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做个受人欢迎的办事高手，你就要学会在人群中八面玲珑，掌握好“大事”“小事”的说话分寸，办事做人就能得体。因此，要做个有内在修养的办事高手，你要学会与别人相见如故，畅谈无阻的技巧，要善于欣赏对方，赢得人心。
1．理直气壮，师出有名
举火燎天就是指辩论中要抓住关键问题，与之针锋相对，迅速造成声势，迫使对方乖乖就范。
运用“举火燎天法”，首先必须“举火”，举起光明火炬，驱除黑暗蒙昧。因为辩论的任何“理”，都有表、里、正、反四方面。表与里是“言”与“意”的关系，正与反则为“是”与“非”的关系，针对对方之“理”，提出我方之理。与之针锋相对，才能造成气氛。
先回忆一下《唐唯不辱使命》的故事。从这一节的视角看，为何国土面积仅50里的安陵君使者唐唯，敢在大国国君秦王面前，不卑不亢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迫使秦王“长跪而谢之”呢？
他在这场外交辩论中。就采用了“举火燎天”之术。
任何“理”都有表里正反诸多方面。秦王“理”之“表”是以500里之地易50里之地，而“理”之“里”却是吞并这个已被秦国灭亡的魏国的一个附属小国。因而秦王之理是“反”的，唐唯之理是“正”的。
唐唯出使秦国，就是肩负着反对以强凌弱、维护安陵君尊严的神圣使命，因而具有正义性质。
在这场辩论中，唐唯抓住关键问题，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秦王假意尊重安陵君，什么“以君为长者，重提以十倍土地换安陵而不肯，是不是小看我？”唐唯针锋相对回答：“否，非若是也”；秦王以“天子之怒”来威胁，唐唯就以“布衣之怒”来相诘；秦王以“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恫吓，唐唯则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作回答，迅速造成声势，使秦王就范。
粗略的了解了“举火燎天法”的涵义之后，我们来看另外一场辩论：1903年在上海曾发生的轰动一时的大案，即《苏报》案。
《苏报》是中国人在上海租界办的华文报纸。面对苦难的中华民族，它宣传革命，唤起民众，思想激进。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苏报》予以热情推荐。《苏报》刊载章太炎先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矛头直指清帝：“载淞小丑，未辨寂麦。”《苏报》为国内同胞与海外华侨争相传阅，影响极大。
清政府气急败坏，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查封《苏报》，拘捕章太炎和邹容，并在英国租界内公审。
7月15日，各国领事来到会审公堂。本案“原告”清政府由江苏候补道俞明震代表出庭，并雇请了洋律师古柏、哈华托为代理人。“被告”章太炎、邹容也聘了博易、雷满等律师为辩护人。
会审官讯问“被告”。
邹容毫无惧色，坦然说道：“因为愤恨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以我写了《革命军》一书。又听说公堂要抓我，我就特地到这里来报到。”
章太炎则在对手的公堂上尽情发表演说，义正辞严地痛斥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迫害革命志士的卑劣行径。他指出：
“你们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来控告罪人，却不在中国法院，而在别国所管辖的最小的新衙门，真乃千古笑谈！”
第一场辩论以章、邹胜辩告终。
7月21日第二次开庭。古柏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在发言中借口此案另有交涉，要求改期会审，意欲将此案移交清政府。
被告辩护人博易律师当即反驳；“此案发生在租界内，按照《公共租界章程》，理所当然应归租界公堂审理。”
清廷代表及古柏搜索枯肠，也没能找出反击的论据来。这时博易律师又抓住时机，反守为攻，提出一连串的诘问：
“按照法律，凡是诉讼必须原告被告两方齐全才行，倘若只有被告而无原告，则诉讼不具。现有人控告被告有罪，那么，我们要问堂上各官，今日之原告究竟是何人？是北京政府呢？还是两江总督？是江苏巡抚呢？还是上海道台？请明白宣示。”
清廷代表俞明震瞳目结舌，无言以对。
古柏犹豫半天，含含糊糊的说：“这个……这个……当然是中国政府……”
博易立即驳诘道：“堂堂中国政府，竟然问属下之低级法庭起诉某个个人，受其裁判，岂非笑话？”
俞明震抓耳挠腮，不知所云。
博易不容对方有喘息机会，又连连进攻：
“这样看来，原告尚无定人。既无原告，如何审案？再者，章、邹等人不过在报上写了几篇文篇，并无违反租界规则之举。你们指控被告，有何证据？另外，刚才你们就要交涉，交涉什么事，应向法庭公布。如果政府律师既不能指出章、邹等人犯的什么罪，有什么证据，又不能说明交涉之事，则此案应立即注销，方为公平妥当。”
在被告律师有力的驳诘之下，会审官与清廷代表面面相觑，汗流浃背。第二次审讯又只得匆匆收场。
第二天，《苏报》案轰传全国，清政府迫害革命党人的行径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举火”已成“燎天”之势。
12月3日、4日、5日、第三次连续开庭。
原告律师除重复前两次陈词滥调外，又出示刊载有章太炎文章的那期《苏报》作为其犯案的“物证”。
被告斥：“这种东西算不得什么证据！”
博易律师不无讥讽的说：“众所周知，凡是有教化的国家，办案都得有真实凭据，方可定罪判刑。若无凭据，何来罪名？又岂能判刑？否则，就算不得文明之国！”
