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有关温州人的笑话大多都是精明的笑话，而现实生活中的温商更多的是精明之人，而且还是同样对精明持这种坦荡无邪态度的精明之人。
旧上海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温州富商，他是来上海的温州人中唯一由赤贫而至豪富的人，他的精明在上海也是妇孺皆知的，几乎成了一种传说，还被看作温州商人的典型。
当时，年仅24岁的他从温州流浪到了大上海。他孤零一身、囊空如洗，最后勉强在洋行混了个看门的差事，住在又脏又臭的勤杂工宿舍。看门本是一个不能发财的下等差事，可这个精明的温州小伙子一干上就不一样了。只干了几天，他就对洋行上下了如指掌，特别是他还悉知：那些来洋行办事的大多是来谈烟土等黑货生意的，于是他脑袋一晃，就想出了一个发财的鬼点子。
这之前，前来办事的人只需和门卫打个招呼就被放进去，这回温州小伙子的工作方法改变了。他在门口放了一本登记簿，来客一律要先登记，然后坐在门口的长凳上等候，按顺序进门。这下可把那些烟土商急坏了，因为他们急于将黑货出手。有些机灵的商人，猜透了新来的年轻看门人的用意，便拿出1元钱，轻轻塞入他手中，恳求道：“我有急事，能不能通融一下？”温州小伙子马上到里面跑一趟，出来说：“请进吧。”
久而久之，其他的商人也看出窍门来了，于是也在登记时塞给他1元钱。有个别的生意较大需“货”较急的，还多加两元钱，要求“插号”。这一看门方式的改变，不仅使他一天能多收入二三十元的外快，而且还给营业部管事留下一个聪明能干的好印象。因为以前这位管事的办公室里，从早到晚总是挤满了客户，他们争先恐后地谈生意，吵得管事头晕目眩。忽然从某一天起，客商们秩序井然有进有出，而且几乎所有大买卖都排在前头。管事颇觉纳闷，特意抽空去门口侦察了一番，才知“原来如此”，心中不禁对这个温州小伙子另眼相看。“这个温州青年聪明能干，让他做看门人，岂不是大材小用！”
不久，营业部管事就找温州小伙子谈话，表扬他工作认真、聪明能干，并问他对洋行业务有何高见。这个脑袋灵光的温州人怎肯放过这个在上司面前表现的机会，忙说：“我看，用抵押的办法可以扩大营业额。”这话一下就说到了管事的心坎上。用抵押、期票，不仅可以增大营业额，而且大有发挥的余地。
就这样，温州小伙子很快就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并像坐直升机般地被提拔为业务管事、领班及行务员。1901年，在他攒够了一定的资金后独立开办了洋行，专门从事房地产，而这个温州人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看门人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可谓“精明”得非同凡响！
在温商的心中，精明从来不带有贬义。而且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精明需要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对于精明本身的心态。随便什么地方，不但要想方设法地精明，而且一旦有了精明的点子，便理直气壮地付诸实施，而不顾别人会怎样想。在这一点上，其他民族的商人和温州商人相比，不是不懂精明，而是不敢精明，精明在他们心中始终不是光明正大而是隐讳地包含于他们的商业行为中，这样，他们同温商相比必然处于下风。
商道99 善于以低价取胜
【经典商道】
同样是一条腰带，别人卖15欧元，温商只卖10欧元，价格低廉、薄利多销是温商的一大经商诀窍。
温商在服装、皮鞋、眼镜、打火机等轻工产品方面，长驱直入，牢牢地占领了广大城乡市场。许多在这些领域经营多年的本地专业大户，在潮水般涌入的温商面前，都纷纷败下阵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温州商品在同档次的商品中，价格最便宜。
价廉物美，是温商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的一大法宝。
或许有人会问，温州的商品为什么比别的商品便宜？道理很简单，温州人大都采取“前店后厂”的方式，省去了许多中间环节。除此之外，还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大大降低了成本。
规模经营，薄利多销，在温商的经商法则中，不是什么“秘密武器”，但却是最有力的武器。温州早期的十大专业市场，莫不是以价格低廉而形成的。
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温州商品在价格方面都具有强大的优势。比如在欧洲，过去打火机市场一直是日本人的天下，而现在绝大多数是“温州制造”。因为温州打火机的生产成本，在日本连付工人的工资都不够。
