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格罗夫山区、冰穹A两条主线的探索，直到昆仑站的建成，其间充满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与危险。而这个过程也恰好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体现出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南极科考的务实态度，也充分表现出中国人为国争光、艰苦奋斗、团结拼搏的精神与品格。这种由中国科考队创造的“南极精神”，将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资源。
两条科考主线
一条线是格罗夫山区。格罗夫山区是南极内陆唯一的岩石外露区，还是一个陨石富集区。陨石和宇宙尘是来自地球之外物质的天然样品，保存了从太阳星云起源到包括地球在内各种行星形成和早期演化的信息。一些最原始的球粒陨石中还含有来自超新星、红巨星等太阳系以外的恒星物质。它的采集，对于研究天体演化、太阳系形成以及宇宙起源等重大科学命题，具有重要价值；对于我国深空探测工程的实施和科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格罗夫山区距离中国南极中山站460公里，面积约3200平方公里。这里覆盖着大面积的蓝冰，一座座岛峰从冰面上突起，是南极为数不多的极具研究价值的区域之一。
另一条线是冰穹A。冰穹A是南极内陆冰盖海拔最高的地方，距离中山站直线距离1228公里，更是人类从未涉足的险境，它也是我国第三次建站的目标区域，是另一条科考线索。从历史上看，我们对冰穹A探索的次数比格罗夫略多，时间跨度略长，但两条线索齐头并进，有时在一次科考中同时安排两方面的现场观测任务，有时轮换到下一次科考中。比如，第13次科考内陆队首次以冰穹A为现场目标，第15次同时安排了冰穹A和格罗夫两个分队。最终，继第21次科考队成功登上冰穹A之后，第22次科考队圆满完成了格罗夫的预定考察任务。
第22次科考
“雪龙”号
从对格罗夫山区、冰穹A两条主线的探索，直到昆仑站的建成，这其间充满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与危险。而这个过程也恰好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体现出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南极科考的务实态度，也充分表现出中国人勇于探索、不畏艰险、敢于冒险的精神与品格。挺进格罗夫、登顶冰穹A、建立昆仑站，这其间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感人至深，引人深思……
熙熙攘攘的黄浦江上，汽笛声此起彼伏，大大小小的船只忙忙碌碌。近一个世纪以来最繁忙的大都市——上海，一个伟大的行动将从这里起航。
2005年11月18日上午10时，民生港里不同寻常的客人——“雪龙”号破冰船的主机开始运转，平静的江水被应声劈开。中国第2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们集中在甲板上，向岸上的人们挥手告别。年轻的船长沈权在宽阔的驾驶室里目光沉稳平视远方，巨龙在他的执掌下，显得那么温顺、忠诚。但这毕竟是他担任船长以来的第一次南极之旅，压力给了他负重和紧张，也给了他兴奋和激情。沈权1967年出生，刚过37周岁，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航海”了。1986年毕业于宁波海校航海驾驶专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工作。他在1994年登上“雪龙”号的时候，已经具有8年的航海经验，那时的职务是三副。
此时的“雪龙”号作为我国执行南极考察和运输任务的第三代两用船，让大家颇引以为荣。“雪龙”号船体长167米，宽22.6米，型深13.5米。从主甲板算起，驾驶室在7层楼上。满载吃水9.0米，满载排水量21025吨，主机功率13200千瓦，副机800千瓦（3台），最大航速17.9节，经济航速15.5节，续航力12000海里。载重量10225吨，载燃油3000吨、淡水3000吨。曾在每秒55米（12级风的速度是每秒32.6米）的风速下稳定航行，可抵抗单舷摇摆最大幅度50度。该船具有先进的导航、定位和自动驾驶系统，拥有容纳两架大型直升机的平台、机库及配套系统。船上设有海洋物理以及海洋化学、生物、气象的洁净实验室及数据处理中心。
沈权还记得他第一次前往南极的心情。他是那么向往南极，但又感到忐忑不安。历经重重艰难到达南极之后，马上被那里的新奇吸引，茫茫冰雪中，世界变得辽阔、壮观。
然而，任何事情重复得多了也会变味。一次次赴南极执行任务，要在大海和南极待上漫长的五个月时间，还要搭上一次次春节不能和家人团聚，甚至有时回国了也必须在船上值班不能离开。
何况，南极地区的风险更是无处不在。“雪龙”号每一次出航，都会遇到种种不可预测的危险。沈权不会忘记，第21次科考队奔赴南极时，在长城站附近的长城湾遇到了风暴，一般在8级左右风暴时使用一个锚就可以保证船的停泊，而那次风暴是12级，“雪龙”号下了两个锚还不行，必须启动主机抗风，相当于用70%的马力迎风前进，才能使船停在原地。那一次，为了防止停在站上的直升机被风吹坏，他们不得不冒着狂风暴雪将飞机的螺旋桨翼拆除。
另一次，恰逢除夕夜，遥远的祖国已经是万家灯火、鞭炮齐鸣，“雪龙”号为了避风，停泊在陆原冰区，将船头停在冰隙之间，以便固定位置抵抗风暴。十几个小时之后，风暴过去了，一座六七十米高的大冰山却挡住了“雪龙”号的退路。船员们整整花了七个小时破冰，才使“雪龙”号有了一点儿回旋的余地，但仍难以摆脱冰区和冰山的合围。三天之后，正当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大潮汛来了，一夜之间，整个陆原冰区破碎了，四面八方的航行通道自动打开，他们这才摆脱了困境。
这一次航行还会遇到什么？谁也说不准。在岸上的欢呼声和告别声中，“雪龙”号开始驶离港口，那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却使沈权的心头感到沉甸甸的。他深知，“雪龙”号能否安全抵达南极并返回祖国，关系着第22次南极科学考察能否成功。“雪龙”号担负着运送科考队员的艰巨任务，同时，还要将各种科学考察仪器、物资、油料等运送到指定地点，以保证科考站的正常运转。有时，还要配合科考队进行大洋调查以及作为普里兹湾一带的科考平台，配合科学家进行高空物理、大气物理等多种学科的观测和考察。如此艰巨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吗？责任重大。沈权在出航前做了最细心的准备工作，检查了“雪龙”号的每一个细节，并从组织上作了详细安排。实际上，就像一场戏剧的登场，之前一次次的彩排，都是为那短暂的表演，必须先尽人事然后才能听天命。他深知，这样的远航中，哪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全局的失败。
轮机长
轮机长赵勇也感到不轻松。他与船长沈权是宁波海校的同学，没想到又成了最好的搭档。他对“雪龙”号充满感情。至今，他还经常回想起把“雪龙”号从乌克兰接回祖国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他毕业后先是来到海洋局东海分局“向阳红10”号上，参加了1984年的南极首航。经受了大风大浪之后，他深感中国南极科考事业的发展，必须解决破冰船的问题，没有破冰船的海上支持，南极科考事业就很难持续推进。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赫尔松造船厂为苏联承造的一艘北极补给船待售。中国国家海洋局得悉这一消息，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将这艘破冰船购买下来。可是，要将这艘船接回中国，却并非易事。1993年，赵勇等24人先乘飞机到达莫斯科，后又转乘火车经过20多个小时的旅程到达乌克兰。在乌克兰的几个月中，他们每天都需要熟悉设备，工作非常紧张。为了节约费用、不跑空船，他们等到一个机会，到乌克兰的另一个港口装载了满满一船钢材，并雇用了一个船长。从黑海到地中海，越过苏伊士运河，一切都很顺利。但当他们行进到红海口的时候，“雪龙”号却出现机械故障。直到一个月后，才等到配件运达……本来40多天的航程，他们整整走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1994年第一次启用“雪龙”号破冰船前往南极执行科考任务的时候，赵勇已经非常熟悉这艘科考船了。但是，南极变化莫测的气候条件依然给破冰船带来困难。“雪龙”号在南极中山站所在地普里兹湾一带被厚厚的冰层挡住了。当时正值11月，冰层很厚，而破冰船的破冰厚度大约在1米左右，对超过厚度的冰层就无可奈何了。“雪龙”号被迫停下，等待着冰雪融化。一个星期后，冰雪开始消融，“雪龙”号开始缓慢地破冰航行，推进到距离中山站七八海里的时候，再也难以前进了。科考队员们只有使用直升机将大量的物资、设备运抵中山站。
1995年回到上海之后，赵勇觉得这样艰苦的工作付出太多，而他的月工资仅仅600余元，感到自己的工资水平太低了，于是就辞去了“雪龙”号上的工作，先后到希腊、新加坡、香港等船舶公司工作。他的工作很出色，几年间就由大管轮升为轮机长，月工资也已达到3000多美元。尽管如此，他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失去了什么。毕竟他对“雪龙”号以及从前的战友们有着刻骨铭心的深情，每次从海外回来，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暗中探访停泊在黄浦江边的“雪龙”号。
