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昭和五十六年起，有整整五年时间，我都在某汽车零件制造公司从事生产技术的研发工作。既然会做这样的工作，我大学当然读的是工科，说得再详细一点儿，是电子工程专业。我之所以学工科，是因为从小学到高中，我的理科成绩一直比文科成绩好。更确切地说，我的文科成绩甚至不够高考水平。前些日子，我与七年未见的高中同学会面，他一本正经地说起我的语文成绩：
“不管我考得多烂，只要一看到你的试卷就放心了。”
当时，我们俩正在我常去的酒吧，他的话被酒吧小姐听到了，她们立刻开玩笑说：
“啊？真的吗？哦，好差劲啊！这样也能当上作家吗？”
我顿觉颜面扫地，但是，人家说的都是事实，我也无法反驳。
说实话，我的语文成绩确实很糟糕，而且也非常讨厌语文。我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厌恶语文而成绩不好，还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对语文产生厌恶。相比之下，我还是更擅长理科。若问我是否喜欢理科，怎么说呢，比起其他科目，也可以算是喜欢吧。
但是，现在想想，其实我当时并不了解理科，尤其不了解理科真正的乐趣所在。因为那时做实验的机会非常少，了解物理和化学的法则，探索奇妙的电流属性与化学反应的性质，这些自有乐趣，但毕竟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既死板又无法亲身体验。平常上课时老师讲的内容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至今却清楚地记得静电实验中朋友的头发根根倒竖的样子，可见亲自动手体验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进入大学，实验却多得让人讨厌。我上的那所大学，每周都要做一次实验，所以天天忙着整理数据和写报告。
大学里的这些实验是否真的很有趣呢？我心中怀有少许疑问。因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指导教师布置实验题目，而且从实验方法到每一个步骤，都有详细的指示。因此，基本上事先都可以预测到实验结果。如果得到预期的结果就证明实验正确，反之则说明实验者在操作中犯了某些错误。换言之，这些实验并非为了研究目的，而是为了训练学生才进行的。
当然，无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所做的实验都是如此。石蕊试纸遇到何种物质会变色，这在实验前就已经知道了。不过尽管这样，实验本身还是很有趣的。
但是，学生到了二十岁左右就会变得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对“被迫进行”的实验完全不感兴趣。因为事先知道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于是就在实验中调整各项条件，只求达到预期结果即可。整个实验既无惊喜，也无感动，只觉得“啊，总算应付完了”。
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实验也很好”。大学里进行实验，最重要的目的在于筛选出优秀的学生——在做实验的我们其实才是实验对象。这种说法太可笑了吧？笑过之后，我又转念认为说不定实验真的有这种功用呢。
我在学生时代很少体验到实验的喜悦，而进入公司后，情况却大不相同。每天都要做实验，而且这些实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首度进行，没人能够断言会得出怎样的结果。虽然会有所预期，但是结果通常都有出入。而这时，十有八九是预期错误。这与学生时代的实验截然不同，那时的实验如果结果与预测不符，必然是实验方法有误。至于哪种实验会让实验者感到兴奋，就不用多说了吧。简言之，直到进了公司，我才第一次真正尝到实验的乐趣。
说起拙作《侦探伽利略》，其中描述了五种奇怪的现象，并由一位物理学家一一解开谜题。
这五个怪现象中有几个灵感来自于我在公司时进行的研究。我当时对共事的前辈说：“如果这个这样做的话，也许能用在推理小说里。”
结果，我真的用了。那位前辈读到的话，估计会苦笑吧。
书里其他的奇怪现象也都有科学依据，但是我并没有做过实验，或者说，我写的都是现实中不可能做实验的现象——并非在物理意义上不可能，而是在道德意义上不可能。
由于不可能做实验，“假设这样做会产生此结果”的预期，正是本书的精要之处。
我就是算准了没人会做实验确认。
十连败之后
（《小说现代》 一九九九年八月号）
