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埃及彻底摆脱西方大国的控制，赢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并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由于运河区是西方大国的“生命线”，埃及的决定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西方认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是对欧洲国家统治阿拉伯的军事、政治、经济体系的致命一击，是一种蓄意挑战。它们担心，一旦埃及控制运河，通往西方的石油运输线将被切断，西方在中东的“友邦”也会受制于埃及。
纳赛尔考虑到了西方的忧虑。他把运河公司和运河本身加以区分。重申埃及将遵守1888年的《君士坦丁堡公约》，即保证任何国家的船只在和平时期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埃及之所以拒绝以色列的船只通过运河只是因为巴勒斯坦停火尚未真正结束两国的战争状态。对于国有化有可能引发的冲突，纳赛尔认为：美国将反对任何动用武力的企图；法国刚在阿尔及利亚吃了苦头，不会再在埃及冒险；最大的威胁会来自英国，但是英国不该乐意动武，那样做并不符合英国的中东全局利益，即使英国直接动武，由于它不占“地利”，也难以持久，那时埃及就获得了以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良好时机；至于以色列，纳赛尔根本就未考虑它会单独作战。纳赛尔在其讲话中经常表示他对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外交政策无法理解，在他看来，这些理性的大国却常常会感情用事，其行动常常与其切身利益背道而驰。这一次，纳赛尔恐怕又会无法理解了，因为除了对美国的态度基本判断正确外，他对于其他国家的推断几乎全部错误，这使得埃及在战争突然爆发时，多少有些措手不及。事实是：“苏伊士运河事件”引发的世界危机最终导致英法以三国有计划地联合起来攻击埃及。
危机爆发后，反应最为激烈的是英国。在艾登看来，纳赛尔就是希特勒，运河公司国有化只是其巨大征服计划中的一小部分。问题的实质在于“谁在从阿加迪尔到卡拉奇这片中东土地上享有权威。”7月27日，艾登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声称：“我们全力反击……否则我们两国在中东的影响将会毁于一旦……我和我的同事们坚信，我们必须做好最后用武力使纳赛尔恢复理智的准备。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准备这样干下去。”可是，苏伊士运河对于美国而言不及对英国那么重要。美国最关心的是运河的妥善管理和埃及能否遵守《君士坦丁堡公约》的规定。既然纳赛尔已经作出了遵守公约的表示，武力进攻的借口也就没有了。美国的此种态度打消了艾登获得美国直接军事支持的念头。以色列对危机的第一反应是保持沉默，以观察动静。它宣布西方大国同埃及就运河公司的争端与它无关。但与此同时，以色列也深深感到埃及地位加强所带来的威胁。至于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大多数表示欢迎，支持纳赛尔维护民族尊严的立场。但少数亲西方的领导人虽然表面上迎合这种民族情绪，背地里却怂恿西方进攻埃及。纳赛尔的决定传到伦敦时，伊拉克总理赛义德正同艾登在首相府进餐，他当即说道：“狠狠地打他（指纳赛尔），现在就打。”英国下令冻结苏伊士运河公司在伦敦的资产和埃及人的剩余存款，并对埃及实行禁运。艾登也已获得内阁支持，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使运河脱离纳赛尔的统治，并制定了夺取运河的军事计划。可见，英国的殖民主义情结还未解开。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在采取军事行动前都需同埃及进行谈判。一则制造和平假象，欺骗国际舆论；二则借谈判之机麻痹对手，完成军力部署。当然如果谈判就可使纳赛尔屈服，是再好不过的。1956年8月1日，杜勒斯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和法国外交部长皮诺，达成了由国际社会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协议，并决定8月16日在伦敦召开由主要海洋国家、1888年公约的8个签字国和16个运河主要使用国参加的会议，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三国还一致同意将运河问题与阿以争端分开对待，以色列因而未被邀请。