“雪龙”号上的一切是如此的熟悉，每一个舷窗，每一个角落，每一台机器，甚至每一个螺栓……都和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曾经伴随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它的机舱里、甲板上，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汗水。他要在这艘度过最难忘的时刻的船上，和以前的朋友们聊天，他愿意在“雪龙”号上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就是不愿意离开。离得越远，才越感到曾经的人和事的亲近，才越能掂量出失去的东西的分量。而且，长期的国外打工生活，尽管享受着较为优厚的待遇，却从时空距离中更激发出思乡之情，他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用自己在外国船舶公司学到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为日益繁荣发展的祖国服务。2003年，这一机会来了。“雪龙”号正好缺少一个业务精熟的优秀轮机长，当时的船长袁绍宏在一次聊天时动员他回归“雪龙”号，朋友们也劝他回来，这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赵勇辞去国外船舶公司的工作，回到“雪龙”号上，担任第二次北极科考队轮机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2004年10月，第21次赴南极科考之前，赵勇69岁的母亲在一次体检时，胃部发现了癌，母亲生怕影响赵勇的工作，一直不让家人告诉他。当他从南极归来，船行至中国海域时，他急忙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因为每一次出海，母亲都会一直牵挂。结果，电话里传来了嫂子的声音，告诉他母亲得了胃癌，正在进行术后化疗。赵勇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2005年3月20日，船上的朋友们在会餐、彼此祝贺，庆祝南极考察胜利归来，气氛非常热烈，赵勇却一个人躲到一个角落，黯然神伤。按照计划，“雪龙”号将在吴淞口停留一两天，赵勇提出提前下船。领导告诉他船靠岸后许多上级领导要接见科考队员，为了保证最后时刻不发生任何机械故障，请求他还是等到船靠岸之后再离开。他答应了。
“雪龙”号停靠在黄浦江岸边，已经凌晨3点钟。船长袁绍宏什么都没说，立即陪同他前往医院看望病重的母亲。来到医院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他看着母亲苍白的面容，想到自己的南极之行一走就是五个多月，感到自己欠母亲实在太多了。他一下扑在母亲的病床前，泪流满面，说：“我再也不跑南极了，以后我就陪着你，哪儿也不去了！”此后的一段时间，赵勇开始四处奔走，访医问药，为了给母亲治好病，他买最好的药，只求母亲的病情能够好转。
可是，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又安排他赴南极执行第22次科考任务。此时，母亲的病情仍未脱离危险，多么需要他待在身边！他已经答应过母亲，再也不去南极了，再也不让生命垂危的母亲为他牵肠挂肚了，再也不离开病重的亲娘了！他要留下来照顾母亲，补偿多年来对母亲的歉疚。
他给领导写了信，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表示无法接受此次任务。但是组织上实际根本无法放弃他。理由非常简单，就是“雪龙”号需要他，一个轮机长的责任太大了，他担负着保证航船全部机械设备安全运转的重担，一个优秀的轮机长，必须经过长期的培养，必须具有丰富的经验，掌握先进的技术。“雪龙”号新船长刚刚上任，不能再换轮机长了，此次赴南极科考的安全系于赵勇身上。
赵勇一直不敢将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直到临行前才对母亲说，他又要去南极了。他询问了母亲的病况，医生告诉他，最多只能支撑两个月。这是一架无法平衡的天平，怎么办？他抹着眼泪，沉甸甸地迈开登上“雪龙”号的脚步。也许母亲与国家的荣誉真的是两位一体，也许征服南极的使命熔铸的“大爱”将化解千愁万绪……
科考队员们
“雪龙”号缓缓离开港口，它带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与祝愿，向遥远的南极出发。106名科考队员拥向甲板，向岸上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这是中国科学家第22次赴南极科考，中国极地科考事业正在一步步向前推进。此次赴南极格罗夫山区考察的科考队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刚刚在欢送仪式上接受了孩子们的献花，每个人脸上的表情显得庄严、凝重。鲜花还在他们怀中，掌声已经渐渐远去，遥远的冰雪苍茫中的南极格罗夫山在呼唤，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来临。
一共11名队员：队长，琚宜太，博士，生于1971年，虽然年龄不大，但他已经是第三次赴南极科考了，有着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副队长，徐霞兴，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机械师，1950年出生，是队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曾经在北大荒插队，多次赴南极工作，具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在机械维修方面技术高超；李金雁，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已经几次登临格罗夫，积累了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林扬挺，出生于1960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著名天体化学家，第一次赴南极考察；胡健民，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构造地质学家，第一次赴南极考察；方爱民，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出生于1968年，沉积学家，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黄费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从事宇宙核素和冰盖进退方向的研究；彭文钧，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教师，硕士，从事测绘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几次赴格罗夫山考察，对格罗夫地区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程晓，中国科学院遥感所研究员，博士，测绘学家，性格豪爽，从事冰流方面的研究；还有两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潘明荣和刘晓波。
琚宜太作为队长，责任重大，承受着巨大压力，从一开船就少言寡语、严肃持重。这次科考组队时，极地办公室需要找到一位具有科学背景，同时具有丰富野外工作经验的队长，经过多方考察，最后选中了琚宜太。他是中国对南极格罗夫山科学考察的开创者刘小汉教授的得意门生，刘小汉教授一直对他寄予厚望。早在他追随刘小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开始了南极科考的旅程。那时，格罗夫山科考计划刚刚启动，琚宜太刚刚28岁，意气风发，对南极的一切充满好奇，根本没在乎什么叫危险，即使面对被称为地狱之门的纵横交错、深达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冰缝。对于他的胆量和勇气，刘小汉教授曾进行过暗中考验。一次，在南极内陆冰原的冰缝发育区，面对一条宽度两米多的大冰缝，刘小汉将雪地车的驾驶位置让给了他，他毫不犹豫一次开了过去。事后，刘小汉才和他说起，如果他退却了，刘小汉就会让琚宜太永远退出南极科考的行列。
刘小汉已经六次挺进南极，对格罗夫山有着超乎寻常的感情。他曾在日记里写道：“两百多年来，我们的民族历尽屈辱，我们的疆土逐渐萎缩，到1949年，中华民族才算挺起了胸膛。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我们才抬起目光，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小小行星——地球。”1998年，刘小汉经历了艰难抉择，毅然单车奔赴格罗夫山，开辟了“格罗夫山王朝”。为了第三次格罗夫山考察，刘小汉曾将琚宜太的博士毕业时间推迟了两年。他认为，琚宜太作为中国冶金地质工程勘查总局二局的副总工程师，毕业之后肯定无暇顾及南极事业。而格罗夫山考察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带队。这样，琚宜太才能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南极科考事业。