一番话说得清廷代表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古柏又气势汹汹的狡辩道：“他们印这些书报都是大逆不道的！如果不是谋反，那么为什么要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样的文章？用意何在？”
章太炎慷慨陈词：
“我在爱国学社教书，经常读到康有为编写的东西。一看都是些反革命、祖护满人的胡言乱语，实属害人子弟。所以起而作书，据理驳之。”
“既然教书，为什么攻击圣上是“小丑”？难道你本知道圣上之讳应该回避吗？这难道不是大逆不道？”古柏自以为抓住了把柄。
“哈！哈！”章太炎大笑道：“什么圣上之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古汉语里，‘小丑’一词本作‘类’字讲，也可以作‘小孩子’解，根本不含诽谤之意。关于什么‘避圣上’讳，我遍读西欧各国法律，并无此语。我只知道清帝叫载淞，不知所谓‘圣讳’。写写名字又有何不可呢？”
清庭代表气得七窍冒烟，又无计可施。
古柏又转而责问邹容：“《革命军》一书出版后，到处被人出售，又为什么不出来禁止？”
“我既不是巡捕房巡捕，又不是上海县县官，别人要售书，我又有什么权力去禁止呢？”
就这样，章太炎、邹容及其代理律师在公堂上多次据理反驳，把“原告”驳得体无完肤，使清政府从“原告”变成了“被告”。
章太炎、邹容及其律师的一场又一场胜辩，主要就是胜在了“举火燎天”而产生的理直气壮的效果：
章太炎开首就批驳“你们自称为中国政府……真乃千古笑柄！”就是说“国府”非国府，即对“国府”概念的否定。
“原告究竟是何人？是北京政府呢？还是两江总督？是江苏巡抚呢？还是上海道台？”也是从“正本清源”的角度，对其案件的否定：“只有被告而无原告，则狱讼不具。”
正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苏报案”的实质是清廷与人民聚论之始，表面上清廷胜诉。但实际上胜诉的是人民，章、邹被判刑却激起了人民的觉悟，人民奋起抗争，终于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由法庭的“举火”，以至全国的“燎天”了。
2．借景生情，完美结合
1988年，任传俊任江苏仪征化纤工业公司的总经理。当时，仪征公司引进了西德利玛公司的一条先进生产线。但是，利玛公司提供给仪征公司的机器设备存在技术故障，致使生产线无法运转，全部报废，给中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于是，仪征公司向西德方面提出索赔，并开始与利玛公司进行谈判。此事由总经理任传俊负责。当时，中方提出索赔800万马克，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也绝不是漫天要价。但利玛公司拒不认帐，他们顽固地坚持仪征存心敲诈。一时，谈判陷入僵局。
这事让任传俊极为苦恼。公司的损失确实很大，但利玛公司拒不认帐，这怎么办呢？如果诉诸法律，由于是涉外案件，程序极为繁杂，时间会拖得太久，而且也没有绝对胜诉的把握，还要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谈判，力争在谈判桌上将问题解决；苦苦思索之后，任传俊决定换一下谈判的思路和方法。
于是，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任传俊提出暂时停止谈判，邀请西德谈判人员到扬州游览名胜。
当他们一行兴致勃勃地来到扬州西北的名寺一唐朝高僧鉴真居住和讲学之处时，任传俊向对方介绍说：
“这里纪念的是一位为了信仰，六渡日本，双目失明之后终于达到理想境界的高僧鉴真和尚。今天，中日两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他，你们不是常常奇怪为什么日本人对华投资比较容易吗？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日本人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人重感情，重友谊，我们对真心和我们合作的朋友会坦诚相待。”
一番话使利玛公司的谈判代表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谁都明白任传俊的话外之音：你们如果也想像日本人那样和中国合作的话，就应该充分了解中国人重情义，就应该明白中国人不会漫天要价，更不会敲诈！
游览后又回到了谈判桌上，任传俊又开始了他的攻心术：
“我们都是经常合作的老朋友了，……总不能为了这件事破坏了良好的合作前景；但是你们也要为我想想，我们中国还穷啊！我总得对这里一万多名建设者有个交待呀！
这一次，利玛公司的代表们不再顽固了；他们痛痛快快地认可了800万马克的赔偿。任传俊大获全胜。
一次游览可以打破谈判桌上的僵局。任传俊的秘诀便是用鉴真和尚东渡扶桑的典故借景抒情，让利玛公司明白：中国人是重情义、讲友谊的，是每一位合作者的伙伴。
着名作家沈从文小时候曾有一件事让他终身难忘。
沈从文小时候十分淘气贪玩，对学习并不感兴趣。有一天上课，他又逃课了。
第二天早晨上学，他刚走进学校，就被他的老师毛先生发现了，毛先生叫住了他，准备教训他一番。而沈从文却毫不在乎，这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
碰巧，沈从文站在一株楠木树旁，毛先生于是便叫沈从文跪在树下。斥责道：
“勤于功，劝无益，你怎么总是不吸取教训！你看这株楠木，它喜欢天天往上长，你次次愿意在它面前变成个矮子吗？你就不感到羞耻吗？