艾登在下院阐述了英国的基本立场：“任何将苏伊士运河这一大的国际水域完全由一国控制，使它单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企图都不会被英国接受。”纳赛尔坚持反对三国协议，反对运河公司具有“国际性质”和它是1888年公约体系的组成部分的观点。他说，任何把苏伊士运河公司和航行自由混淆起来的打算只是为干涉埃及内部事务寻找借口，建立国际共管运河机构的建议“完全是国际殖民主义形式的一个变种”。他建议召开一次由1888年公约签字国参加的会议，重新考虑该公约的内容。很明显，双方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运河公司国有化即运河公司同航行自由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西方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为了预防突发事件，埃赛尔作了些军事准备。他动员了埃及军事人员，制定了将国民卫队发展成“民族解放军”的计划，并将驻西奈半岛的军队调到运河区。如前所述，纳赛尔由于对西方的基本态度判断有误，他的军事准备因而并不充分；特别地，他忽略了以色列的军事进攻。
伦敦会议于8月23日通过了《十八国宣言》。该宣言声称要使苏伊士运河“从任何国家的政治影响之下脱离出来”；确立了国际控制和管理运河的原则；为保证公正和有效地使用，成立一个包括埃及在内的国际委员会负责运河管理。宣言还声称，承认埃及主权，建议埃及保证“公正地恢复”对运河的使用。会议还派出一个由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率领的代表团去向纳赛尔解释《十八国宣言》。毫无疑问，纳赛尔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十八国的“共管”建议，这多少会令孟席斯感到迷惑，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解释毫无效力。他反复地说，埃及作为所有者从承租人那里获得租金并不会比国际委员会共管运河更能维护埃及主权。然而纳赛尔丝毫听不进去。这可能反映了东西方思维模式上的差异。对每一个有民族感的埃及人来说，运河危机的实质很好理解：西方大国企图凭借武力剥夺埃及人的正当权益，而根本不是什么地主随便出让土地，从中牟利的问题。纳赛尔最后说，该建议被“埃及人民认为是不友好的，是对他们应有权利和领土主权的侵犯。这一建议妨碍了真正的工作。”
纳赛尔并不想同英法开战。他作了一些让步，宣布埃及政府正着手建立“公正和平等的收取通行费和其他费用的制度”，并准备从运河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专款用于改建运河设施。他还建议召开一次新的苏伊士运河会议，来重新审议通航自由的原则，讨论运河的未来发展。可以看出，纳赛尔的建议合情合理，立场坚定又不乏灵活，体现了解决危机的诚意。但这种建设性意见被英国简单粗暴地拒绝了。
紧接着，英法准备将苏伊士运河危机问题提交安理会表决，这是走向战争前的最后一步。杜勒斯担心战争将威胁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美国声称“在目前的条件下，不打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杜勒斯提出建立运河使用国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同埃及打交道的计划。与此同时，西方舆论的好战气氛却越来越浓。艾登威胁道，如果埃及拒绝同运河合作组织合作，则只能使用武力保证船只通过运河。艾登的威胁激怒了纳赛尔，他开始意识到战争确有可能爆发。他通知美国，埃及将把设立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和动用武力通过运河均视为侵略行为。9月15日，纳赛尔在比勒拜斯向空军军校学员发表了极其激烈、富有挑战性的讲话。他说：“那些侵犯埃及的人将不会活着离开埃及。我们将打一场常规战、总体战和游击战。那些侵犯埃及的人很快就会认识到，灾难将降临到他们头上。侵犯埃及就是侵犯整个阿拉伯世界。”
9月19日至21日，第二次伦敦会议召开，达成了成立苏伊士运河合作组织的协议，该组织于10月1日正式成立。9月23日，英法将争端提交安理会，要求10月3日进行辩论。在10月5日开幕的安理会会议以及后来的私下谈判中，埃及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谈判诚意。纳赛尔首次同意运河使用方在一定程度上有组织地参与处理诸如通航收费标准以及维护、开发运河资金分配等事务，建立某种形式的“伙伴关系”。有关各方达成了以下六条原则：
