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重务便是读书，但是不知道读书为的什么。久而久之，自己的生活，实际的事物，他们都淡忘了。
五四时期，叶圣陶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中，批评了三种教育制度。这三种教育制度是“教室制度”“用书制度”和“分科制度”。
为什么要批判“教室制度”呢？叶圣陶认为：课堂教学是“宗教的遗制”，由于它能够“节省教育的人力和时间”，人们就把它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由于课堂教学是在固定时间和固定环境内的学习，“是一种特异的拘束的境界”，不利于儿童“玩弄、抚摩、观察和试验”的天性，因此这种教学活动不可能激发儿童的兴趣。然而在现代社会，课堂教学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许多人以为只有教室才是学习的地方，因此这种制度对真正的教育是一种扭曲，具有很大危害性。叶圣陶还说，儿童进入学校之前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进入学校之后应该继续他们的生活。“倘使儿童一进学校，就把他们关闭在教室里，只让他们诵习书籍”，等于是强迫他们适应一种全新的生活，而“这种适应和深谷里的鱼变为盲鱼一样，是一种消极的倾向”。叶圣陶的这些观点，对于迷信课堂教学的人，应该是一帖清醒剂。
为什么要批判“用书制度”呢？叶圣陶是这样讲的：“书籍的效用在于传授以往的成绩，流布个人的思想。用书制度的好处，就在于使学生知道这些成绩和思想，并备遗忘。……可见读书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后的目的。以前的人对于书籍的概念非常模糊，以为书籍便是知识，所以要得到知识只消读书，于是学校里就有了用书的制度。儿童进了学校，就觉得唯一的重务便是读书，但是不知道读书为的什么。久而久之，自己的生活，实际的事物，他们都淡忘了，心里就只有书籍了。”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叶圣陶又进一步指出：书本知识是“帮助思考”的材料，不是盲从的根据。学校应该为儿童提供接触实际事物的机会，使他们随处都能研究，随处都有兴趣。“倘使儿童一进学校，就把他们关闭在教室里，只让他们诵习书籍”，那就等于是“他们把活动的心性和丰富的兴趣，白白的埋葬在教室和书籍里头了”。
叶圣陶认为，有了教室制度和用书制度以后，学校就不得不实行分科制度了。在这种制度下，学生“只要进了学校，不管你需要不需要，有兴趣没有兴趣，这些科目是非学习不可的”。其实在科目之外，关系人生的事物还有许多。由于这些事物和日常事物混在一起，因此不可能列为专门的科目。不能列为专门科目，就好像没有学习的价值。如果儿童在固定的科目之外还有感兴趣的活动，就会违背学校的要求和规定。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叶圣陶问道：这几个科目能把实际生活中的事物包括得尽吗？这几个科目都是合理而且有系统的吗？只要学习了这几个科目，就能应付人生的种种事物了吗？这种划定科目的教授方法主客易位，不切实际，能不使知识和实际背道而驰吗？
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叶圣陶的回答是否定的。所以他感慨地说：既然如此，“儿童何苦（要）耗费尽力去学习这等没用的玩意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