一月十四日 NTT视讯的加田五千雄社长带我去了一家有名的鳗鱼料理店。加田先生是我大学的学长，比我高很多届。二月将在明知纪念馆举行东京同学会，我受邀演讲，所以这次是借吃饭这个机会先互相打个招呼。不用说，我自然穿上了西装，还系了领带。饭桌上，我提到今晚有直木奖的评选会，加田先生便说：“这可是大事，你一定很紧张吧。”我虽然嘴上应和，但是心里却想“其实我现在更紧张”。
吃完饭我回了一趟家，傍晚又前往赤坂的小饭馆，当然衣服也换过了。文艺春秋的单行本责编H田小姐和杂志连载责编B小姐，以及漫画杂志的K先生都在店里等我。我们一边吃着佳肴，喝着好酒，一边等电话，大家居然聊得很热闹。或者说，其实大家都在极力使席间气氛活跃，我也不例外。就连不怎么好笑的冷笑话，大家也都硬逼自己笑。说着说着，一通电话打来，找H田小姐接听，这时我就知道肯定落选了。回到座位的H田小姐明显很沮丧。当然，大家都很沮丧，但仍然强颜欢笑。在这种场合的强颜欢笑十分有人情味，我挺喜欢的。
正如料想的那样，本届得奖者是宫部小姐。要是在酒馆不巧遇见，对方反而要费心照顾我的心情。我让B小姐想法避免这种情况，她说：“今晚去‘月之雫’应该没问题。”于是，我们打车前往那家店。车里，H田小姐和B小姐向我坦白：“其实，我们俩同席等待结果的战绩，已经累计超过十连败了。”现在告诉我又能怎样呢？不过，自出道以来，我是文学奖九连败。三人相加就是三十连败。天啊，这样的话，难怪会把幸运女神吓跑。
三月五日 我们在四谷的一家小饭馆等待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的结果。说实话，这已经是我第五次入围该奖项了。除了H田小姐，讲谈社的O田编辑和K村编辑也在。他们真可怜，又要陪我开落选安慰会了。我正想着，落选通知就如期到来了。“哎呀呀，这样就十连败了，我也真够厉害的！”听到我的自嘲，O田编辑和K村编辑照例跟着强颜欢笑。H田小姐也露出笑容，但是一看就是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文艺春秋的S部长和B小姐，以及O村编辑也来和我们会合，大家一起前往新大谷饭店的酒吧喝酒。曾是橄榄球运动员、相貌冷峻的S部长今天也显得无精打采。
后来，和直木奖那时一样，大家又转战“月之雫”。这里的老板娘琉美和我是老乡，而且还出生于同一个地区。更巧的是，我们来东京的日子都是同一天。我对琉美道歉：“真对不住，我总是落选。”她鼓励我说：“说的什么话，不是还有下次吗……”
我们在店里倒是没有遇到本届获奖的山本文绪小姐，却碰到了评委北方先生。他说：“哎呀，我可是推荐你了啊！”看他的表情十分认真，那就相信他一次吧。
文艺春秋的O村编辑身心俱疲，一直在呼呼大睡。
五月二十一日 这一天在等待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结果发布。在皇家花园饭店的咖啡厅，我依然与H田小姐在一起。我总感觉很对不起她。此外，还有O村编辑以及讲谈社的O田编辑、K村编辑和I田编辑。《小说现代》的K田编辑也来了，大家都在喝咖啡，只有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吃三明治，而且在结果出来之前就离开了。
每次大家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我突然想到，干脆以等待文学奖发布为题材写个小说算了。我把这个想法跟大家一说，编辑们都表示：“很不错啊。”他们似乎以为我在开玩笑，而我真的决定要写一篇，到时候你们看到可不要吃惊啊。
下午五点左右，日本推理协会打来电话，上来就是一句“祝贺您获奖”。啊，实在太美妙了。这句话我一等就是十四年啊！我和编辑们猛拍纪念照。其他客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
记者会之后，我们前往银座的酒吧“ELLE”，与其他获奖者拍纪念照。我中途退场，与责编们一起去吃寿司，随后又回到“ELLE”。拿我当踏板，现在越来越出名的真保裕一君也赶来了。我们紧紧握手，感慨万千。“要是没这个家伙，当年某奖就是我的了”，此时我不得不把这个想法妥善地藏起来。
明明是大美女，却嫁给折原一（就不用敬称了）的新津清美小姐也来了。想想看，她也是这次短篇部门的入围者。她虽然落选了，但是仍然来向我道贺，真善良啊。她不光长得漂亮，心灵也如此美丽。不过，她有个一喝酒就乱讲话的坏毛病，而且她还是折原一的老婆。
酒友赤濑川隼①先生也来了，不过这完全是个巧合。不可思议的是，我们都只是偶尔光顾这家店，却常常巧遇。
藤原伊织先生也来了，有一段时间没喝酒的他，这次一边给评委北上次郎②先生找碴儿，一边大喝特喝。
然后，我们又转移到“月之雫”，我终于可以在老板娘琉美面前扬眉吐气了。熟识多年的编辑们全来了，他们由衷地向我祝贺：“这次真是太好了！”哦，原来我让大家都等得很辛苦啊。
当天，藤原伊织先生喝得大醉。
六月二十五日 在东京第一饭店举行颁奖典礼。我穿着特意准备的西装，携情人和恋人一道出席。花了三天三夜背熟的长篇演讲顺利结束，让我心满意足。
读者与作者的规则
（《小说新潮》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号）