1.不受任何歧视，自由、通畅地在苏伊士运河上穿越。
2.尊重埃及主权。
3.运河的运营脱离于任何国家的政治之外。
4.过河费用标准的制定由埃及和使用方协商解决。
5.收入的相当一部分要用于开发。
6.埃及和原苏伊士运河公司之间若有问题不能解决时应接受仲裁。
就在局势出现转机，各方准备就实施这些原则的具体作法进行谈判时，以色列对约旦的袭击愈演愈烈。以色列卷入冲突的深化，导致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和平基础烟消云散。
早在8月初，英法美三国协议中，三国就一致同意将运河危机同阿以冲突区别对待，防止以色列搅乱局势而迫使西方同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立。但以色列自有主张，它打算借此时机，联合西方打击埃及，确立自己在中东的战略优势。凭借以法特殊关系，两国秘密制定了协同袭击埃及的计划。以色列向法国保证：只要法军投入有限军力配合以色列，法国就可以夺取埃及的军事重地。为了掩盖袭击埃及的真实动机，并迫使英国抛弃《英约条约》，协同法以两国进攻埃及，9月10日起，以军向约以边境发动了四次“报复性”进攻，火力一次比一次凶猛。纳赛尔建议约旦放弃英国保护，回到阿拉伯大家庭中来，并答应取代英国向约旦提供援助。以色列不愧为一个具有发达军事战略头脑的国家，以军的行动，不仅蒙蔽了纳赛尔，连英国也作出了十分可笑的举措，它谴责了以色列，并准备让伊拉克援助约旦，承担条约义务。直到10月14日，法国将法以联合进攻埃及的计划透露给英国，它才恍然大悟：在当前法以准备打埃及的时候，作为法国的盟友，自己竟支持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约旦反抗以色列！狡猾的以色列不仅使纳赛尔判断失误，未能积极防范以军，甚至连美国也受了欺骗。以色列这样嘲笑了美国：“他（指艾森豪威尔）认为迫在眉睫的冲突似乎要在约以间爆发，而且英法两国将与他合作防止此冲突的爆发。他对局势是多么孤陋寡闻，现实与他的判断在各个方面都恰好相反！”
10月25日，英法以草签“塞维赫协定”。规定29日晚以色列进攻整个西奈半岛，英法则假装向双方提出最后通牒，如果埃及拒绝，英法将立即实施占领运河区的军事行动计划。战争已不可避免。
1956年10月29日下午，以色列向苏伊士运河南端以东40英里的米特拉关口和西奈半岛南部发动了突然袭击。埃军措手不及，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处于劣势。30日晚，英法两国抛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最后通牒，要求埃以双方均从运河区后撤10英里。这显然是个偏袒以色列的大阴谋。以军即便后撤仍在埃及领土上，埃军后撤则意味着给敌方进攻以可乘之机。在纳赛尔拒绝最后通牒12个小时后，即31日晚6点，英军空袭开罗。英法以勾结全面侵略埃及的战争爆发。
纳赛尔此刻面临着极端危险又十分复杂的局面。埃及军力不及以色列，再加上英法两个欧洲强国，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埃及在军事上的胜机几乎为零。但纳赛尔没有惊惶失措，他机智、勇敢、冷静、坚强，具有敏锐的政治时机感和非凡的统帅能力，他能够将埃及人紧密团结起来去夺取看似不可能的胜利。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对埃及较为有利，阿拉伯国家坚定地支持着埃及的斗争，巴林、利比亚、叙利亚、沙特等国的人民炸毁了国内通往西方的油管，一下子击中了英法两国的要害。苏联打算派出“志愿军”援助埃及并向英法两国发出了核打击的威慑。美国从危机伊始就不主张英法的军事行动，英法瞒着美国单独行动的作法更令它十分恼火。美苏在此时同时支持埃及并不意味着两国外交政策的接近，只不过是具体情况下的简单巧合。美国虽对英法不满，但它同时警告苏联，如果它要对英法进行直接打击，美国必然报复。环境如此复杂，纳赛尔试图在美苏间找到最符合埃及利益的结合点。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不相信任何大国。”苏联表面上很诚恳，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谁敢保证苏联不把埃及变成第二个匈牙利呢？纳赛尔认为他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危险与机遇并存。埃及必须自己挽救自己，否则一切都将子虚乌有。封锁运河、关闭输油管和游击战是埃及人民手中的三张“王牌”。为了挽救颓势，纳赛尔说服同志，果断地将西奈的埃军撤回运河区心脏地带，保存了实力，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境况。他放手壮大人民武装，埃及各地人民抗战小组迅猛地建立起来。