此次南极科考，组织上将这样的重担给了琚宜太，是对他极大的信任。能否征服格罗夫，首先是能否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地对付南极的恶劣环境、恶劣气候。冰原的地貌、冰缝的发育，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由于雪橇和雪地车之间是软连接，车头和雪橇在冰坡行进时速度不同，很容易发生翻倾事故。经验并不完全可靠，甚至全靠经验可能向厄运投怀送抱。稍有闪失，就可能出现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格罗夫山科考计划就可能被迫中断，南极科考可能遭受重大挫折，这就是南极事业的风险性。第19次科考队，他也担任格罗夫山科考队队长。一次，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缪秉魁博士在寻找陨石的过程中，由于过于专注，竟然掉入冰缝，幸亏他用两臂撑住，才保住了命。他狠狠地批评了缪秉魁博士，认为一个南极科考队员不应该两只脚都落入冰缝，一只脚踏空就应该做出自救反应。那一次，他后怕极了。他一再对队员们说，我们是科考，不是探险，不要逞英雄，不要感情用事，自我膨胀，稍不谨慎，就会铸成大错。另一方面，他作为队长，如果不能将每一个队员安全带回来，将无法向组织和队员们的家人交代！那一次出发的时候，缪博士的妻子对琚宜太说：“我们小缪就交给你了。”想到那双信任的眼睛，想到缪秉魁博士有一个4岁的孩子，他就更感到后怕了。
还有一次，琚宜太跟随导师刘小汉赴南极考察，“雪龙”号停泊之后，距离中山站还有40公里，当时正好遇到暴风雪，眼前一片迷茫，暴风雪差不多完全挡住了视线。这时领队突然胃出血，急需抢救。情况紧急，必须赶赴中山站和附近的俄罗斯东方站，接来医生施行救治，刘小汉毫不犹豫地和机械师李金雁驱车前往。琚宜太也要去，被刘小汉赶下了车，他说，三个人至少有一个活着，就有下一次的机会。但是，琚宜太不这么想，三个人一起去力量一定比两个人大，多自己一个，实际上是增大了保住他们俩的成功系数，于是在雪地车开动的时候，偷偷爬进了车厢。陆原冰区的冰厚不同，冰面又凸凹不平，随时会掉入冰窟，或者让雪地车倾覆，而且视线被暴风雪遮挡，只能用“雪龙”号上的雷达为他们导航，危险可想而知。四个多小时之后，中国医生和俄罗斯医生被接到船上，领队的胃出血得到及时治疗，逐步脱离危险。那时他就想到，南极科考队员更像是军人，面对危险，必须一搏；面对家庭、父母，这一搏的价值又该如何称量？
另一位队员黄费新博士刚刚结婚，只与新婚的妻子待了几天，就到青藏高原进行南极科考的适应性、自救互救等项目训练，训练结束后又前往可可西里进行科学考察，任务完成归来，没来得及休息，就立即开赴南极“前线”。
中国地质科学院构造学家胡健民心里同样忐忑不安，他是受中国地质调查局委派，作为国家的南极普里兹湾地质制图项目格罗夫山现场执行人，前往南极考察。地质所副所长赵越专程前往上海送行。国家海洋局举行的隆重的欢送仪式仍然历历在目，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从小朋友手中接过鲜花时的激动心情。他觉得机会难得，一定要出色地完成任务。但又不时会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此次南极之行，自己还能不能回来？如果回不来……他不能想下去了。还有儿子正面临高考，能不能考上？他总是放心不下，如果自己不去南极，可以给孩子多一些帮助。他还想到妻子……越是如此，对家的依恋就越深，对家庭的负疚与壮烈的豪情此消彼长。时至2005年，随着20年南极科考的发展，此时的主力队员已是“70后”，想法和1985年时的科考队员大相径庭，大无畏的革命理想主义如今已向着科学严谨的发现精神演变，琚宜太这一代人负载的南极科考正在书写新的篇章。
还有副队长、极地研究中心机械师徐霞兴，他的名字和古代旅行家徐霞客只有一字之差，是不是冥冥中注定了他将属于南极？他几赴南极，具有丰富的南极内陆生存经验，并对南极考察怀有极大的热忱。他曾经在北大荒插过队，经历过各种艰苦条件的磨炼。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练就了一身本领，是一位技术高超的机械师。他必须保证赴格罗夫山地考察的车辆、机械的安全运行。他个人从来不怕艰苦，也不怕困难，可是对圆满完成此次任务，仍然感到不那么踏实。往事历历在目，此行前途茫茫，每个人都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汽笛声再次响起，未知徐徐揭开。
驶向格罗夫
冷酷西风带
漫长的航海生活是无趣的，对于多年从事海上工作的人来说，几乎可以说“大洋无景观”。他们眼中只有一条线，那就是通向目的地的曲折航线，向南，穿过南太平洋。“雪龙”号上，科考队员们开始做各种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们需要查阅大量资料，以便顺利完成任务。有的在“雪龙”号的电子网络上隐身讨论，有的在狭小的房间里伏案工作。队员们内心波涛汹涌，胜于外面的大海。
台湾海峡、新加坡、马来半岛、印尼海域的爪哇海、巽他海峡……隐隐约约的岛屿、陆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海盗的传说，一点点消散在碧蓝的海洋上。“雪龙”号开始越过赤道。这里风平浪静，大海变得如此温顺，光滑得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又像是铺满宝石的陆地，让人联想到许多关于大海的童话。尤其在夜航的时候，天空群星闪烁，映照在海面，显出一片深邃的宁静。
然而船长沈权却没有那份闲情逸致。他更加警觉起来，因为很快就要接近西风带了。他不停地查阅各种气象资料，分析数据。这一次，他大胆地采用美国有较强针对性的气象预报系统发布的短中期预报资料，以便在接近西风带的时候，根据这里随时可能生成的气旋的移动方向，及时调整航船的速度、航向，选择最好的时机绕过气旋，或找到气旋之间的缝隙穿越。西风带位于南纬40度至南纬80度之间，是航海的魔鬼地带，是航海史上最可怕的海域。这里没有陆地阻隔，又属于低气压带，不断有气旋生成，然后形成大风暴。在航海史上，多少航船在西风带遭到飓风袭击，葬身海底。因此，对西风带谈虎色变是很正常的。这里很少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西风的频率一般在70%以上，一般风力4—6级，7级以上大风出现的概率超过30%。从南极地区席卷而来的气旋，使西风带的涌浪经常高达五六米。凶猛的巨浪连绵不断，像雪崩一样，时刻威胁着来往船只的安全，即使是今天配备有现代化设施的巨轮，也不得不忌惮几分。
曾任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党委书记的魏文良，是中国南极领域航海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荣获过国家交通部、工信部、国家海洋局、农业部、中国海员建设工会、海军部队推荐评选的“航海终身贡献奖”，曾经是中国最早赴南极科考的“极地”号船长。他回忆起当年穿越西风带的情景时，仍然记忆犹新。
一次，西风带风暴强达12级以上，浪高20米，风浪击打着船舷，他一直站在驾驶台临阵指挥，注视着每一个巨浪，并驾驶科考船选择与涌浪成恰当的角度穿过，以保障船体不至于在涌浪夹击下折断。一个巨浪狠狠地摔在后甲板上，打破了一个舱门，将一盘近百米的尼龙缆绳甩到了海面上。这是危险的征兆！一旦船头下沉，船尾抬升，螺旋桨推进器就会打空，尼龙缆绳就可能缠绕住螺旋桨，那样，船将失去动力，必将被风浪掀翻，沉没于万顷波涛之中。魏文良果断组织10个人，生死关头，每个人都爆发了超常的力量，竟然在十几分钟时间里将沉重的缆绳拖了上来——要是在岸上，必须使用机械绞盘才能做到。他们整整与西风带的风浪搏斗了62个小时，船倾斜角度达到30度以上，魏文良船长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始终保持一个姿势。风浪渐渐平息，当人们把他从指挥台上扶下来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身体僵直，双腿不能打弯。回到船长室，由于大脑高度紧张、兴奋，怎么也睡不着，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之后才平静下来。
的确，这里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沈权记得自己第一次穿越西风带的时候，心情因为太过紧张，竟不知道西风带可怕到什么程度。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查看各种气象传真资料，不停地分析，不断地查看风向和气压状况。同时越是接近南极，沈权越是感到一种抑制不住的不安和激动。那次正是南极地区的极昼，“雪龙”号已经进入了浮冰区，浮冰的碎裂声，声声入耳。他兴奋地四处观望，眼见远处一个小小的黑点，在望远镜中却呈现出一座巨大的冰山。他操着照相机不断按下快门，结果冲洗出来之后发现胶片上什么都没有。到了南极之后，因为他携带的钟表只有12时的标码，难以从表盘上分出一天中处于哪一个时间段，在极昼中睡去，醒来之后不知自己是在白天还是夜晚。休整时，船员们一起在冰面上踢足球，插上两根旗杆作为球门，很多企鹅来到这里观赏，成为他们热心的观众。企鹅们不知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它们与“雪龙”号上的船员、科考队员们相互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对方。