最近，部分拙作被改编成影视作品，部分出了新版本，所以从夏天到秋天，上门采访的记者数不胜数，一天之中被采访数次这种事也发生好几回了。这样的采访邀约我都会尽可能地接受。我是靠卖书吃饭的，作家这个职业毕竟也是一门生意。我认为，既然是做生意，宣传就不能马虎。以前一年到头可能都上不了一次专访，回想当年的情景，我非常感激现在大家给予我的认可。
当然，被问及的问题都似曾相识。比如，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您的心情如何？最新作品想写哪方面内容？一次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并不会让我感到厌烦。就对方而言，那是他们第一次提出的问题，而我因为答案成竹在胸而倍感轻松，不必在现场苦苦思索。
因为准备不足而跑题的情况也不少见。有些记者连书中角色的名字都搞错了，还在继续采访。即使如此，我也不会不高兴。在对方看来，我不过是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而已。对于他们的小失误，我一笑置之就好了。
但是，并非完全没有令人不快的事情。我最讨厌有人利用采访的机会破坏读者与作者间的规则。例如以下提问：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这部小说的最后，XX是不是就是〇〇呀？”
“那么，结局中这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请您解释一下可以吗？”
每当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想回敬一句：“请你自己去想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大多数读者都无法向作者直接发问，大家都是自己去思考。依据书中所写了解内容不是阅读的规则吗？我也是秉持这样的规则进行创作的。
所以，正因为如此，不管自己的作品被读者怎样误读，我都没有怨言。我认为，会被误读不是因为自己的写法有问题，就是因为和那位读者八字不合。有时，某些作者会说“这是因为读法不对”或者“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那样解读”，我想，这也是一种违规的做法吧。
撑死也要吃！
（《小说SUBARU》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号）
某月某日，我和集英社的蒙奇奇小姐，也就是H编辑，在横滨站集合。H编辑稍显紧张。
“身体状况如何？”我问。
“嗯，我调整过了。”
“有没有吃过东西？”
“吃了，中午吃了一个面包。”
“这样啊，我在三点也吃了一个小热狗。”
“什么都不吃反而不太好呢。”
“是啊。”
我们来到购物中心的咖啡厅，看了看菜单，略加思考后点了啤酒。我平常绝不会在与编辑商量事情的时候喝酒。
“我想先让胃活动一下。”我向对方说明理由。
“原来如此。”H编辑点点头。
稍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横滨元町一家名为“梅林”的餐厅。这可不是一般的餐厅，它的厉害之处在于一人份套餐包括了三十道菜。
这不是我第一次去“梅林”，以前去过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下场惨烈——我以为虽说是三十道菜，每道菜肯定只有一口的量，于是就大喝啤酒，结果菜还没上完一半我就不行了。第二次去的时候，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尽量不喝啤酒。但是，后一半菜肴我仍然几乎没怎么吃。剩下的菜餐厅会让我们打包带走，我记得当时两手提着装得满满的纸袋，就像刚参加过婚宴一样。
说实话，我再也不想去那家店了。饿肚子固然难受，而吃撑了也很痛苦。我之所以会第三次去，都要怪两个不听劝的死脑筋。这两位一个是凭借《亡国之盾》拿奖拿到手软的阿福，也就是福井晴敏先生，还有一个是一九九九年因为《八月的马科斯》获得乱步奖的流浪汉作家新野刚志。
事情起始于福井晴敏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庆祝会上。那时我提到了“梅林”，但那两位完全不相信这家店的厉害。
“上菜多到吃不完？怎么可能！掌握好节奏的话肯定没问题。”阿福一边大嚼特嚼一边说。
“我经常饿着肚子到处流浪，有多少食物就吃多少。剩下饭菜太可惜了。”流浪汉新野嗤笑着说。
①赤濑川隼（1931-），日本小说家，曾凭借《白色残映》一书获得第一百一十三届直木奖。
②北上次郎（1946-），原名目黑考二，散文作家、评论家、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