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温情的冰心
冰心本名谢婉莹，1900生于福建长乐，出身优裕，父母之爱温馨，个性淑婉，1919年9月在《晨报》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当时她还在北京协和大学预科读书，后到美国留学。发表一系列问题小说《斯人独憔悴》《去国》《超人》等。冰心为世人称赞的是她的那些碎钻一样的哲理小诗和构思精巧的散文，如《寄小读者》系列。笔者认为冰心小说持续关注家庭婚姻，关注女性角色也是相当有价值的部分。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不一样，冰心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她不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些偏激的宣言，比如打倒贤妻良母，反而坚定地认为一个家庭的幸福的关键在于贤妻良母，同时含蓄地指出女性的力量。优秀的女性可以带给家庭幸福，而一个不理家政的妻子则可能带来家庭悲剧。在她的作品中有着深挚的家园情结。
《两个家庭》虽然是一个很短的篇章，却已涉及到家庭婚姻，教育的诸多问题，尤其探讨如何为人妻的问题。三哥因为有一个很能干的贤妻亚茜，所以事业生活充满了乐观希望。陈华民妻子娇惰无能，每天沉迷打牌不理家政，他也沉溺于酒馆，得了肺癌，最后上吊身亡。
两位太太对比十分鲜明。陈太太在陈华民口中，“是个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我屡次地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信任种种误会的话。”她一出现，就“挽着一把头发，拖着鞋子，睡眼惺惺，容貌倒还美丽，只是带着十分娇惰的神气。”在缺乏母亲关爱的陈先生家，三个孩子只好成天跟老妈子呆在一起，玩泥巴，彼此打闹。陈太太看见小孩哭闹就十分不耐烦，训斥老妈子，忙着自己梳妆打扮，出门打牌。而亚茜呢？母亲称赞她，“亚茜太过于精明强干了，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手去做，我看她是在忙。但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有一毫勉强荒急的态度，匆忙忧倦的神色，总是喜喜欢欢从从容容的。这个孩子实在可爱！”我也亲眼见到，在她潜心经营的家中，花木扶疏，窗明几静，东西摆放有致，收拾得干净利落，显得十分静雅。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和乐融融。她还帮助丈夫翻译书籍，“红袖添香对译书”。 她自己照顾着孩子，给他做可口的饭菜，给他讲故事，教他待客唱歌，画花鸟人物。在她一手调教下的小峻又聪明又懂礼貌。这样小说用对比手法明确写出了作者的观点：一位主妇如何处理家庭事务不仅仅关系到夫妻关系，更关系到下一代成长的主题。她坚持“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
《三年》写出女性很琐碎的心思，一个新婚女性偶遇昔日爱过她的一个男子，于是邀他来家。一件很普通的事到了作家笔下便不一样了，她让青自己告诉槃，而由丈夫槃来向她指出：“一个高尚的男子纯正的爱情是不容玩弄摧残的，你知道他是怎样的爱过你，你也知道他现在怎样的惆怅。你的虚荣心，想显出我们的幸福，你的好奇心，想探取他的哀伤。这两种心理，做成了这段温柔的残忍！青，你仍不免是一个完全的女性！”前几句是对人性的剖解和指责，对爱过自己的人的伤害，而这伤害是站在似乎求好的目的和立场上产生的，青原本是眷恋旧情，希望他“到我幸福的空气中来。”这里面有着人性的微妙和复杂，原本善良的人也会因虚荣心作怪而伤害了别人。最后一句则落入俗套，以一个男性立场来指责女性，认为会犯这样的错是因为她仍是一个完全的女性。也意味着他认为所有完全的女性都具有这一人性的弱点，都有虚荣心，并因此伤及他人。冰心作为女作家但不免仍有这样的男性视角来观察女性、审视女性、裁决女性。这与《两个家庭》中坚持一个幸福美满婚姻需要一个贤妻良母是一样的视角和立场。或者说，作家有意迎合了主流阶级的观点，或者说，冰心早已全盘接受并内化了这些女性观点，让它们成为作品的观点。
小说写出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女人和她们的生活。有在旧有观念下被牺牲掉前途的庄鸿的姊姊，有在新思想旗帜下卖弄风情的我们的太太，有选择了事业却又有失家之憾的秋心，还有被自私的爱捆缚的孤女……都显示出冰心对女性问题的强烈关注的热情，从另一个侧面突出女性生存环境的恶劣，她们如同处在贫瘠荒原上的小花，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绽放出明艳的花朵。