可是，在气候比较好的时候，对于大家来说却只是增加了沉闷。心情放松下来后，反倒是不可抗拒的思乡之情涌上心来。机匠长曹建军在一次出海前得知妻子患了白血病，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可是他还是咬牙上了“雪龙”号。等他从南极回来之后，妻子已经去世一个月了……这一次出海，按照医生的预测，赵勇的母亲只能再活两个月，可是他一去就是五个月之久！赵勇在船上不断与家中联系，询问母亲的病情，家里的哥哥嫂嫂每次都尽量避开话题或者安慰他，生怕影响赵勇的工作和情绪。但是，对于一个孝子而言，越是回避，带来的越是不安。他流着泪写道：
母亲啊，请等儿回家
出海前一天，我与母亲道别，母亲骨瘦如柴。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母亲，就像千千万万家庭主妇一样，勤劳、善良，操持着家里的一切。自16岁离家外出读书后，难得有时间回家看望母亲；工作后虽家在上海，离母亲也很近，但船员生活使我常年漂泊在外，除了难得在上海过的节假日外，几乎没有时间看望母亲。母亲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工作，没时间就不要来看我，我身体很好。”
2005年3月“雪龙”号圆满完成21次南极考察任务回到上海吴淞口后，我才抽空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接电话的嫂子告知母亲生病住院。原来我母亲两个月前因胃部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为胃癌晚期，虽然做了胃全部切除手术，癌细胞仍已扩散至淋巴、血液。母亲坚决不让家人打电话告诉我，好让我在南极安心工作。得知这一消息，我已是泪流满面，不相信这是事实，一向非常健康的母亲怎会突然得此重病，更后悔平时没有多关心她，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我流着泪说：“妈妈，明天我又要去南极了，你好好养病。”母亲说：“我早知道你要去南极，安心去吧，不要担心我的身体。”
冰障
在澳大利亚弗林曼特港停留了四天之后，“雪龙”号继续南进。很快，西风带出现了，狂风席卷着巨浪迅速将“雪龙”号包围起来，钢铁巨轮在大海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命运几乎难以预测。它一会儿升到了巨浪的峰顶，一会儿落到了波谷里，就像掉入了万丈深渊。一股股强气旋蜂拥而至，海浪呼啸着，一次次扑向船舷，发出轰隆隆雷霆般的响声，船头不断冲击着汹涌的大海，涌浪在剧烈的撞击中化为一片水雾，接着，又一片巨浪腾空跃起……“雪龙”号不断躲避着巨浪的袭击，不时地落入西风带巨大的旋涡中。船员们不断对船上的物资进行加固和定位，这时不允许一根钢缆松动，船只在风浪中艰难地保持着平衡。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仿佛就在头顶上。差不多四个昼夜的艰难航行，险象环生，惊险迭现，年轻的船长沈权判断准确，措施得当，与气旋不断地周旋，机警地躲闪，及时地规避，调整航向，果断绕行，勇敢地穿越，终于顺利地穿越了西风带。
冰雪笼罩的南极洲就要出现了。它是那样独特而不失优雅：企鹅列队行进或依次跃入水中，或乘着浮冰游览；体形巨大的鲸鱼露出脊背，它们喷出高高的水柱，在半空中开花；燕鸥在空中盘旋……
但是，南极并不会让人们轻易接近它，这就是南极的性格。
12月18日，也就是离开上海港整整一个月的时候，距离中山站尚有20多公里时，“雪龙”号被海冰和体积庞大的冰山挡住了。举目四望，冰山形态各异，许多冰山已经崩塌瓦解，碎冰从顶端落入大海，浪花腾空而起，还有的冰山发生对撞，发出巨响。远处高耸的冰架崩塌，一座座冰山碎落下来，激起一片迷雾。“雪龙”号虽然绕过了一座座冰山，不断破冰前进，但密集的冰山和坚硬的海冰，最终还是将“雪龙”号挡住了。海冰的厚度已经超过了“雪龙”号的破冰能力，加上四周密集的冰山，随时可能给“雪龙”号带来灾难。
此时，船上的所有物资只有依靠船上的两架直升机和人力来运送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里没有科学家、工程师、船长、领队、船员和工人，只有劳动者，只有运输工人。尤其是格罗夫山科考队的队员们，他们必须将科考和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资在短时间内准备好，包括考察设备、油料、食品（肉类、蔬菜、牛奶、航空餐）等等，11个人一起干，每天都要干到很晚，直到每个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因为有一个政府代表团随船来到南极，他们希望能够看到内陆科考队出发，所以，必须赶在代表团离开南极之前做好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这就意味着，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一周。在正常的情况下，大量科考和生活物资的运送以及行前准备工作，至少需要两周以上的时间，而且南极的气候变化莫测，在准备工作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气候条件，都是一个未知数。
现在，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只能每天拼命干活，一天需要劳动十几个小时，睡觉的时间很短，每天只睡4—5个小时。准备工作烦琐、沉重，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他们面临的一个严重困难是，用于科考的大型物资如雪橇等，因为没有必需的运输工具，无法进站，它们只好滞留在船上。但是，没有雪橇等大型运输工具，怎么可能涉过茫茫冰原，到达格罗夫山呢？经过商量，大家决定维修改造中山站原来破旧的德国制造的雪橇，以适应南极内陆科考的需要。首席机械师徐霞兴、前来帮忙的“雪龙”号机匠长曹建军以及格罗夫科考队的其他队员，群策群力，开动脑筋，仔细研究这些德国生产的雪橇的设计缺陷，找到了维修改造的合理方案。徐霞兴根据自己几次内陆野外作业的经验，发现了这些雪橇导向三脚架轴在长途科考中断裂的原因，也找到了弥补其缺陷的方法。（后来，他与德国工程师讨论雪橇的质量问题时，因不会德语，他只是在雪橇的机械部位比画了几个手势，德国工程师就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德国厂家对这一批雪橇产品全部进行了赔偿。）
徐霞兴和机匠长曹建军以及一些船员，开始对雪橇断裂的部分进行焊接，对设计中不合理的部分结构进行了改造，对一些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这些几乎已经被废弃的东西，变成他们此次科考中最实用的机械。在冰天雪地里，他们冒着严寒，不断呼出白色的热气，劳动使他们忘记了一切。他们仿佛不是来这里从事科学活动的，而是做这些笨重的体力活儿的。科学家们给机械师打下手，使他们的动手能力大大增强了。然后，将科考设备、日常用品、生活物资、油料等搬运到雪橇上。这一点，琚宜太已经在前几次内陆科考准备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尤其是将航空煤油装上雪橇，需要付出很大力气。油桶与地面之间、油桶相互之间都结了厚厚的冰，要用斧子劈、铁棍撬、铁锹铲。琚宜太找到了一些窍门，比较省时省力，先劈开油桶周围的冰，然后绑住油桶上沿，用雪地车一桶一桶地拉倒，这样就可以滚动了。
就这样，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预定的时间里，把各种物资搬上了雪橇，向中山站进发。
危险与激情
2005年12月23日下午5时左右，微风，天空尽显本色，湛蓝从人们的头顶一直接续到白色的雪线上，一点点变成了深蓝，一些絮状的白云轻轻地浮在上面。一个简单、隆重的出发仪式在距离中山站4公里左右的出发基地举行，队长琚宜太从领队手中接过了格罗夫山科考队的队旗，考察队领导给11位队员敬酒，年轻队员们接过酒碗，直接干掉，老队员们则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敬天、敬地、敬朋友，然后一饮而尽。烈酒下肚，一股豪气涌上心头，一声令下，队员们一个个满怀激情登上了蓝色的雪地车。每一辆雪地车车头上插着的五星红旗迎风飘展。发动机吼叫着，显示出强大的动力，脚下的雪地不安地躁动起来，三辆雪地车“一”字排开，向格罗夫进发。徐霞兴驾驶第一号雪地车，后面拖着两节红色的雪橇，李金雁驾驶第二号，琚宜太驾驶第三号……雪橇上分别载着生活舱、摩托车、样品箱、发电舱、航空煤油、乘员舱等，蓝色、红色、白色的组合，向远处疾驶而去。雪地上站着的送行的人们，目送着这些色彩鲜艳的雪地车和雪橇，在远处的茫茫白雪中变成了小小的斑点，慢慢地消失在南极大陆的冰原尽头……白色，无边无际的白色，南极洲的主色调，淹没了他们。
南极内陆考察的主要运输工具是大型雪地车，它的外形类似于履带式拖拉机，但是履带更宽，约1.5米，而且橡胶履带上配有长长的钢板和钛合金防滑齿。雪地车后边各拉着两个雪橇，上面是各种科考仪器和科考队员们赖以生存的各种物资。驾驶室里除了配有GPS（全球定位系统）导航设备以外，还有寻找路标用的扫描雷达和高倍望远镜。此时，雪地车和发电机是科考队员们生命的基本保障。
