爱吃的上海点心。看着满桌精美佳肴当年老上海北外滩的公和祥码头
和酒水，胡适分外感动——因为他知道蒋介石是从来不饮酒的，破例在桌上摆上酒，只是因为胡适。可是因为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大家都心绪纷乱，面对美酒佳肴，胡适心里却备觉凄凉。蒋介石说：“此次从北平南下，希望适之先生能去台湾。”蒋介石面对胡适温和的目光，继续说：“适之先生应该明白，形势于我们不利，划江而治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而已，大陆是守不住的，所以我决定‘引退’，派陈诚前往台湾经营，适之先生是国内知识分子之代表，我们没有理由不妥善安顿好。”
那一顿寿宴吃得索然无味，临别时蒋介石送胡适出门，对他说：“我要你到美国去，不要你去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什么，都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将来我们会用得着。”胡适冲蒋介石点点头。几天后他来到上海，送江冬秀与傅斯年之妻同船去台湾，而后他转身赴美。一直到 1950年 6月，夫妇俩才再一次在纽约团聚，然后开始长达 9年的寓公生活。
纽约是世界级的大都会，作为大使的胡适曾在这里风光一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演说或宴游都成为报章电台的新闻。可是风流散尽江山更改，年老时归来多少有点落寞凄凉——这是胡适一生中胡适正是从公和祥码头出国，只身去美国的
在美国做寓公的胡适面对人生风雨，胡适始终微笑面对最暗淡的岁月。东城 81街 104号是他从前租住的小公寓，在这里他曾经度过穷学生的青涩时代，没想到到老了又重回旧地，依旧是灯红酒绿的纽约，但他看起来十分陌生，他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有一天站在窗口眺望灰蒙蒙的纽约城，忽然无比绝望，拿起电话拨通了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会见任何政府或政党要人。挂掉电话他回到书桌前，拿起那本线装的《水经注》，他打算从此远离政治作他的学问。
封闭自己是可以的，逃避现实也是可以的，但是生活是最实际的，问题很快接踵而至：没有经济来源让他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江冬秀乃一乡村女子，没有任何生活能力，来到美国语言不通，又不会开车，连探亲访友的机会也没有，日常除了打麻将，没有别的消遣。这可苦了胡适，一向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现在一日三餐要自己打理，而且连生活费也常常没有着落，那种日子过得有多狼狈。江冬秀每天吃罢早餐就叫上几个流亡太太来家里摆围城，心情好时就煮一锅茶叶蛋让胡适吃一天，心情不好或输了钱，茶叶蛋也不做，胡适只好亲自上阵，外出采购柴米油盐，然后回来煎炒烹煮。为了省钱，钟点工也不请，洗碗刷锅扫地抹桌，全他一人包了。当然家里也没车，出门采购就坐公交车，常常在车上挤得东倒西歪。有时家里没人来搓麻将，江冬秀在家闲得无聊，还要发脾气，砸锅摔碗的事情也做过。胡适小心赔不是，然后四处打电话帮她联系麻友——江冬秀手气好，尽赢不输，后期家中日杂开销全靠江冬秀赢钱来支付，难怪小脚女人脾气看涨。
有一次胡适学生唐德刚过来看望老师，到吃午饭时看到胡老师端来一盆茶叶蛋，他心里非常难过。后来唐德刚说：“胡适老师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足见其困顿与颓唐。
（三）
1956年 12月 17日，胡适在纽约悄悄过了他的 66岁生日，当天到场祝寿的朋友 20多位，胡适端起酒杯说：“希望我们大家能在胡适与江冬秀在美国
不久之后回返自由大陆，重建残破家园。”江冬秀听得这话挖苦胡适：“做你们胡家媳妇真要命，在海上跑来跑去。”胡适说：“你祖父当年发誓不把子女嫁给我们绩溪人，可是还是将你嫁给了我，真是活该，活该！”
胡适说出这番话显然是有备而来，自来美国后，他一直“不舒服”，“烦躁不安”，大病一场之后，甚至提前留下遗嘱，让身边来往的朋友十分吃惊。似乎感到来日不多，他铁下心要回到台湾去，对好朋友赵元任说：“我有一点小小的积蓄，在美国只能活二三年，如果在台湾，则可以坐吃十年还有余。台湾更吸引我，大陆搬迁过去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里那些书对我更适用。”他打算定居在台北郊区，自己造一幢房子，幽居下来潜心作学术。蒋介石知道后，表示愿意乐观的胡适先生江冬秀与胡适在一起
从他的著作《苏俄在中国》的版税中拨款建屋一座赠于胡适，并电任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原计划中“中研院”区域里的那座房子追加拨款 20万，建成一座占地 50坪的小洋房，给胡适居住。胡适表示他只要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而不是中研院院长的住宅，他马上寄去 2500美元作为住宅建造费。
1958年 4月，胡适自纽约启程返回台北，江冬秀什么都要带走，包括那张破旧的双人木床，胡适劝不住她，只好同意。结果那张木床从纽约运到台北让搬家工人吃尽苦头，所需的工钱能买上好几张这种廉价木床，而江冬秀不依不饶，就是认为这张木床好，只要看到这张木床，她倒头就能睡。不久后爆发的《自由中国》雷震案让他与蒋介石隐藏多年的冲突公开化，这是一代学者与政治强权的分歧所在。
自当年留学美国接受了西式民主之后，美国式的自由与民主精神一直潜伏在胡适的血脉之中，早在离开大陆赴美之际，他在海轮上就决定要在台湾创办一份自由主义杂志——《自由中国》，并草拟了刊物宗旨：向全体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革除弊端，把台湾变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轮船在《自由中国》创刊号美国檀香山停泊期间，胡适发了一封信给先期到台湾的“国民大会”
副秘书长雷震，将拟好的《自由中国》刊名、宗旨一并寄上。后来胡适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民主和极权的冲突》一文，胡适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允计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后来他在《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时发表讲话时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认为“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利，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胡适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生命最高准则，一直以《自由中国》为阵地争取言论自由，当台湾军政当局下令逮捕《自由中国》全体编辑人员时，胡适撰文说：“压制《自由中国》是台湾政治最大的耻辱。”以后几年中，他不断给《自由中国》撰写政论，要求国民党开放舆论自由，规劝当局“当政的人，应该努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判，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无惭愧”。这些言论让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但是鉴于胡适的声望，他们又无可奈何，只好隐而不发，转而拿雷震开刀，开除了雷震的党籍。