《庄鸿的姊姊》里的姊姊是没有出现的。是在庄鸿的讲述中的隐含的主人公。她是个志高才大的女孩子，想要为社会做些事情，但是无奈命运作弄，在她六岁、弟弟四岁时父母去世，跟着祖母和叔叔生活，叔叔是一个小学教员，薪水月月拖欠，于是家里要求姊姊不念书在家做家务，因为就像祖母她们认为的“你姊姊一个姑娘家，要那么大的学问做什么？又不像你们男孩子，将来可以做官，自然必须念书的。而且家里又实在没有余款。”于是姊姊的前途就被牺牲掉了。就像书中庄鸿质问的那样：“为何女子便可以不念书，便不应当要大学问？”这其实也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作家所追问的内容。庄鸿的姊姊对读书的渴慕和她最后的抑郁而终成为书中至为感人的场景。《秋雨秋风愁煞人》是一篇闺阁小说，“我”的两位同学，一个生病而死，另一个嫁入豪门，被迫终日宴会打牌，磨灭了远大的理想。对生命脆弱的感慨，世家子弟的不思进取，养尊处优，贵族夫人的终日浓妆艳抹，宴会应酬，都是冰心借英云之口批评的对象。
《我们太太的客厅》是一篇饱含讽喻的小说，传为美谈的太太沙龙被颠覆了，变成一个喜欢显摆自己的女子用以和几个男子在公开场合玩暖昧情感的场所，写出人的虚伪。小说从描写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摆设写起，女主人在客厅里摆放了很多自己的照片，大小不一，神态各异，还特地描写一张活人大小的正对客人位置的照片和一尊小雕像，隐含批评女主人的自恋和卖弄风骚，并强调照片里面很少看见“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写至此处，其褒贬爱憎的态度溢于言表。似乎暗含有这对夫妻名存实亡或妻子对丈夫极不满意的意思。并指出喜欢“谈女权，痛骂人口的买卖”的太太，对于女佣人“菊花的赠嫁，并不曾表示拒绝”。
“我们的太太”在丈夫面前娇纵专横，在其他男人面前喜爱卖弄风情。“若不是因为种种的舒服和方便，也许他就不再是我们的先生了。”虽极爱小女儿彬彬，可因“一生惯做舞台中心的人物”。“彬彬始终只站在配角的地位”。惟恐读者会错过这段话的深意，又加上一段比喻：“三麻子扮关公，打着红脸，威风凛凛，跟前的那个小马童，便永远穿起绿褂子来陪衬关公。关公的鞋尖微微一抬，那马童便会在关公前连翻起十来个筋斗。我们的彬彬，便是那个小马童——”再三强调这位太太不仅不在乎丈夫，就连女儿也只是自己的道具，缺乏起码的爱心。听见女佣报有客来时，照照镜子，然后半卧沙发上，微笑抬头，做出欧洲名画的姿态。对待忠诚如少年的追求者陶先生，“我们的太太是始而嘲笑，终而鄙夷，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批评她不善待忠诚的追求者。几乎没有女友，袁小姐“也是这沙龙中的唯一女客人。”因为“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我们的太太说，只有女人看女人能够看到透骨，所以许多女人的弱点，在我们太太口里，都能描画得淋漓尽致。”冰心说，我们的太太之所以会极力称扬袁小姐，并以她为唯一知交，是因为“物以相衬而益彰，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是相互衬托的，两个人站在一起，袁小姐的臃肿，显得我们的太太越苗条；我们的太太的莹白，显得袁小姐越熏黑。这在沙龙客人的眼中，自然很丰富的含着艺术的意味。”
于是世人心中带着仰慕的沙龙到了作家笔下变成了一个庸俗的毫无艺术雅趣，甚或充斥着争风吃醋、打情骂俏的风味。文章特意提到了娇俏迷人的外国女人露西，说她以前是太太的密友，形影相随，但因一次剧场公演，露西的风头盖过太太后，便被从请客的名单上划去了。这有意点染的一笔既写出了太太的嫉妒，也写出了太太客厅的俗。这位露西显然更活泼，谈锋更健，也更会矫情作态，从沙龙里直接带走了全部客人，包括对太太有暖昧情怀的诗人和忠心耿耿的袁小姐。这样的叙说轻灵俏皮，有着机智的嘲讽，浮世绘般描画出了世情百态，同时也似乎带有一种尖酸刻薄——如果认同文中“太太”是指冰心同时代的某位女作家的话。
《相片》中二十五岁旅居中国的外国女人收养了中国孤儿淑贞，将其教养长大，成为施女士日渐衰老的人生里一个极大的安慰。“每逢施女士有点疾病，淑贞的床前的蹀躞是甜柔的，无声的，无微不至的，无论哪时睁开眼，都看见床侧一个温存的微笑的脸。”于是施女士认为这是“天使的安慰”。在她看来，她们“彼此都是世界上畸零的人”，因而在淑贞身上倾注了母爱。而对淑贞出嫁的想象，却让她感到“莫名的恐惧”。“一种孤寂之感，冷然地四面袭来。”因而当淑贞与天赐一起出去玩了一次，相片上表现出年轻人应有的活泼和美之后，施女士并不感到高兴，反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无名的强烈的激感，不是惊讶。不是忿急，不是悲哀……”于是她对淑贞说，想回中国去，她要斩断淑贞的这段感情，让她回归一个幽静的女儿本分。