雪地车的履带轰隆隆地碾轧着几百万年间形成的南极冰盖，亘古的荒凉被划出了几行长长的履痕，仿佛早春旷野上刚刚犁开的田垄，新鲜、简洁、生动。一切都带有除旧布新的诗意之美。极昼的太阳虽然已经过了遥远中国的落日时分，但是仍然悬挂在天边，它的光芒在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之上，显得无比耀眼。冰雪上的反光经常让人感到几分迷离恍惚，就像处于梦幻中。原始的梦幻，无边无际的梦幻，一直向远处、更远处蔓延，它似乎一会儿被照亮，一会儿又暗淡下来。冰盖上到处是雪垄、雪丘、雪坝和冰棱，沿着风的方向不规则地排列着，它们展示着风的力量、风的个性以及风的精巧、风的美丽，南极的风让自己的无形化为各种各样的冰雪形貌，它尽情挥洒着非凡的雕塑家的本领，多少晶莹剔透的冰雪奇迹，在其无意间造就。
第一天，他们并没有走多远。几个小时之后，雪地车就停下了，队员们张罗着宿营。他们开始各自忙碌，紧张而有序，队员们在这几天的分工合作中，已经彼此适应了，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扬己所长。拉电线照明，取暖和给雪地车加热，然后挖一桶雪化水做饭，为车厢内的东西松绑。由于冰雪中行车颠簸，每样东西都必须牢牢捆住。队员们正在适应即将开始的生活，漫漫旅途和无数艰难在等待着他们，他们需要足够的耐心，也需要积攒足够的耐力。或者说，是一场马拉松，不需要起跑太快。
七天之后，虽然还是蓝天白云，但南极却逐步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徐霞兴驾驶的一号车首先发现了险情，茫茫冰原上，冰缝纵横交错，向着远处延伸，他们已经来到了冰缝发育区域。乘员们全部下车，站在原地，雪地车开始绕行，几位队员驾驶着雪地车进行雪地周旋，他们沿着冰缝的边沿向前行驶，找到冰缝较窄的地方再垂直穿越。这需要有丰富的野外经验，还要胆大心细，稍一疏忽就可能掉入深不见底的万年冰缝，队员们携带的救援绳索只有100米的长度，必然无法施救，因此，在这里不能犯任何错误。难以预测的是，很多冰缝上面已经覆盖了冰雪，就像大自然故意设置的陷阱，科考队员如果判断失误，随时可能遇险。徐霞兴穿过一个冰缝的时候，其他队员才发现他的雪地车的履带拉开了一个隐蔽着的大冰缝，另外两辆车只有绕行躲避。
雪地车艰难地向南行驶，行驶速度并不快，即使是全速行驶，也不过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而且，差不多每半个小时就得下车用铁丝来捆绑一次雪橇，他们带着的两捆铁丝，眼看着越来越少。
蛮荒格罗夫
队员们休息的时间很少，要命的是，他们守着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库，却为了节约能源和减少污染，几十天时间不能洗脚，更不可能洗澡。每天起来，只能用湿毛巾擦擦脸，乘员舱里只有七八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不禁让人感到憋闷，而且气味难闻。
雪地车每天都在不断地向上爬坡。其实冰盖表面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一马平川，而是由无数巨大的弧形台阶组成，行驶在上面的人不仅受尽颠簸之苦，而且总感觉到前方是一道白色的山脊。在队员们眼前，就是这样无穷无尽的山脊，翻过一道，又出现一道，很容易消磨掉人的意志。雪地车重载爬坡，总是出现大大小小的故障，要么漏液压油、履带的连接锁损坏，要么车轮爆裂……这是机械师李金雁和徐霞兴施展他们身手的时候。他们经常要在凛冽的寒风中钻进车底，躺在让人看一眼都感到刺骨寒冷的雪地上修车。其他队员则围在旁边，传递工具，用自己的身体给机械师遮挡凛冽的寒风。南极内陆由于强烈的下降风的作用，原本松软的积雪变得又干又硬，就像沙漠里干燥的沙砾一样，不断抽打着队员们的脸，仿佛往伤口上撒盐那样疼痛难忍。就这样，在冰原险象的重重围困之中，格罗夫山科考队员们不断突破各种封锁，目标越来越近了。2005年12月31日，也就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们终于到达了久已盼望的格罗夫地区，他们将在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等待这一年的结束。队长琚宜太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来到格罗夫地区的感受：
上了冰盖，感觉就是不一样，荒芜而寂静、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自由自在又神秘莫测。太阳仿佛被拴在蓝色的草原上，浩渺的雪面像一个巨大的白色地毯，晶莹娟洁，闪耀着永恒的光辉。四顾茫茫，天地悠悠，不知东南西北。起伏不平的冰雪就像大海中的波涛，远处的拉斯曼丘陵显得异常低矮。
山
南极的夏季很短，即便如此，它也有别于地球其他地方的夏季。一般提起夏季，人们总会想到炙热的太阳、盛开的鲜花、繁茂的植物、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以及海滨度假的浪漫生活……但是，南极的夏季没有浪漫，也没有丝毫生机，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冷峻，坚持着永恒的冰冷、苍凉和坚韧。格罗夫山尤其代表了南极从不改变的固执个性。2006年的南极的夏季，中国第22次科考队的队旗，在南极的冰雪上猎猎飘动。格罗夫地区距离中山站南400—500公里，面积约3200平方公里，属于东南极冰盖内陆的冰原岛峰群，共有独立的冰原岛峰64座，是目前东南极地区极少数尚未有任何国家开展正规科学考察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1998—2000年两次由刘小汉博士带队对格罗夫地区进行了多学科综合考察，在陨石、地质、冰盖和土壤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有些可能发展为国际领先水平。此外，他们的地形图测绘技术也在国际南极事务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2年12月—2003年2月的第3次格罗夫山综合考察，历时59天，完成了陨石回收、地质调查、测绘和冰雪调查等各项任务，成果辉煌。此次考察中对格罗夫山3200平方公里区域进行了1：10万全面遥感测图，这是人类在南极格罗夫地区首次进行大范围全面遥感测图。确认格罗夫地区为南极又一陨石富集区，共回收陨石4448块，使我国陨石拥有量跃升为世界第三位。其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珍贵类型，可能来自火星或月球。这些南极陨石的发现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使我国陨石学、天体化学和行星科学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此前，我国只拥有32块南极陨石，国内发现和回收的陨石也不到100块。现在，许多相关的科研成果已经或正陆续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
2003年第三次格罗夫山考察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南极考察事务中的国际地位，确立了我国在东南极，特别是格罗夫地区的领先地位。在国际南极考察历史上，我国首次从陆路进入格罗夫地区并开展正规科学考察，拥有毋庸置疑的科学与权益优先权。
从自然地理特征以及从地质构造角度出发，科学家习惯上将南极洲分为东南极和西南极，二者以南极横贯山脉为界。东南极主体是由太古宙、元古宙变质岩系及中酸性—基性侵入岩组成的前寒武纪地质区；横贯南极的山脉是早古生代碰撞造山带，以中—晚元古宙、寒武—奥陶纪、泥盆纪—侏罗纪地层和晚元古宙、早古生代酸性、中酸性侵入岩为主，以广泛发育晚石炭纪、二叠纪冰碛岩为特征；西南极基本是一个中新生代构造带，以中新生代地层和花岗岩类为主，以广泛分布火山岩系为特征。
东南极大部分地区属典型的前寒武纪地质，非常稳定，几乎全被冰雪覆盖，只在海岸线边缘和横贯南极的山脉有少量基岩出露。在东南极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石年龄为38亿年。人类迄今尚未了解其岩石圈结构及构造演化，对其在全球构造演化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亦争论不休。地质学是南极考察的前沿学科，包括基础地质调查（区域地质）、地质理论研究（大地构造、地球化学、古生物、岩石、矿物学等）和矿产资源调查。当人们来到这一片未知地区时，必然希望了解构成该地区的岩石种类、岩石年龄、构造类型和矿产资源。这些调查结果被集中表示在地形图上，称为地质地形图。然后，地质学家们就会进一步考虑地质演化历史，推测该地区与周围地区在地球演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并且加以证明。目前，各国考察站及附近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基础地质调查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小比例尺全南极地质图也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而几次更新。中国已经完成了长城站、中山站的基础地质调查和填图，编制了《1：500万南极洲地质图》，此次，第22次科考队队员胡健民将完成格罗夫地区的地质填图工作。