11月1日，联大在纽约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美国的提案，呼吁立即停火，各方军队撤至停战线以后，并要求采取措施重开运河。埃及立刻表示：只要进攻方停止进攻，愿意接受停火。但是，英法以决定将战争进行到底，在实现停火之前，掠夺更多地盘。11月5日黎明，600名英国伞兵在塞得港登陆，487名法国伞兵在法得港登陆，在航空母舰强大火力的掩护下，英法占领两港。紧接着，英装甲纵队沿运河向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城推进，在攻占开帕后，宣布接受停火决议。与此同时，以色列较轻松地夺取了全部沙姆沙伊赫，在控制了西奈的军事主动权后，也宣布接受停火。
纳赛尔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但前期军事失利并未削弱他的意志，他打算通过积极的外交斗争，重新赢得主动。国际形势对埃及相对有利，美苏都不希望这场战争长期消耗下去，联合国也组建了紧急部队，准备开进中东。但纳赛尔必须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才能使年轻的埃及革命政权免于卷入东西方冷战的旋涡。
英法以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暂时胜利，但它们很快就发现面临着强大的国际压力而进退维谷。埃及人顽强的游击战使它们难以站稳脚跟；封锁运河，切断油管使西方经济命脉受到重创；美国的不支持政策使西方盟国间的裂缝可能扩大；而苏联则可能利用西方矛盾，加速南下，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中东……英法愈发感到单凭武力强取豪夺已难以奏效，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了。实力不济使英法两国不得不接受联合国的要求，宣布撤军。11月15日，联合国紧急部队先遣队飞抵运河区。离开英法的帮忙，以色列孤掌难鸣。如果蛮干，它将孤立无援地同整个阿拉伯世界作战。以色列不得不撤退，沿途大肆破坏。同时，它得到了以下国际保证：埃及不干扰以色列船只通航亚喀巴湾；阿拉伯军队不再从加沙发动进攻；加沙地带不得恢复埃及军事、民事控制，而由联合国紧急部队控制。就在以军撤出沙姆沙伊赫，联合国紧急部队控制了西奈局势后不久，纳赛尔委任了一名加沙地带行政总督，且马上行使职权。这一作法强化了许多西方政界要人的固有观念：纳赛尔是一个阴谋家。不过，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加沙地带居住着4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任何一个有点儿常识的阿拉伯政治家都不会以加沙下赌注。
英法军队于12月22日撤退完毕。纳赛尔将全部运河区的基地和仓库重新接管过来。1957年1月1日，埃及发布了新年第一号法令，宣布废除1954年10月的英埃协定。法令认为：鉴于英法以三国的入侵行径，英埃协定“自入侵之日起就不再生效”。从此，埃及切断了同英国的最后联系，获得了完全的主权独立和彻底的民族解放。3月24日，埃及就运河前途问题庄严宣告：运河将由一个拥有财政自主权的埃及苏伊士运河当局经营；通航费因而必须向该当局交付；原苏伊士运河公司将得到补偿；埃及政府仍按1888年公约保障通航自由。纳赛尔为避免战争试图作的让步在这里没有了，英法本可以指望得到的一些优惠，由于侵略付之东流。纳赛尔利用巧妙的外交手腕为埃及人民赢得了最终胜利，他们终于可以享受自己开掘的运河给自己带来的幸福了。
苏伊士战争的胜利，为纳赛尔赢得了崇高的国内国际声誉。这场胜利使埃及民族主义思潮达到顶峰，使埃及人75年以来首次成为自己国家的完全的主人。它促进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坚定了他们反殖决心。特别地，它激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觉醒和阿拉伯斗争统一战线的建立，直接导致了埃、叙两国人民于1958年2月1日实现了自由统一。这场胜利，进一步削弱了英法殖民主义势力，加速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结束了英帝国在中东腹地占主宰地位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