在价格竞争中，温商总能占据优势。成都东大街一度曾是广东商人的天下，那里的灯具、电器门市多为粤商所开，以其新颖、豪华吸引了成都人，生意十分兴隆。后来，温商挤了进来，他们起初只在东大街租了一间不起眼的店铺，装潢也十分普通，没有一点吸引人的地方，难以与广东商人开办的商行相提并论。但他们后来却很快就抢了广东人的生意。原因是他们经营的商品其时尚、美观不亚于广东产品，价格却低廉得多，于是人流纷纷涌向了这里。广东商人一开始还能抵挡一阵，又是打折促销，又是有奖销售，但这种事只能隔三差五来一次，长期下去他们当然吃不消，而温商经营的价格比之广东商行，可以说是天天都打折。末了鹊巢鸠占，广东人很快败下阵来，黯然而去，一家家店铺都相继转让到了温商手里。广东人辛苦经营开发出来的市场，就这么轻易地被温商坐享其成。广东商人们几乎是愤愤地说：“温商成了广东人生意上的克星，只要有温商跟着一搅和，我们的生意就别想做了。”在价格竞争上，的确很少有广东人能竞争过温商。人们有些纳闷，温州的产品为什么能卖得这么便宜？
商业的目的在于牟利，如果将产品价格降至成本以下赔本甩卖，当然是不行的。因此无论是谁做生意，即使将产品价格定得再低也总有个最低限度。而温商的最低限度却总能在别人的最低限度之下，这就是他们在价格竞争中取胜的原因。但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却是极为复杂的，温商要生产出成本最低而又保证质量的产品，所花费的努力是方方面面的。
其实，从温商一开始涉足市场，就已经具备了价格竞争的优势。改革开放后，数不清的温商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起步，从小商品做起。这些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之所以极低，一是在于他们以家为厂，厂就是家，因而不用把厂房的投资计算在内。二是在于用工成本低。温州人从小着手做生意，靠的是家庭和家族成员，一个家庭一个厂，哥哥或父亲是老板，弟弟或儿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做下属，从“老板”到“下属”都是一样地做活。正是因为是给自己干活，所以他们不会偷懒，不会磨洋工，而是有多大力就出多大力，再辛苦也会坚持下去的。为了使厂子进一步发展甚至从不要收入，平时有吃有穿就行了，不到生老婚丧等重大事务从不谈用钱。这样一来，单单计算某一周、某一月的生产成本，所体现出来的数字寥寥无几。
正由于温商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务实苦干，同时本着“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的经营意识，温州的这些多如牛毛的小商品遍及全国，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后来他们发展了，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形态中超脱出来，办起了像样的企业。但纵然是在此时，他们也不追求大气派、大产品，盖大厂房，大模大样地招收工人，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同样是靠着家族、家庭成员逐步创业，节俭了再节俭，勤奋了更勤奋。
因此，在商场价格竞争当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温商。在他们心中，小钱也是钱，他们经商从来不嫌钱小，再小的生意只要赚钱他们都干，难怪有位富翁说过“小钱是大家的祖宗”。现实中好多百万富翁都是由赚小钱起步的。
对于“薄利多销”“小钱是大钱”的道理，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从小就有深刻的体会。
施振荣3岁丧父。为了谋生，他曾经帮着妈妈在店里同时卖鸭蛋和文具。鸭蛋3元1斤，只能赚3角，差不多是10%的利润，而且容易变质，没有及时卖出就会坏掉，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文具的利润高，做10元的生意至少可以赚4元，利润超过40%，而且文具摆着不会坏。看起来卖文具比卖鸭蛋好。但其实，施振荣讲述经验时说，卖鸭蛋远比卖文具赚得多。鸭蛋利润薄，但最多两天就周转一次；文具利润高，但有时半年一年都卖不掉，不但积压成本，利润更早被利息吃光。
施振荣后来将卖鸭蛋的经验运用到宏基，建立了“薄利多销”的模式，即产品售价定得比同行低。虽然利润低，但客户量增加，资金周转快，库存少，经营成本大为降低，实际获利大于同业。
前几年，在浙江绍兴的一次“发展经营经济经验交流会”上，一家生产高档精纺袜的厂家，三块五毛钱一双袜子，只赚一分钱的利润！
然而，就是这毫不起眼的一分钱利润，培育出了数不清的百万富翁。他们给与会者算了一笔账：一双袜子赚一分钱，一个普通摊位每个月要销出70万～80万双袜子，也就有7 000～8 000元的利润，1年下来就有将近10万元。
如今，在诸暨大唐镇，大唐袜业市场拥有1 600间摊位。这里曾经1年内销出了超过70亿双袜子。