过去十几年间，澳大利亚、俄罗斯和中国的地质学家对中山站所在地拉斯曼丘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证实它属于泛非期的构造活动带，岩石经历的变质作用与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相似。而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地质学家则在更南面的查尔斯王子山上倾注了20年的心血，已经了解到那里产出28亿年的太古宙变质核杂岩，可以与澳大利亚戴维斯站所在的西福尔丘陵对比。但大家都对位于拉斯曼丘陵和查尔斯王子山之间的格罗夫山一无所知。显然，对格罗夫山的考察将为研究伊丽莎白公主地带的岩石圈结构和构造演化提供直接的证据，因此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东南极的地质学家关注的地方。
2005—2006年的第22次科考，是中国科考队第四次进入格罗夫地区。11名队员，各自带着专业任务，来到这块令人望而生畏又具有非凡价值和极大诱惑力的生命禁区。
陨石
格罗夫地区还是地球的陨石富集区。陨石和宇宙尘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各种天然样品，保存了从太阳星云起源到包括地球在内的各种行星形成和早期演化的信息，一些最原始的球粒陨石中还含有来自超新星、红巨星等太阳系以外的其他恒星物质。陨石和宇宙尘的研究，对于我国深空探测工程的实施和科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量的南极陨石将为我国天体化学与比较行星学的发展、月球及其他深空探测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南极陨石的发现和研究，已成为我国在极地科学领域的一个亮点。我国科学家除了陨石回收以外，还在格罗夫山首次发现了内陆极寒冷荒漠土壤、大量沉积岩转石中的微体古生物化石组合，以及冰碛堤、冰蚀线等重要的冰川地质界线。此外，通过原地生成宇宙成因核素的岩石暴露年龄测量，在新生代东南极冰盖演化历史研究领域发现了具有挑战意义的初步结果。这些数据显示内陆冰盖在上新世之前，曾经比现今厚至少200米，而在上新世晚期发生过大规模的退缩，以致冰盖边缘后退至格罗夫山以南。这些发现不仅可以准确地描述东南极内陆冰盖新生代的演化历史，而且极有可能对地球历史气候环境变化的轨道与行星因素的传统争论，提供重要的证据。
南极是全球气象资料最贫乏的地区，气象台站的密度远小于人类居住的其他地区。在卫星遥感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为了对卫星遥感资料提供地面验证，以及由冰雪代用资料建立南极地区长期气候序列，南极地区的地面现场气象观测仍是不可取代的。格罗夫地区气象资料贫乏，除1998—1999年获得的少量考察资料外，基本上是空白。该地是下降风多发地区，在强度上明显大于中山站，在时间上早于中山站。在格罗夫地区设置自动气象站，对积累和提供南极冰盖空白区的气象资料，认识该地区的天气、气候特征和研究陨石风成富集分布特征等有重要意义。
总之，格罗夫地区的科学考察对于人类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它所富含的信息不仅关涉到我们看待宇宙的视野、角度和方法，也关涉到人类的整体命运，人类活动的相关信息都将在格罗夫地区得以反映和记录。
从远处看去，辽阔无垠的冰原，地平线上隐约浮现一个小小的黑色斑点，如果没有足够好的视力，很容易忽视这一可疑的黑点。几个小时之后，这一黑点渐渐增长——富有南极内陆科考经验的人们，一下子就能判断出那个不断增长的黑点绝不是简单的雪丘。望远镜显示出了它的真相：一座山峰的尖顶露出冰面。就像长期在大海上航行的海员望见了渴望的陆地，格罗夫山在科考队员的欢呼声中，来到了面前。
以1号营地为中心，李金雁开着雪地车，将队员们疏散到远离营地，又隐隐约约能看到营地的工作点。他们开始收集陨石，从各个方向向营地靠拢。在南极，95%以上的大陆上都覆盖平均两三千米厚的冰盖，冰雪就像一个大大的盖子覆住地表。积雪压成的冰层中充满气泡，当强烈的下降风扫开浮雪，亘古不化的坚硬光滑的冰面就显出了自己的魔力，它折射着极地太阳的光芒，呈现出幽蓝的色彩，就像大片大片波澜不兴的湖泊。队员们就在这蓝冰上寻找着多少年前从天外飞来的陨石。
世界上90%以上的陨石是从南极收集来的，一场激烈的陨石回收国际竞赛已经在南极内陆展开。琚宜太记得，刘小汉博士带队在1998—2000年两次共回收32块陨石，他凭着一个科学家的直觉，推断格罗夫山可能是一个新的陨石富集区。在第3次格罗夫山综合考察中，陨石回收成为最核心的项目，他幽默地将这支科考队称为“中国陨石猎人队”。北京的饯行宴上，刘小汉博士曾给他们布置了突破100块大关的任务。依当时的装备和人力而言，完成这样的任务具有很大难度。但是，幸运降临到他们头上，那次的陨石收集量居然突破了4000块。那一次，前三块陨石就是在蓝冰上找到的。
徐霞兴下了车，没走几步，就发现右侧的冰面上有一颗大约只有几克重的小块陨石，它静静地待在那里，在蓝冰上格外耀眼。徐霞兴轻轻地蹲下身子，好像生怕惊动了它似的。他仔细打量着那一颗黑色石块，看到它在穿过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燃烧形成的外表熔壳，确定了它的身份——一枚碳质球粒陨石。于是，他把林扬挺喊过来，告诉他自己发现了一颗陨石。徐霞兴觉得，这次在格罗夫发现的第一枚陨石，应该让这位著名的天体化学家亲手捡拾，让这位在实验室研究了几十年陨石的科学家，亲手拾起自己科研生涯中第一次在野外发现的陨石！林扬挺从远处跑了过来，蹲下去看了很久，他几乎是怀着对这颗陨石的无限敬意，虔诚地、轻轻地开始测量、照相。然后他站起身来，兴奋地拥抱徐霞兴，泪水喷涌而出。是的，一位研究陨石的科学家，第一次接触到呈现着自然状态的陨石，这位小小的天外来客，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在更漫长的时间中，一直在这儿等待着，直到他们发现了它！对一位中国科学家来说，这是多么深的缘分啊。
1月16日，他们来到格罗夫山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一天让徐霞兴难以忘记。他在5号营地附近，将几块陨石刚刚收入样品袋，突然一阵大风将样品袋吹走了，他赶忙摘下手套追赶。蓝冰上，冰晶雪雾对光线完全散射，使人失去平时的视觉，只觉得上下左右全是茫茫白色，天地之间失去了界限，方向感也差不多完全丧失。人被一片浓重的白色所包围，眼前只有那个样品袋在引导着。他在蓝冰上奔跑着，样品袋在前面飞着。一直追了几十米，或者更远一点儿，突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那里有更多的陨石出现在他面前。
这一天，他的收获太大了，找到了252块陨石，将近有8公斤重。这一天回到营地，发现每个队员的收获都不少，总共收集到将近20公斤陨石。大家兴奋地谈论着各自寻找陨石的经过。渐渐地，劳累了整整一天的人们，有的睡着了，有的在翻阅图书或查看科学资料，有的开始记日记，将这一天的经历详细地记录下来（大部分科考队员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老徐则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听着同一首歌曲《嫂子颂》。因为，他曾在黑龙江北安县襄河的种马场做过牧马人，一听到这首歌，就像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事情不可能总是顺利的，往往是曲折的参与，使事物的价值大大增加。在格罗夫的9号营地，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地吹雪气候，他们的视线被白茫茫的风雪完全遮住了，能见度极低，一眼望去，看不到几米远的地方。第22次科考队员们已经被风雪包裹住了，周围的一切消逝于雪雾之中，雪地车、雪橇和队员们被迫停下来，就地扎营。下车之后，细心的科考队员发现，他们已经踏入了又一片冰缝密集发育区，他们俯下身子仔细察看，在生活舱停车大约两米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大冰缝，队员们惊呆了——太危险了！假如方向稍微偏移，那可就掉下去了。队长让大家不要随便下车，然后让几个队员在冰缝边沿一溜插了四个冰镐，作为危险的警告牌。队员们在乘员舱里无奈地等待气候转好，时间变得十分漫长。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刘晓波，这时却热情焕发，在冰缝边上堆起了一个大大的雪人，这看起来像是游戏的举动，此时却令人感到颇具仪式性的庄严。确实，正如以前南极科考队员所言：“在格罗夫山，你向任何一个方向跨出一步，都可能是人类的第一步，但也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步。”
岛峰
亘古冰原上，南极格罗夫的岛峰迎风耸立，在残酷的环境中塑造了自己独特的形象。南极的冰盖淹没了无数山峰，只有格罗夫的岛峰能够露出自己的胸膛。由于冰川的侧向刮削作用，大部分岛峰拔地而起，最高峰梅森峰在远处冰雪的辉映下，有如擎天一柱；被岁月剥蚀得粗砺冷峻的悬岩峭壁，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发光，透露出岛峰特有的气质和魅力。
