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影响他施政的人一一被清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只有为君者才知道为君的难，他需要用更大、更多的业绩来证明自己。国库亏空，官员敷衍了事，边疆不稳，政敌虎视眈眈——这就是仁爱的皇阿玛留下来的“大好江山”，众阿哥曾不惜流血牺牲为之拼搏，若熟知这些，还肯奋力一搏吗？
康熙号称千古大帝，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太平盛世，但他晚年有憾于皇太子废立，渐生倦勤之意，凡事以“宽仁”为本，以不生事为己任。皇帝都抱着这样的态度为政，下面的官员就更不必说了，于是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地方乡绅鱼肉百姓。从康熙五十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零星出现农民起义，基本宣告了康熙盛世的结束。——这，就是雍正初即位时面临的烂摊子。
雍正即位后，以“负国营私”为大恶，首先在全国上下大规模地开展了清查亏空、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等经济工作。
康熙王朝多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长达八年的平三藩，收复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驱逐盘踞在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出兵蒙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动乱。国库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被耗费在战争之上。另一方面，朝廷内部大小官员贪污成风，很多人打着借款的旗帜，私自挪用国库银两，挪用后又不归还。久而久之，国库便严重亏空。国家没有银子，就不得已向百姓增加赋税，百姓的负担越来越大。后来康熙都觉得百姓们日子太难过了，就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下旨“永不加赋”。
常年的战争，官员的贪污，对百姓又不准加赋，致使雍正即位时，国库里只有七八百万两存银。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正常运转，雍正便只能在亏空上做文章，将官员借国家的钱都收回来。
此时康熙刚去世一个月，可谓“尸骨未寒”，雍正便下发了他当上皇帝的第一个法令：全国上下全面清查积空钱粮，责令各地在三年内将全部亏空补齐，且不准向百姓摊派。
为了确保执行到位，雍正直接从中央直属机关内选派钦差大臣，同时又在各地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随行。这样的人员搭配很有效率。一方面，朝中大臣亲近天颜，自然对雍正清欠的决心十分了解，所以不敢不认真对待此事；另一方面，朝中的钦差大臣与地方候补官员联系不密切，杜绝了贪污行贿之事，况且候选官员对钦差大臣本身就是一种监督作用——因为雍正同时还明示：贪官污吏一经查实，立即就地免职，其职位由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些候补官员们都瞪大了眼睛盯着钦差大臣和受查官员，避免了官官相护。而在此之前的做法是，上一任亏空，下一任填补，离任的时候再亏空给下一任，这样亏空就总是补不上去。雍正这样的人员安排，使得继任者成了查账者，谁不想赶快将前任的亏空给抹平呢？如果查不出，剩下的亏空只有自己填补。因此，尽管可以打自己的小算盘，但被雍正派出查账的人都严格执行命令，不彻查到底不罢休，绝不可能沦落为走过场。
查账的结果发现，连主管财政的户部都有亏空，且亏空高达二百五十万两，雍正就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
履郡王允祹曾经做过内务府主管，查账的结果，内务府也有亏空。这时候雍正的众兄弟都还没受到雍正的打击，全国大小官员都看着雍正，看他是否真正铁面无私，会拿自己的十二弟开刀，如果皇亲国戚可以免除被查的份儿，那接下来的清欠执行力度，可想而知。为了表示清欠的决心，雍正果断地向允祹要银子，允祹没有办法补齐，最后只好将家用的器皿摆到大街上出卖，还了朝廷的钱。皇上至亲都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敢赖账呢？都乖乖将自己的亏空给补上了。
难办的是，官员亏空国库不是一时，多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一点点累积的，一时半会也很难补齐。如果就此免了，其余的官员恐怕也会效仿。雍正就根据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下达了新的政令：亏空官员一经查出，立即查封其家产，监控其家人，杜绝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十弟允也有亏空，还不上，雍正就抄了他的家。
最严酷的是，不但赃官自己的家被抄，他所有的亲戚、子弟的家，朝廷也不放过，“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这就是雍正的命令。于是雍正元年，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官员被抄家的事情发生，雍正落得个“抄家皇帝”的绰号。
抄家也未必能将亏空全部补过来。雍正四年（1726），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因亏空案而畏罪自杀，好像一死了之就不用归还朝廷的欠款了。雍正于是又补了一条法令：“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产子孙之计。”父债子偿，结果，广东巡抚杨文乾、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等贪官的嫡亲子弟并家人等全部被审讯，使得所有的赃款有了追赔的着落，雍正的“追债”功夫着实令人汗颜。
况且，除了抄家的方法，雍正还采取了耗羡银来逐年弥补国库亏空。
耗羡是指在征收正项赋税钱粮之外的附加税，容易增加百姓负担，助长官员腐败。在明代及清代前期，耗羡相沿数百年。康熙年间，有人提出耗羡部分归公的思路，但担心影响官僚集团的总体利益，康熙没有批准。
雍正元年（1723）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又提出耗羡归公，雍正给予肯定。第二年，山西、河南两省率先实行耗羡归公的改革。正当雍正想要在全国推行时，内阁很多官员不赞成，跳出来反对，持改革意见的山西官员势单力薄，压力很大。鉴于此，雍正实行“必有一二获罪之人”的谕令，将反对派或革职，或调走。最终反对派勉强同意在山西试行一段，看效果怎样再考虑全国推广，但遭到雍正的一顿训斥，他站在一个宏观的高度，历数了耗羡归属地方的许多祸害以及对腐败的助长。
推行耗羡归公后，山西省的耗羡率由雍正元年占正税的30%～40%降到了20%，到了雍正四年，又下降到13%。还有山东省，雍正六年（1728）的耗羡率高达80%，后来降到16%。
耗羡归公的政策不但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而且扭转了康熙王朝后期滥征加派的歪风，加强了中央集权，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一举多得，国库变得充盈起来，为此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正是靠着这样暴风骤雨般的专项整治和不近人情的处事作风，三年后，朝廷的亏空渐渐被填平。雍正四年（1726）八月，以清查和追补工作做得较好的直隶总督李维钧为例，根据他的报告，最初查出亏欠银41万两，报告时，已经追补完成20万两。其余各省还有拖欠的，雍正明示：“凡各省亏空未经补完者，再限三年，宽至雍正七年，务须一一清楚，如届期再不全无，定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如有实在不能依限之处，着该督抚奏闻请旨。”又三年过去了，以浙江钱粮的追补为例，雍正派性桂为钦差大臣前往协同总督李卫办理，他们二人平均每年追补10余万两，到雍正七年（1729），未完的赋银77万两又追补了40万两，其余的也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
雍正的追款过程是与打击贪官结合起来办理的，这项工作仅仅开展了五年，朝廷的国库储银就由康熙六十一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不但朝廷有了银子，而且社会风气大大好转，形成“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