毛先生一番看似平淡无奇的话却让幼小的沈从文感慨万千。等老师走后，他久久地打量着那株高大挺拔的楠木树，耳边回响着先生的训导，鼻子酸酸的，心想，楠木树，我总有一天要超过你！
在以后七十多年的时光里，这株楠木树给沈从文树起了一面镜子，照着他成为一代着名作家，他的心中始终装着这株楠木树，装着给他教诲的毛先生。
劝说是口才的角逐，更是智力的角逐；而口才决不是滔滔不绝、喋喋不休，这需要有一个恰当的环境，借助于某些有特殊意义的环境、景物，将劝说融于其中，能使被劝说者产生深刻的联想，并且铭记不忘。劝说效果自然极佳。
3．论长道短，巧拉家常
1952年，尼克松参加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竞选班子。就在这时，有人揭发：加利福尼亚的某些富商以私人捐款的方式暗中资助尼克松，而尼克松将那笔钱做为参议员所得收入。
尼克松据理反驳，说那笔钱是用来支付政治活动开支的，绝没有据为已有。但是，艾森豪威尔坚决要求他的党选伙伴必须“像猎狗的牙齿，一样清白”。他准备把尼克松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去。
这样，那一年10月的一天晚上，10点30分，全国所有的电视台、电台将各自的镜头、话筒对准了尼克松，他不得不通过电视讲话解释这些捐款的来龙去脉，为自己的清白而作辩护。
尼克松在讲话中并不单刀直入地为自己辩解，以清洗丑闻给他蒙上的灰尘，而是多次提到他的出身如何低微，如何凭借自己的一股勇气、自我克制和勤奋工作才得以逐步上升的。这合乎美国那种竞争面前人人平等的国情，博取了观众和听众的同情。
说着说着，他话题一转，似乎是顺便提起了一件有趣的往事，他说道：
“我在被提名为候选人后，的确有人给我送来一件礼物。那是在我们一家人动身去参加竞选活动的那一天，有人说寄给了我家一个包裹。我前去领取，你们猜会是什么东西？”
尼克松故意打住，以提高听众的兴趣。
“打开包裹一看，是一个条箱，里面装着一条西班牙长耳朵小狗儿，全身有黑白相间的斑点，十分可爱。我那六岁的女儿特莉西亚喜欢极了，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棋盘’。大家都知道，小孩子们都是喜欢狗的。所以，不管人家怎么说！我打算把狗留下来……”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尼克松的“棋盘演说。”
事后，美国的一份娱乐杂志马上把这篇“棋盘演说”嘲讽为花言巧语的产物，好莱坞制片人达里尔·扎纳克则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为惊人的表演。”
尼克松当时还以为自己失败了，为此还流过不少眼泪。可最后事态的发展完个出乎大家的意料，成千上万封赞扬他的电报涌进了共和党全国总部，他因为表现出色而最终被留在了候选人的名单上。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也非常擅长巧拉家长术。
1971年3月14日，田中角荣在日本电视台对全国观众说：
“前些时候，我那80岁的老母亲还对我说‘小鬼，再努力地奋斗下去！像你这么小小的成就还早得很呢，可不要妄自尊大哦！’”
田中角荣的这番话可解释为：一直到现在，我在事业上有了成就，但仍忘不了过去被母亲批评时母亲那谆谆的教诲，另一方面，母亲的音容笑貌和我对她的缅怀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脑海。
田中在另一次讲话时又说：
“我离家的时候，母亲送给我一卷纸币和松叶，我便把它们当成自己的护身符，片刻也不离身。因为万一求取功名的梦幻破灭而黯然返乡时，仍然可以重新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中去。因为，我思念故乡，家里的老母亲正在盼望自己的孩儿回家。”
田中角荣这种拉家常式的怀念老母亲的扮相，在有些人的眼里或许被视为故作感情脆弱，而且十分肉麻。但是，无可争辩的是，正是他的这种“扮相”感动了民众。日本绝大多数民众将田中角荣看作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品性善良的好人“的偶像。
因此，他在选民中的支持率急剧上升。在广大民众的热情拥护下，田中角荣在职期间也取得了不俗的政绩。
巧拉家常，主要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用浓厚的人情味拉近人们心理上和感情上的距离。古人云：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同样，说人之道也是攻心为上。
巧拉家常便是一种高明的攻心术，使对方在情感上与你产生强烈的共鸣，不知不觉成为你的俘虏，从陌生到熟悉，化对立为调和，恰似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为公众人物，难免会遇到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尼克松和田中角荣的成功应该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假如你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充满“敌意”的人，为何不尝试一下“巧拉家常”？彼此之间沟通一下感情，虽然不敢肯定他一定会对你产生好感，但至少也会觉得你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可恶”。
4．以喻说理，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