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她见到雍正时，也不顾他已经是当今皇上，还不识时务地摆出一副母妃的架子，这使雍正心中更加感到不快。雍正对她本人虽然不便制裁，但也决定马上拿点颜色给她和允？瞧瞧。雍正以她的亲信太监张起用违禁做买卖为口实，下令将其发往土儿鲁耕种土地，同时还将允？的太监张尽忠发往云南边地当差。另一太监何玉柱则被发往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并没收他们的全部家产。雍正还命令说，如果他们不愿前往边地，就让他们立即自尽，但在其死后，仍要将其骨头送往被发遣地方去。由此可见雍正已决计要给郭络罗氏和允？一点颜色看。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然而就在同月，雍正又杀鸡给猴看，下令将为允？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郎秦道然逮捕。雍正说他仗恃允？的势力为非作歹，家中积累了许多非份之财，要他拿出十万两银子到甘肃去充当军饷。秦道然是江苏无锡人，两江总督查弼纳奉命到他家去查抄家产，结果他们全部财产加起来也不值—万两银子。由此可见，雍正对这些人的打击，多是欲加之罪，故意找茬。他这样做的日的，只是为了做给允？看的，先一—翦除允？的爪牙，以便最终制服允？。
果然，不久之后，雍正开始向允？本人开刀厂。他把允？从西北用兵前线调回来后，以军中需人作为理由，命允？
立即前往西宁，又不给允？治军权力，实际上就是充军发配。雍正采取这——措施的目的，是要切断他与允？、允？
间的联系，把他们分别孤立起来。允？也很明白雍正的用意，于是推托说等过了父皇的百日忌辰后前往，后来且说等送厂陵寝后再启程。雍正却不许可他有任何延误，毫不客气地迫令他火速前往。允？无可奈何，到了西人通。年羹尧秉承雍正的旨意，将西大通城内居民迁出，并加派兵丁监视允？，实际上是将他囚禁起来了。
此外，雍正还特别批示午羹尧，要他随时注意士兵的动态，不要让他们被允？收买了去。随后，雍正又以允鲲党人、领侍卫内大臣勒什亨庇护允？、代他支吾巧饰为名，将其撤职，配发往西宁，跟随允糖效力。勒什亨之弟乌尔陈因同情其兄，也—并发往西宁。
允？到了西大通不久，就上表奏请回朝。雍正见到奏章后，只批了“知道丁”三字，根本不予理睬，并暗中批示年羹尧不放他回京。允糖因在青海遭到囚禁，又不准回京，就采取秘密方式与允？、允？通信联络，并相约阅后即行销毁。他在给允？的信中说，“事机已失，追悔莫及”，表现山—种既不甘心失败，又无力抗争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他还将家财带到西宁，购买物件时听人索价，还把一些类似西文字母的符号编为密码，并将信纸缝于强大衣袜之内，以暗中传递信息。他还把其资财藏于外国传教土穆经远处，并让他找妥当的人开设店铺，以便把京中的消息从铺中秘密传出。由此可见，允？等人当时对雍正是持极端敌视的态度，而且寻机谋变的，这也就难怪雍正要对他们采取周密的防范措施了。
雍正此时已看透允？的小把戏，而雍正对他蔑视为“文才武略，一无是处”，从中可以看出雍正玩盱不过是杀鸡给猴看的连环套，发配允？是给允？看的，这种瓦解强敌，图的就是政权巩固，不让他们再行谋反罢了。
智经26惩治名教，以正视听
“少为声誉小利存私，恐难逃朕之鉴察。”
——雍正
高明之人以谋略取天下，不为眼前小利所蒙蔽。雍正常以自己的智慧，事事为别人着想，充分体现出他大度为人的性格。雍正在对待臣官们的行为考察甚为周全，有不法违纪者，他定会重拳出击。
《御制朋党论》是为打击年、隆、允？等人提供法纪依据和理论根据而写的一本书，这也反应出雍正不但不能容忍年羹尧狂悖无礼，同时更不能容忍他结成朋党危害朝廷政治清明。
那么雍正是如何打击这一帮广人的呢？下面看看打击汪景祺和钱名世的案子。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人。此人颇有才华，但仕途却不得意。因此才投到年羹尧门下，靠阿谀奉承取得了年羹尧的信赖。年羹尧在平定青海叛乱之后，汪景棋曾善意提醒过午不要居功自傲，并做了一篇《功臣不可为》上承年羹尧。汪在该文中说：庸君听说兵荒马乱就惧怕，因此他必须依赖得力大臣平息叛乱。但是，他认为能够平息叛乱的功臣一定就能作乱，仍然会威胁白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功劳越大的越会遭到庸君的猜疑甚至杀害。这样，不立大功反而更好……在查抄年羹尧的府邸时，雍正偶然得到了汪景棋的这番评论并查到厂汪景棋对年羹尧的许多谄媚之词。诸如他称年为“宇宙第一伟人”，又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的功绩“比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口月，勺水之于沧冥，盖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口之大将军哉！”汪景棋甚至不惜以讥讽康熙来恭维年羹尧，说是“皇帝挥毫不值钱”，就是说皇上只不过动动三寸不烂之舌，会写一点诗文罢了，年羹尧比康熙帝还要有作为。
雍正在看到江景祺的这番言词后非常震惊。当时他说：
“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儆？”