岛峰一般由古老的片麻岩和相对年轻的花岗质片麻岩组成，岩石表面或者被狂风裹挟着雪粒吹蚀成蜂巢状，或者被冰流削磨成平滑的斜坡。经过数万年的狂风劲吹，在岛峰的迎风面，往往形成深深的环形融雪沟，山峰越大越陡峭，沟壑也越大越深。这些深沟切开积雪覆盖的蓝冰层，随着常年下降风的方向往西北延伸出去，形成狭长的蓝冰峡谷。峡谷的冰壁近乎直立，高达数十甚至数百米以上。站在谷底，只见蓝天被万仞冰壁冷酷地切割成不同的形状，峰尖义无反顾，直冲云霄。走入蓝冰峡谷是接近山峰的唯一途径。几天来胡健民一直带着冰镐和地质锤在冰崖或冰坡上攀缘，在冰坡上，由于重力原因形成种种的冰裂缝，靠近时需要处处小心。格罗夫山极度寒冷，以至于他必须将照相机放在贴身的地方，用体温保护着，否则，照相机只要按下一两次快门，电池就没电了。零下几十度的环境，使得这里无法使用电脑，只能使用卫星遥感影像图作为地理地图。为了保持手指灵巧，他必须耐着酷寒，除去最外面那层厚厚的手套，留下里面的薄手套作业，以便操作GPS定位仪。他不断地寻找各种岩石，用地质锤敲打，寻找着大自然隐藏在这些石头中的原始信息。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常常要工作10小时以上，孤独、寂寞、恐惧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让胡健民感到阵阵冰冷和无助。天有时是那样蓝，蓝得让人心悸，让人空虚。下面是深深的冰壑，身边是纵横交错的冰裂缝。环顾四周，一片苍茫，冰雪、冰雪，还是冰雪，眼前全是挥之不去的白色，反射的太阳光使得白色变得特别耀眼，人几乎要瞎了一样。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在这原始荒凉的岛峰上，天地之间，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是多么深的孤独啊。
有时，胡健民觉得自己的精神就要崩溃了，但是一定要完成科考任务的信念给了他强大的动力。一次，当一天的工作快要结束时，远远地，他看到一个小小的黑点向自己的方向移动，渐渐地，黑点越变越大，直到看清楚是队友程晓博士驾驶着雪地摩托车，在一片冰缝纵横的蓝冰上疾驶而来接他回营地，他感动得快要哭了。那时，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涌上心头，严寒、恐惧、疲劳、饥饿……一下子消逝得一干二净。
又一次，也是这样的时刻，太阳似乎要沉下去了，却仍然久久地徘徊在地平线一带，整个世界暗了下来，辽阔的蓝冰上已经失去了反光，变得深蓝深蓝的。风越来越大，雾气也越来越重，胡健民感到孤独和恐惧再次袭来，好像脚下的岛峰也变得不那么可靠了，他像是就要被世界抛弃了一样。那时，一切都变得狰狞起来，分不清云和岩石，也分不清天与地、冰与雪，世界的边界没有了，甚至连没有尽头的尽头都消失了，只要一阵风都可能将他吹入深谷。忽然，他发现一片迷茫之中，出现了一盏灯！开始灯光是隐隐约约的，渐渐变得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接近了，灯光就像放大镜一样逐渐在一片暗淡的苍茫中放大了。他又一次从绝望中找回了希望，胡健民知道，是队友接他来了。
他甚至忘掉了危险，沿着冰坡快步走下岛峰，来到大冰盖上和他的队友会合。队友彭文钧驾驶着雪地摩托车正在那里等着他。原来，大家看他一直没有回来，担心他的安全，队长就派彭文钧前来接应。他毫不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热泪不断涌出眼眶。后来，他在一次讲课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以及自己的感受时说道，那一刻，远远地看到队友的灯光，就像是看到了自己心中的太阳！人在此时，仿佛什么都没有这一束光更重要了。
地吹雪
南极的地吹雪是极其可怕的。一位外国科考队员曾经因上厕所而迷失于地吹雪中，地吹雪停止后，人们在距离科考站宿舍几米远的地方，发现了他的尸体。一次，科考队在格罗夫地区遇到了险情。冰雪迷蒙，强风狂吹，似乎整个雪地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掀了起来。此时，天地间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更严重的是，之前人们在营地周围发现了大量冰裂缝，如果队员们此时下车工作，遇险的可能性很大。所以队员们只能待在车厢中，等待天气好转。
但是，胡健民知道，能够在格罗夫地区工作的时间不多，而且，现在营地正好处于格罗夫地区的梅尔沃德岛峰附近，大约只有几公里远就可以到达那里。他想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如果失去了这一机会，不能采集岩石和测量地质状况，就会缺失很大块的地带地质资料，在地质图中留下一片空白。真要这样，将会留下很大的遗憾。胡健民想来想去，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前去梅尔沃德岛峰。胡健民向队长请示，琚宜太深知这一任务的意义，但也非常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登岛峰的危险，犹豫了好一会儿，他先是想派两辆摩托车护送，但又觉得车辆越多，发生危险的概率就越大，最后决定由具有高超雪上摩托车驾驶技术的彭文钧护送胡健民前往。
雪地摩托车的发动机发出低沉的吼叫声，在风雪中隆隆地启动了。速度不能太快，这时人的视距变得很短，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直直地注视，却只能看出几米远的距离。摩托车驶过，车辙很快就会被大雪掩埋，仿佛在这片蛮荒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冰面起伏，摩托车剧烈地颠簸着。他们时刻面临危险，冰缝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实际上，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越过了一道道冰缝，只是他们几乎是闭着眼睛过去的。彭文钧不愧是驾驶雪地摩托的好手，他开始沿着大冰缝小心翼翼地前进，后来，垂直穿越了好多小的冰缝，再后来，他更加谨慎地摸索着前进。几十分钟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梅尔沃德岛峰。
一座朦胧的山影出现了，他们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山体横亘在面前。两个人开始向山顶攀登，至少有七八级的大风，迎面吹来，人几乎站不稳脚跟。他们感到自己的脚下变得轻飘飘的，有点儿像宇航员在太空中那种失重的感觉。两个人穿着厚重的衣服，行动起来十分笨拙。胡健民的衣服里塞着照相机，携带着罗盘、岩石标本，手里拿着GPS定位仪和两把地质锤，动作就更加缓慢，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力气。何况，这样的情况下，在岛峰上工作，稍不小心就会被大风吹下悬崖。彭文钧则回到营地，他要载上自己的工作器材，重新返回梅尔沃德岛峰，在这里安装角反射器。这是他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角反射器安装之后，卫星就可以接收信号，获得地面的有关数据，科学家们才能依据这些数据对南极地区的冰流情况进行研究。摩托车的声音远去了，狂暴的地吹雪并没有停息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
胡健民摸索着，寻找着自己所需的岩石样品，不断操作GPS全球定位仪，对着罗盘，反复核对地理位置和相关数据，将岩样放入样品袋。一个多小时后，彭文钧和另一位队友程晓带着各种设备返回来了。一片雾雪之中，三个人各自进行工作，尽管不在同一个地点，距离甚至还很远，彼此也看不到对方，但是，他们知道队友就在身边，心里感到十分踏实。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胡健民完成了梅尔沃德岛峰的岩石采集工作，开始和彭文钧、程晓一起安装角反射器。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他们先要找到岛峰的高点，然后找到一个坚固的基岩，再在岩石上打孔，还要将一个个螺栓拧紧，固定设备。在严寒和大风中，要想完成这一连串动作异常艰难。况且，螺丝帽很小，直径只有8毫米，戴着手套很难作业。为了提高效率，三个人干脆忍着疼痛，摘掉了手套。严寒仿佛蚂蟥一样钻进皮肉，使他们感到了彻骨的疼痛。手指被冻僵了，而且一接触到螺丝帽就被粘住，根本拔不开。这时候他们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角反射器安装好。角反射器安装好之后，他们又开始进行另一项工作——地形测绘。这几个小时，梅尔沃德岛峰让他们重新认识了格罗夫，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完成全部任务后，彭文钧一前一后带着两个队友，驾驶雪地摩托返航。再次上路时他已成竹在胸，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营地。这时，手表指针已经指向第二天的凌晨4点钟了。
在南极过春节
春节到了，中国大陆上的春天即将来临。远隔重洋的南极洲却没有任何节日气氛，一片冰冷。2006年1月14日，远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山站的科学考察队领导决定乘直升机前往格罗夫山慰问队员。得悉这一消息，队员们非常高兴，而胡健民却怀揣着另外的一个想法。他想借着这次机会，利用慰问团的直升机对格罗夫地区最北面的几个岛峰进行考察。通常情况下，由于这些岛峰距离较远，直升机续航不足，考察就不得不放弃。可那会为考察留下很大的遗憾。反复掂量后，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队长琚宜太。队长又和几个队员商量后，认为危险很大，但机会难得，还是应该争取领队魏文良和杨惠根的支持。他们和科考队领导通了话，没想到，很快得到了答复，魏文良和杨惠根对格罗夫考察队的想法，给予大力支持。
