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臣张伯行写过一篇《禁止馈送檄》，全文仅五十六字，却明确地申述了关心人民疾苦、注重个人名节、反对送礼行贿等主张。张伯行在他的为官生涯中，正是身体力行地履行其倡廉戒贪主张的。
张伯行在山东济宁（今山东济宁市）为官时，正值饥荒，他即“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并且下令打开府中的粮仓，发放粮食二万六千六百多石，用来赈济汶上、阳谷（均属山东省，在济宁市以北）二县饥民，不知救活了多少百姓。上司知道后，指责他违背规定开仓，是专权。他据理力争说，皇上有过赈济百姓的圣旨，我做的不为专权而是奉旨。他还反问上司说，是让老百姓挨饿受饥重要，还是保存着仓谷重要呢？难道保存仓谷比救人性命更重要吗？康熙皇帝知道这件事后，称赞他做得对，赐给他“布泽安流”榜。
后来，张伯行被提升为福建巡抚。当时，台湾、凤山、诸罗（均属福建省）三县闹灾荒，他上疏奏请免除这些地方的赋税。福建的米价昂贵，老百姓买不起，他下令从府库中拿出五万石，并到湖广、江西、广东等地采购大米回来，平抑米价。他的这种爱民举措，使福建百姓受惠，于是被赐“廉惠宣猷”榜。他还建书院、刊丛书、毁偶像，改祠庙为义塾，令尼姑还俗。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利国利民，老百姓拥护和爱戴他这样的清官，康熙皇帝也赞扬他“居官清正，天下知”，“居官甚清，最不易得”。然而，张伯行的“清正”行为，却受到一些贪官的诬陷和迫害。张令涛及其兄元隆，因通海罪，受到张伯行查办。而与这兄弟有关系的一些权臣则极力为他们开脱罪责，说“元隆、令涛皆良民，请夺伯行官”。张伯行上疏申辩：“元隆通贼，虽报身故，而金多党众，人人可以冒名，处处可以领照……钦元庇匿，致案久悬。臣为地方大吏，杜渐防微，岂不得究？”但是，由于元隆兄弟结纳豪门贵族，向多方有司送上厚礼打点，张伯行反而被诬为“诬陷良民，挟诈欺公”。在康熙皇帝的保护之下，他才免于一死。
张伯行晚年官至礼部尚书。由于他为官“躬行实践，施于政事，皆能无负其所学”，死后，皇帝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赐谥号“清恪”。清恪，指的是恪守清廉。
（见《清史稿·张伯行传》）
赞曰：布泽安流天下闻，居官清正可超群。
权臣诬陷终非倒，恪守贞廉义薄云。
※诗作者：余文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