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先生是我的学长。他一九五四年就读北京师大一附中，我一九六四年就读同一学校，比他晚十届。我认识他已是九十年代。每次聚会，都能听他侃侃而谈。他笔耕不辍，提出的“游民文化”等学术创见，使我深受启发。近日，三联书店又出版他的一本新书《监狱琐记》，邀我参加读书会。
此书从头到尾回忆的都是监狱生活。王先生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原来，“****”中他看到一本《推背图》，其中第四十二象为：“一歌女手持琵琶，地上左有一张弓，右有一只兔。谶曰：美人自西来，天朝中日渐安。长弓在地，危而不危。颂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鲜。此时混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他由此联想到江青，并和一个大学同学私下议论。大学同学又传给文化馆工作的朋友，朋友议论江青被人揭发，被北京市定为反革命大案。他们因此被逮捕。王学泰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和批林批孔运动”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实际坐牢三年多。他将这段经历从容道来，其中包含了大量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证词。我捧读此书，不禁浮想联翩，产生诸多感慨。
人生苦短。大好的年华蒙受牢狱之灾，当然是莫大不幸。但王先生却坦言，他的牢狱之灾具有特殊性。他一九七五年三月失去自由，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被判刑，十月六日江青就倒台了。虽然北京市委一度想坚持此前反对“******”的还是反革命，但这种逻辑很快土崩瓦解。社会心理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监狱看守人员的心态。所以书中说，坐牢的后两年气氛特别宽松，愿意看书就看书，愿意写上诉材料就写上诉材料，愿意聊天就聊天。人虽然还在狱中，心理上已经解脱，可以从容地观察狱友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经历。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不同的省份情况却千差万别。如山西有个张珉、赵凤歧“反革命集团案”，他们也是在“****”中反感江青，提出了明确的纲领，酝酿了反对“****”路线的秘密组织，一九七五年四月经******、江青等批示逮捕入狱，和王学泰差不多是前后脚。但他们在江青倒台以后，处境没有好转，而是更加险恶。原来当地揭批“******”搞成了一派整一派。张珉、赵凤歧“****”初期参加的群众组织与在朝的陈永贵是对立面。于是，山西省委把“张赵集团”列为重点清查对象，三百多人被打入反革命集团，原先没有入狱的，反在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七年被捕入狱，有人未及审判，就死在狱中。张珉、赵凤岐在看守所按死刑犯对待，单独关押，戴着手铐、脚镣，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被判处死刑。山西省委领导本想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在本省范围立即执行。所幸省高院负责人不同意。他们提出，按中央精神，像张赵案这样重大的案件，应该由省高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这样，张珉、赵凤歧才熬到胡耀邦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经最高人民法院派员复查，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平反昭雪。险些成为刀下鬼，坐牢的心态当然不可能像王学泰那样淡定。
王先生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走出监狱的。当时法院给他的再审判决书留了一条尾巴，称他的言论“主要是针对******的，其中虽有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定反革命罪不妥，应予纠正。”法院干部说：“王学泰，如果你没意见就签字罢。”王学泰说：“我不同意这个判决。”又说：“你们这个判决书中用语有矛盾。前面你们说我的所说，主要是针对‘******’的，后面又说我‘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谁才损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呢？是‘******’。你们说我‘针对******’，那我就是维护了主席形象；你说我损害了主席形象，就不能说我针对‘******’的。”“既然如你们说我的错误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那为什么写到判决书中去呢？照列宁所说只有两种人没有错误，一是没有生出来的人，一是死去的人。八亿中国人谁敢说一点错误没有呢？如果照你们的做法是不是要给每个人都发一张判决书呢？”法院干部说：“王学泰，你想一想，你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吧，否则你还得在监狱待上十年。”王学泰说：“当然，我感谢，不过你们也得感谢，否则你们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王学泰之所以这样硬气，除了他的学识和性格因素，也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这时的北京，一场拨乱反正的变革已经呼之欲出。他虽身陷囹圄，已经感受到春天的迫近。
当然偌大中国，也有不同的情况。近日观看徐星导演的纪录片《罪行摘要》，颇受震撼。此片以浙江某监狱“****”期间的文书材料为线索，寻访了十位刑满释放的农民或基层教师。他们或因言论，或因结社，在“****”中被判刑，刑满释放后未获得平反和补偿。这些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晚景十分凄凉。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春风，首先惠及的是干部、知识分子和通都大邑的受难者，而一些地处偏远的蒙冤农民，则处在阳光尚未照到的角落。若非徐星寻找，社会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王先生出狱后不久即进入学界，文名远播。他回忆监狱生活的文字先在《悦读》连载，继而由三联书店出版。我曾认识一位赵润身先生，平反后也写了狱中生活回忆录，因为不出名，直到去世也没找到出版机会。还有杨小凯回忆狱中生活的《牛鬼蛇神录》，既生动，又深刻，但直到去世，也没有机会在大陆出版，其读者就不会像王先生这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