就像天赐领悟到的在国外的经验一样，教会之所以称赞他为“模范中国青年”，介绍他给会众，是因为想展示他们的教育之功，“这不是像耍猴的艺人，介绍他们练过的孩子给观众一样么？我敢说，倘然我有一丝一毫的可取的地方，也决不是这般人训练出来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施女士和淑贞之间，她们之间太多怜悯与被怜悯的关系，是一种施恩的关系，故而施女士有一种独霸的爱，为着自己安慰的独霸，而缺乏对那位孤女真正的关怀。而天赐对于淑贞，并不仅仅是爱情的萌芽，更多的是两颗同样孤独、有思想有感情的心灵的撞击，他们对生活有相似的认识，对未来有热烈的憧憬，因而有着默契的爱，和天赐相处，使淑贞渐渐回归到一个青春期女孩应有的风采。将这份青春的美直接展示在一张相片上，相片上“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来所绝未见过的。”正是这张照片使施女士又想带淑贞离开。人心的微妙和人性深处的自私，以及施恩者与被施恩者之间近乎奴役的情感被作家尖锐地点画出来。中国传统伦理中有这样一句话：“施恩不图报，图报不施恩。”又说“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实际上是对施恩者和受惠者的伦理规范，但是施女士以自己的施恩来控制甚至操纵淑贞的人生时，冰心认为则是人性中的黑暗了。
《西风》中一个投身事业的女子秋心在船上偶遇十年前追求过自己的已婚男人远，而出现的细腻的内心变化。当年的秋心一心追求自己的事业，“想到自己远大的前途，似乎不甘心把自己多年来的教育和培训抛弃了，来做一个温柔的妻子。”然而十年后的重逢却让秋心对当年的选择发生了怀疑。秋心看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远依然很年轻，而自己“发上的尘土，眼边的黑晕，和脸上困乏憔悴的神情。”因此萌生出心酸悲戚，她也明白，这种悲伤落寞心情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后悔。“在决定了婚姻与事业之先，我原已理会到这一切的……，这不是远，是这一年以来的劳瘁，在休息中蠢动了起来，是海行，是明月，是这浪漫的环境，是我自己脆弱的心情……”小说中秋心在思考她的演讲题目：妇女两大问题——职业与婚姻，实际上也正是小说思考的主题。这是冰心在很多小说中所思考的问题，关于家庭、婚姻。冰心认为职业与婚姻是决不相容的两条道路，选择其一必要抛弃另一个。
结了婚的远是一个体贴的顾家的好男人，在船靠岸的间隙，他上岸去给妻子买花边，给孩子们买葡萄，他的妻子年轻美丽，当然是不用工作的。他的家庭幸福美满，对比起来，秋心十年劳碌，为工作奔忙，却只有日渐衰老的容颜和落寞枯涩的心情。两相对照，褒贬不言而喻。冰心让秋心感叹道：“什么是光明之路？走着真的光明之路也和这凌波微步一样不可能，昨天看去是走向远大快乐的光明之路，今天也许是引你走向幻灭与黑暗……十年前看去是光明之路，十年后……”而小说结尾处的萧瑟西风和秋心呆然的脸又与远的妻子欢迎的热闹亲密的场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人想起作者隐含的感叹：假如十年前秋心答应了远的追求，那么这温馨美好的一幕不就属于她了吗？
冰心作为问题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她也一直以敏锐的目光在观察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给予了犀利的揭示与批判，比如对社会的腐败，人性中的虚伪等。《去国》以一个留学美国八年的青年英士的视角展开叙述，对社会腐败的批判是其写作的主要目的。英士去国八年，满怀报国理想回到国内，期望能以所学回报祖国，一回国，先在父亲那里被泼了冷水，父亲说国内忙着打仗，应酬，早已国库空虚，所有建设都处于停滞状态。到北京去的路上，大风扬尘，草木萎黄，乞丐无数。父亲旧友某总长说：“现在部里人浮于事，我手里的名条还有几百，实在难以安插。外人不知道这些苦处，还说我不照顾戚友，真是太难了。”写出官场之腐败，走后门托人情。没有人情的都在裁撤之内。借助父亲关系好不容易才谋到一个虚职，却是无事可做，看到许多同为留学生的青年在虚度时日，每天在公寓里打牌、闹酒、发牢骚、批判社会，将曾冲天的志向和才学都消磨殆尽，渐渐将自己变成所批评的腐坏社会的一部分。这使英士十分苦闷，“半年之中，百般忍耐，不肯随波逐流，卷入这恶社会的漩涡里去。不想如今却要把真才实学撇在一边，拿着昂藏七尺之躯，去学那奴颜婢膝的行为，壮志雄心，消磨殆尽，咳！我何不幸是一个中国的少年，又何不幸生在今日的中国……”“祖国呀！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于是他决定去国离乡，因为与其在国内虚度光阴，沾染上坏习惯，还不如去外国做一点实事。“我盼望等你回去时候的那个中国，不是我现在所遇见的这个中国，那就好了。”是小说留下的一点希望。小说同时还有一个隐含视角，英士的父亲朱衡原是一位激进的革命分子，他散尽家财，将生命抛之度外投入共和革命，却对现实的黑暗无能为力，发出绝望之叹。“当年的辛苦，都成了虚空。”
二、温厚的杨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