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士闻道
认识和执行真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真理常常处于被嘲笑被践踏的尴尬境地。
【经文】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惟道,善始且善成。
【译文】高明的人听闻了道,勤奋地执行之。平庸的人听闻了道,总是怀疑不决。下劣的人听闻了道,大声地嘲笑,如果无人嘲笑,也就不足以被称为道。因此我要告诉你们:光明的道路仿佛是昧暗的;前进的道路仿佛是后退的;平坦的道路仿佛是坎坷的;高尚的品德仿佛如山谷般幽深;高洁的品德仿佛是蒙受了屈辱;宽广的品德仿佛有所不足;刚健的品德仿佛是在苟且偷安;纯真的品德仿佛受了玷污;方正的品德反而没有棱角;伟大的工程需要长期才能成就;恢弘的声音反而难以听闻;壮观的形象反而隐于无形。道总是在默默无名地工作,只有守道行事的人,才能善于开始又善于取得最终的成功。
消除认知不和谐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有趣的术语叫做“认知不和谐”,指的是难以相信真理。当人们有两个矛盾的想法时,他们的思想就开始受到煎熬,在真理和谬误之中煎熬,人的头脑不能拥有两个矛盾的想法,结局必是二选一。在很多的时候人们会向谬误投降。当然要坦然地接受谬误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因此人们首先需要将谬误合理化。美国人工智能专家Eliezer Yudkowsky说:“合理化是一个奇异的词,因为它意味着你不需要为理想中的合理性做任何事情。它就像是将谎言称作真实。”无论何时你开始合理化一项决定,你就找到了一条获得良好感觉的捷径,但是从结局上看往往是糟糕的选择。谬误一旦被成功地合理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嘲笑和攻击真理了。有人常常不解地说:“我明明是对的,我明明坚持的是真理,可是我为什么会受到嘲笑和攻击呢?”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真理和谬误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不能同时容纳两个相反的想法。真理和谬误的征战随时都在展开,在自己的头脑里进行,当然也会扩大到人与人之间。
老子认为对于道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完全顺服真道,勤奋地实行道;第二种是处在犹豫和煎熬之中,反复地徘徊;第三种是完全地放弃了真理,为谬误降伏,因而就在无所顾忌地嘲笑攻击真理了。老子希望更多的人顺服道、接受道,因此老子进一步解说了真道和美德。老子认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理和美德往往让人难以理解,伟大的事业往往需要长时期才能成就。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流行三种论调:一种是“速胜论”,认为中国只要坚持三个月,苏联就会出兵,日本国内就会政局动荡,总之是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力上;另一种是“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军力国力不如人,战则必亡,此论以汪精卫之流为代表;还有一种观点是相信中国必胜的,但是至于中国该以何种方式战胜强敌日本则说不上来。
以上三论都是直来直去、想当然、拍脑门,没有经过多少思考。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至6月日结束。毛泽东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事实上,远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预见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以下是毛泽东答斯诺问: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引自斯诺:《西北印象记》)
对于毛泽东这些充满了信心统领全局的文字,我非常激动,这就是真理——它能够将未来发生的事情全部揭示出来就如同已经发生的一样。
毛泽东认为: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
我觉得,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大器晚成”的战争,经过长期奋战,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完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雪洗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蒙受的屈辱。同时也印证了毛泽东依靠和组织人民,运用大规模快速运动战逐步歼敌,消耗敌人的力量,再转入反攻彻底歼敌的这一理论的完全正确性。
当然要认识到这个真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真理是很不容易的。真理往往不是人人都认识得了的。老子告诉我们真理有时候看起来像谬误,美德有时候看起来像缺德,但是只有真理“善始且善成”,只有真理能伴随我们的始终,让我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我们不妨再举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情况。比方说学习。有的人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拿张文凭,只要分数够了,就万事大吉了。有的人学习是出于对知识真正的热爱,他的目标不是为了单纯地求分数、拿文凭,而是要真正地理解某一种知识内在的结构,并进一步发展出新鲜的知识,取得新的进步。比尔·盖茨大学没有毕业就去创业了,分数也不要了,唾手可得的名牌大学的文凭也不要了,这在好多人看来是走弯路了,是在冒险了。一直等到比尔·盖茨创业成功了,全世界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的市场都被他占领了,他成为世界首富了,这时人们才发现他是棋高一筹的。学习的目的真的不是为了在考试中拿个高分,混张文凭,而是为了懂得这门学科是怎么回事,知道如何运用。比尔·盖茨在哈佛只读了一年大学他就知道了编写计算机程序是怎么回事,他就知道了每台计算机都必须装上软件,他知道这是一个覆盖全球的巨大市场,他知道这些就已经足够了,至于分数和文凭对他而言都没有意义了。于是他开始创业,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开发了MS-DOS操作系统。当时IBM正在搞个人电脑,每台个人电脑上都装上了MS-DOS。后来随着个人电脑不断升级换代,普及率越来越高,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也不断推出新版的Windows操作系统,一举垄断了全球市场,微软的霸权一直维持到今天,还未有人将其打破。
当然从理论上讲,微软对于操作系统的垄断肯定会被打破,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能永远地做独门生意。至于究竟何时会在操作系统市场出现打破垄断的局面现在还无法预测。在商业上时机是最重要的,比尔·盖茨是深明此理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辍学创业的原因。因为如果晚几年,操作系统市场的大蛋糕可能已被其他人占领了,垄断的局面一旦形成,就算比尔·盖茨有通天本领,恐怕也只能做一名软件工程师,而不是创建一个软件的商业大帝国了。这就是老子说的:“进道若退,夷道若颣”。明明是进步的道路,在寻常人看来也许是退步的。明明是安全的道路,在寻常人看来也许是充满了风险的,不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