胡健民赶紧开始与队友们紧张地做准备工作，他们确定了所要考察的岛峰的GPS位置（地理坐标），并做好器材、装备上的准备。琚宜太几次深入格罗夫地区，知道他们要到的地方冰缝密集，情况变化多端，一再告诫他们，那一带非常危险，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可依赖的救生准备。这一天下午2点钟，两架飞机从普里兹湾一带的中山站起飞，飞行400多公里，来到格罗夫队的5号营地。节日慰问演变成为胡健民他们送行，科考队的领导几句简单的问候完毕后，队员们就出发了。直升机的螺旋桨不断卷起冰上的浮雪，遮住了人们的视线。飞机轰鸣着飞向冰原，不一会儿就变成一个小黑点，然后消失在远处。
每个人穿得都比平时要厚得多，还带足了三天的巧克力，以防不测。因为，直升机对气候条件有一定要求，一旦遭遇恶劣气候，就不能起飞，硬要出航，就可能机毁人亡，所以队员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鉴于可能遇到暴风雪和其他危险，随时准备好自救十分重要。一架飞机载着林扬挺前去寻找新的陨石带，另一架飞机则载着胡健民、方爱民和黄费新三人，去完成他们各自的考察任务。七八十公里的路程，沃茨岛峰、纳德岛峰、库克岛峰转眼之间就到了。飞机依次将三人放在不同地点，然后返回营地，迅速消失在天空中。
现在，他们来到这从来没有人类足迹的地方，对这里的地形和冰缝情况一无所知，每一个人又是单独工作，面前的一切仅仅是一个方程式，等号另一边的结果还是个未知数。他们只有两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必须在6点钟之前返回营地。紧张与不安、孤单与恐惧、寒冷与强风随时可能袭来的危险，使他们变得敏感多疑。琚宜太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在别人眼中，我们也许是一些随时准备牺牲的敢死队员，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实际上我们也有脆弱的时候。”这一点，胡健民深有体会。的确，在这次行动中，他几乎没有考虑可能的风险，只是想着如何完成任务，真有股敢死队员的劲儿，可是一旦来到岛峰之上，恐惧感就现实而清晰地向他袭来。
方爱民博士对这次飞往那些岛峰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去还是不去，他想了又想，但是他在队友们面前并没有显露出来，他不能因为自己的怯懦影响大家的情绪。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和队友们一道前往，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登上了直升机，随着飞机轰鸣，他的犹豫也被带到了高空，然后就消散了。过了许多时候，时过境迁之后，他才在一次聚会中，和队友谈起自己当时的真情实感，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当时的犹豫和胆怯。
工作是紧张的，但他们也会为自己的处境担忧。如果飞机来不了呢？如果气候突然变了呢？如果暴风雪突然降临了呢？一切都不可预测。40分钟之后，飞机来了，先是隐隐地听到了低沉的声音，然后看到了朦胧中飞机的轮廓，胡健民的心一下子放下了，那时他才真切地认识到，飞机是他们全部的希望，全部的寄托。他拖着几十公斤重的岩石登机，然后到另两座山峰去接上小黄和小方。看到他俩气喘吁吁，冻得脸色发青，流着鼻涕，在他的身后坐下，胡健民感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喉咙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说不出话来。他心里翻腾不已，觉得想要表达当时那种复杂的感受，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胡健民只是看了他俩一眼，就再也不忍心看了。他掏出怀中的照相机，对着方爱民和黄费新，颤抖着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虽然没有自己，但对胡健民来说，却值得永远珍藏。
螺旋桨在头顶发出巨大的响声，飞机剧烈地颤动着，在格罗夫上空紊乱的气流中颠簸着，向科考队的营地飞去。
此时，遥远的祖国，正在欢乐中度过春节。家家户户的门上贴上了红色的春联，挂上了红色的灯笼。城市的大街小巷，一片欢腾，节日的礼花不断升上夜空，遮盖了天上的群星。乡村的农家小院里笼起了旺火，火焰染红了夜空，孩子们点燃了一挂挂鞭炮。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中，团团围坐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
“南极精神”
2006年3月28日，中国第22次南极科考队安全回到祖国，下一次科考队正整装待发。
国际极地年50年一次，它是全球科学家共同策划、联合开展的大规模、高强度的极地科学考察活动，被誉为国际南北极科学考察的“奥林匹克”盛会，由国际科联（ICSU）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共同发起。2007—2008年间，又一次国际极地年行动开始了。这次国际极地年的宗旨是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活动，在极区建立全面、系统的观测体系，系统地获取数据；探索极地科学前沿，增强对极区与全球关系的认知与了解；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和普及极地科学知识，吸引和培养新一代极地科学工作者。
现阶段，参加第四次国际极地年行动的国家和国际科学组织有100多个，科学家5万多人。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了活动的组织策划工作，在全部16项科学计划中，由我国科学家提出的PANDA计划得到了各国科学家的积极响应，已经被确定为国际极地年核心研究计划。又一次新的南极科考行动就要起程了。中国南极科考事业正在向新的高峰攀登。
中国科学家在南极科考的艰巨历程中，创造了自己的“南极精神”，它将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资源。正如宋健同志在1994年指出的：“我们南极考察队员振兴中华、为国争光、艰苦奋斗、团结拼搏的‘南极精神’，牵动和凝聚了亿万人民的爱国之心、强国之志，为推动和发展我国南极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22次南极科考队格罗夫队队长琚宜太回忆起那些日子，充满了骄傲与自豪，但是，让他遗憾的还有三件事：第一，他们收集的陨石数量本可以超过美国，但是，格罗夫持续恶劣的气候使他们失去了这次机会。第二，他的导师、格罗夫科考事业的开创者刘小汉博士，在他们出发前就再三叮咛，希望这次能够带回格罗夫最高峰梅森峰的连续样品。在他们到达格罗夫后，刘小汉博士还再次来电询问情况，但是六天的暴风雪耽搁了时间，刘博士的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第三，他们原打算从北线穿越，返回中山站，这样既可以节约两天的路程，还可以进入这一人类从未踏入的区域，取得第一手科考资料。但是，欧洲人早就断言，人类很难进入这一区域。队员们反复查看欧洲卫星的影像资料，资料显示，那里的冰裂缝纵横交错，其复杂和凶险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要闯过这一“鬼门关”，这次的时间已经不够了，他们只好放弃。
在赴南极的日子里，“雪龙”号轮机长赵勇的母亲去世了，他在《怀念母亲》一文中写道：
打开窗，南极刺骨的寒风吹在我脸上，房间里充满了寒冷的气息。我一边抽着烟一边回想着，看着烟雾里那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影子独自发呆。躺在床上想着，我在梦里面想着，然后起身坐在电脑前，点了支香烟。的确，欠母亲的太多太多了……往事在眼前一一掠过。自小体弱多病的我，在我七岁那年得了肾炎住院了，母亲把家里事忙完后，天天还要赶到医院照顾我。出院后，由于我调皮好动，累了后肾病再次复发住院。这次出院后，我母亲再也不让我走动了，天天两次背着我去三公里外的医院打针；又为了根除我的病，每星期还要背我去医院看中医，这样持续了半年时间，我的病得到了彻底根除。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母亲背我走在路上，碰到认识的，人家老远就在叫我母亲“骆驼、骆驼”，当初我没觉得什么，长大后才感觉母亲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觉到母亲的伟大。
……昨天妻子在电话中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母亲在滴水进不了的情况下，在床上硬是挺了十天，就是希望能等到你回来！”我的心还怎么能静下来，只能在心里大声呼喊：“母亲，请原谅儿子的不孝！”我用水使劲儿地冲洗着我的脸，冲洗着我的泪水。
他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扑到母亲的灵位前请罪。
科考队员黄费新在南极得知父亲生病的消息，一种不祥的感觉一直折磨着他。当“雪龙”号返回到上海港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