同样在绍兴市，唯一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浙江某集团，除了在全国各地的大商场内和商业街上开柜台和专卖店外，还做着一项鲜为人知的生意：在超市里卖三四十元一条的西裤。
面对疑问，该集团董事长解释：“尽管超市西裤价格比较低，利润不大，但是三个月就结一次款，资金可以马上回笼，没有积压的风险。你不要看不起那一点点的利润，积少成多，去年我们在上海几个大超市，一年就做了1 000多万元的生意。何乐而不为呢？”
诚然，要打市场、拓销路，单靠低价闯关是不行的，产品质量、企业信誉、售后服务、宣传力度、营销方式等因素同样都很重要。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样的产品，谁卖得便宜，谁就卖得多。价格战是当前形势下一种很重要的竞争手段。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打价格战，因此一般的企业在产品降价之前总要左思右想，不要轻易用低价位向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挑衅。能不能降价，能降价多少才不致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准备不足，就会适得其反。而面对温州出产的低价位产品时也必须心平气和，因为温商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低价位销售商品，也并不是容易的事，不仅需要对从生产到销售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精打细算，而且需要一个成熟的生产经营模式为后盾才可以做到。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值得别人惊奇的秘诀，那归根结底还应该说是温商经营观念的灵活，别人认为行的，他们却未必会这么认为，而是从长远打算，计算将来可以取得的效益。
商道100 善打政治牌
【经典商道】
据调查，91%的温商关心政治。道理很简单，经济政策是受政治影响的，只要政策活了，商业就活了，商人也就活了。
有的人对商业和政治关系的理解是：商人不能依靠任何政权，商人的活动应始终立足在一个“利”字上，做政治的永远的旁观者。这未免固执了。事实上，商业和政治可以达成成熟的互惠关系。政界人士从商和商界人士从政的情形逐渐多了起来，这意味着商人已经认识到了政治在商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如此，温州商人十分关心政治。有数据表明：66%的温州人关心政治，其中91%的商人关心政治。从性别角度来讲，男性为69%，女性为62%；从学历角度看，大专及以上学历为76%，高中及以下学历为59%。这样的结果或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外人的眼里，温商无非是一批聪明的生意人，似乎与天下大事沾不着边。其实温州人关心政治要从怕政治说起，正因为是温州商人在历史上受到过很多来自政治上的打击，所以他们才认识到充分了解政治，使自己“合理合法”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诚然，温州商人所关心的政治多是其外延，带有极强的功利和实用主义色彩，往往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政治。比如中东局势和巴以冲突，一直不是他们关心的对象，甚至也不足以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更热心的是国家领导人又有什么重要讲话，以及国家的相关经济决策，比如加入WTO和申奥等。
正因为温州人有关心政治、了解政治的传统，因此他们在自身的商业活动中，往往以政治为准绳。调查显示，60%的温州经营者因为某项国家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更有信心地做某项投资。不仅如此，有些特别机灵的温州人，在经营活动中还善于打政治品牌。
温州商人坚信，没人的地方，水草最丰美，回报最丰厚。这个规律显然适用于开采政治矿藏。
温州人的成功尝试始于1977年。这1年，中国恢复高考，这是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
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温州苍南县金乡一名姓许的中年汉子觉得这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他的脑子里开始拨起了算盘珠子，勾勒出了一幅创富的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