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美国颁布一项难民法令，允许在某些方面有特长的人到美国去，日后可申请成为美国公民。当时，在整个远东地区，三年之内有5000个名额，其中3000个留给本地人，2000个给外地人。张爱玲是从上海到香港的，有两千分之一的机会，但她仍然立刻提出了申请。该法令还规定，申请者必须有一个美国公民做担保，张爱玲便请她工作的香港美国新闻处负责人麦加锡为她做了担保。
想要去美国，其中一个原因是张爱玲从小便一直藏在心里而未能如愿的留学梦。她原本的理想之地是英国，那是母亲和姑姑去过的地方，她们在那里获得了更独立、更自由的精神生活，那是张爱玲一直梦想着的。她曾经有过去英国读书的机会，却因为战火而失去。如今有机会到同样处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对于她也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补偿吧。
此外，张爱玲也意识到，虽然她对香港也是有感情的，但香港并不是一个可以充分展现她文学才华的地方，因为这个表面上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并没有太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是一个适合作家长久居住、创作的地方。这里的文学界缺乏原创的土壤，大多是翻印大陆、台湾、东南亚以及海外华人的作品。张爱玲知道，要想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文化氛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她很早就下定决心，只在香港暂时栖居，一有机会就要换个环境。
就在这时，夏衍命人带了一封信给张爱玲。他知道她离开大陆的消息后，一直深感可惜，也一直没有忘记这位难得的文学天才。他也隐约知道她有前往美国的打算，于是就在信中劝她不要去美国，能回上海最好，即使不能的话，留在香港也好。不过当时张爱玲是不可能再回大陆了。去美国，她觉得这是她最好的选择。
其实张爱玲早就开始试图用自己的作品敲开美国文坛的大门。在香港，她创作了小说《秧歌》，它是用英文写的，讲的是大陆土地改革之后的农村生活。此前张爱玲也用英文发表过文章，她对自己的英文写作是很有信心的，也希望这部小说能给自己进军美国带来开门红。她把书稿寄给她在美国的代理人玛丽·勒德尔，请后者帮她在美国寻找出版商。
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宋淇夫妇从上海带过来一本求签的书，他们也忍不住为《秧歌》卜卦，似乎想要预测一下这本书的命运。奇怪的是，无论怎样卜，结果总是“中下”或“中平”。张爱玲对这本求签书很感兴趣，此后出书或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它来卜卦。
虽然求签的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但《秧歌》终于还是在美国出版了，并引起当地评论界的广泛注意。《纽约时报》首先为《秧歌》写了评论。此外，《星期六文学评论》、《Herald Tribune》也先后有了评论文章。接下来，《时代》周刊也登出了一篇书评，给予《秧歌》较好的评价。这其中，张爱玲对《时代》周刊的评论最感高兴，因为她知道这份杂志的选拔标准是非常高的，能得到它的称赞实属不易。她觉得这似乎意味着美国文坛已经向她打开了大门。
《秧歌》第一版很快就卖光了，然而它并没有进入畅销书排行榜。美国的出版商是非常现实的，一本书即使得到评论家的称赞，但不是畅销书，就不会得到再版的机会。其实《秧歌》的命运也并不奇怪，它之所以能在美国引起一时的轰动，主要是由于它的反共思想在冷战时期的美国较为引人注目，尤其是出自一位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笔下。与之相比，这位作家的文学才华倒在其次了。因此《秧歌》所取得的短暂成就给了张爱玲一种成功的错觉。她后来在美国的文学事业颇不顺利，所获的文学成绩也再没能超过《秧歌》，但那时她已无法再回头了。
张爱玲的赴美申请终于被批准了，她满心欢喜，立刻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她能随身携带的东西少得可怜。她自知居无定所，所以很少买大件的东西。在她的行李中，最多的就是衣服，而最重要的则是一本家族相册。这本相册是她离开上海时，姑姑交由她保管的，这也是她与家庭最后的一点联系了。张爱玲非常钟爱这本珍贵的相册，她后来在美国也历经多次搬家，到处漂泊，东西丢了不少，但这本相册一直保存得好好的，毫发无损。
1955年秋的一天，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赴美。在维多利亚湾码头，来为她送行的只有宋淇与邝文美夫妇二人。张爱玲对即将到来的陌生环境既期盼又紧张，在那里，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任何依靠，一切只能靠她自己了。或许是想到这些，她对眼前的宋淇夫妇更多了几分依恋。船刚一到日本，她就立即给宋淇夫妇寄了一封长达六页纸的信，里面说：“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时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她上一次离开香港，是回到她熟悉的家乡上海，是离开战乱回归故里，自然是快乐的。然而这一次，等待她的是未知的命运，怎能不眼泪汪汪呢？后来，在美国的岁月里，她一直保持着与宋淇夫妇的通信。在她去世前夕，她还在遗嘱中特意声明，将自己的身后之物与银行存款全部赠送给宋淇夫妇。这一方面反映出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也映衬出她深深的孤独。
船在美国旧金山入境。下了船，张爱玲又乘火车赶往纽约，炎樱当时正在纽约，帮忙给她安顿了住处。
通过炎樱的一个朋友，张爱玲暂时住进了一所由纽约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那是一个像贫民窟一样简陋的地方，公共的大客厅黑糊糊的，而且大得吓人，足有学校的礼堂那么大，而且有讲台，台上还有一架钢琴，要是有人冷不丁碰到琴键，发出的声音会显得无比空洞可怕。
不过还好张爱玲对住的要求一向不高。她和炎樱一起在纽约城里闲逛、吃东西，仿佛和大学时代没什么两样。她最初是愉悦的，因为她终于来到了美国，她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