1956年 10月 31日是蒋介石 70岁生日，《自由中国》特别出版“祝寿专号”，批评蒋介石大权独揽，要求国民党限制“总统”权力，实行“责任内阁制”，取消军队中的国民党组织——读者反响强烈，杂志再版 11次，发行 100万册，这一下大大触怒了蒋介石，一场围剿《自由中国》的行动在台湾岛铺天盖地展开。胡适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本小小杂志的存亡之争，更是文明包容的文化与落后专制的封建暴政的观念之争，也就在这场纷争剑拔弩张之时，胡适回到了台湾，与雷震一起进行了更过火的行动，筹建“中国民主党”——这其实是胡适一贯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制约。1960年，在得知蒋介石连任“总统”后，他发表了《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接着又发表了《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蒋介石大怒，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胡适更是怒火中烧，不顾朋友劝阻，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话：“太失望，太失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1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们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 10年监狱，这是很不公平的！”
胡适说最后一句话后，在面前桌子上猛击一掌。
（四）
胡适回到台湾的几年，一直处于舆论中心，一会儿批胡，一会儿保胡，一会儿棒胡，一会儿又捧胡。就在一片汪洋之中的风口浪尖，一个年轻的身影异军突起鹤立鸡群：“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民国六年的 9月里，北京大学来了一个 26岁的新教授，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了他最需要的酵母，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北大添进了新血液，北大开始蓬勃了！”
说这话的，是和当年的胡适有几分相像的年轻人，他叫李敖，他界定胡适的真价值是：“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这篇文章标题叫《播种者胡适》——这个胡适曾寄钱给他买裤子的年轻人，这个自称比胡适还了解胡适的年轻人，因为胡适在他心田里播下民主与自由的种子，他最后长成一株苍天大树，成为台湾的另一个胡适。
胡适和李敖成为忘年交。晚年的胡适与年轻时的胡适一样，喜爱交朋结友，他的朋友有作家教授，也有贩夫走卒——曾经就有一个卖饼小贩叫袁瓞，售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哪一个更好，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
胡适赠李敖的语录
胡适接到这封信，知道他是一位小贩，做得虽然是小得不起眼的芝麻饼买卖，眼光却越过装芝麻饼的铅皮桶，放眼全世界，他十分感动，何况问的又是胡博士最热衷的英美政治问题，他就更加开心，便亲笔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你提出的问题太大，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 1945年离开顿宁街 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我很自豪，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卖芝麻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件奇事，已足够使我乐观，让我高兴——如有我可以帮你的小忙，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从此，卖芝麻饼的小贩便成了胡适博士的朋友，有一天他邀请袁瓞到南港的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 10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烤芝麻的清香。他把芝麻饼捧到胡适面前，胡适笑眯眯地拿起一个便吃，嚼得咯支咯支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少见的欢愉，一老一少聊得畅快，随后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晚年的胡适先生
怕是鼻癌。胡适听他这样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封信，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由我负担。”胡适尽管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富有，甚至连自己看病为了省钱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诚心给一个好学的年轻人以帮助，足见他一向乐善好施。
胡适一直记着这位小贩朋友，最后一次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时，江冬秀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病房，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胡适一看是芝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到底是书生，他太天真了，他以为那么大的一个台北市，所有的芝麻饼都是袁瓞一个人做的。
就在这次出院后不久，
“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召开，那时候台湾节气已过雨水，到处春光明媚，胡适极其罕见地身着飘逸长衫、满面春风来会见新当选的院士，并致热情洋溢的祝酒辞。晚上 6时 30分，宾客陆续退场，胡适保持着一贯的君子风度，站在客厅门前与友人一一握手告别。就在这时候，他的心脏病突发，面色苍白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倒在这个被李敖称为“睾丸”的海岛上。
胡适去世后，江冬秀在他的遗体旁痛哭失声
胡适塑像
胡适在台湾的墓地
§§第四辑 风雅颂
“我是安徽徽州人，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