很明显，这是雍正在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杀戮功臣是迫不得已的，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居功自傲，无视国家法律。假如不杀他们，就使法典弃废，没法维护国法丁。
虽然，雍正平时处世为人并非汪景祺所作的{功臣不可为》一文所写的那样，但他抓住的是汪景祺诽谤康熙的罪名——即汪景祺所言的“皇帝挥毫不值钱”。这样，汪景祺被定了个大不敬罪，被处了斩刑。
杀人不过头点地，与汪景棋相比，钱名世受的处罚简直是生不如死。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入，康熙四十二年进士。钱与年羹尧原没什么瓜葛，但是，此人颇善奉迎，曾借名为年羹尧赋赠过几首谄媚诗文，把羹尧比作周代的大将召伯、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年羹尧平定青梅后，钱名世还鼓吹为其立碑，并在一首赠年的诗中写道：“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意即允？进兵西藏康熙皇帝为他立了一碑，年羹尧平叛成功也该再立一碑。
雍正为厂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为了稳定大朝内外的臣官，他不得不采取杀鸡给猴看的行动。
对于钱名世的敢言敢做，换句话来说对于钱名世的“胆大妄为”令雍正感到非常头痛，所以一定要严加惩办才安心。
原来，在康熙五十九年，皇十四子曾督兵入藏，康熙帝为他特立“平藏碑”。当时年羹尧任四川总督，佩定西将军印，参与了调兵人藏之役。钱名世认为，应立碑于康熙帝的“平藏碑”之后，表彰年的功绩。
当时，钱名世不过是从五品的清闲翰林，发表“宜立第二碑”的意见毫无政治影响，更何况以同年赠诗，也不该有什么问题吧。
总之，钱名世可抓的辫子就这么多，但是雍正反复斟酌，决定还是不能轻易地放过他。
雍正自有他的道理，惩治钱名世，绝不是有意和他个人过不去，而是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官场中一种恶劣的风气——妄自揣摩，趋附权贵。如果听任其蔓延，就会助长朋党之风，威胁皇权。
就以年羹尧而论，他就借着受到皇帝眷宠，人肆招摇，而大小臣工竟以年大将军为权势之所在，集于他的麾下，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年党。
使雍正深受触动的有这样一件事：雍正二年，午羹尧平定青海后，雍正加封其为——等公爵，当年年底，年羹尧人京陛见，九卿、督抚级的大臣竟跪在广宁门外人道旁迎接，甚至体制尊贵的王公也有下马问侯的。
在这一群谄媚权臣的尤耻之徒中，雍正最为警惕的是某些“名士”。
雍正从自己的政治阅历看来，深感此辈居心叵测。这种人以陈梦雷与何焯等为代表。
陈梦雷文思敏捷，未冠中进士，以后涉嫌附逆，被流放到了沈阳。康熙三十六年蒙恩召还京师，在皇二于诚亲工门下，以白衣身分编纂《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帝很赏识他，曾赐他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
唐熙晚年，诸王争储，诚亲王也是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下面有陈梦雷这样的名士为羽翼，气势大盛。
雍正即位伊始，立即将陈梦雷再次发遣关外，栽给他的罪名是：“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总算发泄丁对陈梦雷多年的隐恨。
何焯与陈梦雷相仿，他遵照康熙的指示，效力于皇八子摩亲王府中。
这皇八子与皇三子同样是雍正的政敌，而且是更厉害的对手。他宽仁好文，深得士大夫的拥戴。
康熙五十年前后，围绕着皇太子立而复废的事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达到高潮，康熙帝为削弱皇八子的势力，将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进士官职统统革去。
令当时的雍正暗自高兴。
雍正在考虑是否处置钱名世时，很自然想到了陈梦雷与何焯，因为他们三人同为依附权贵，又都是“名士”。
整顿钱名世也就是要整顿卑污的士林积习。
钱名世才华横溢，有江左才子的美称。
钱名世的诗名气更大，当时雄踞诗坛的王士祯，就曾对他的诗才大加赞誉。
康熙四十二年，钱名世又蟾宫折桂，考中本科进士第三名——探花。
趋附年羹尧的大有人在，但是像钱名世这样的名士却个多，拿钱名世开刀，就可以震动士林，使读书人生畏，不再趋附权贵。
另外，正好钱名世在士林中的名声很臭。
钱名世是个典型的才高品污之辈。
他的老师万斯同是浙江人，在北京去世时，亲属不在身旁，于是钱名世披麻戴孝，主持丧事。
可是事毕，竟把老师的数十万卷藏书席卷而去，据为已有，这种“没人性”的做法，真是让天下人切齿。
在康熙五十年，钱名世官翰林侍讲，就曾因“行止不端，声名不好”，奉旨革职。
对钱名世这样的人，无论怎样糟踏，别人都不会同情。
雍正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借整钱名世而整肃官场的方案便确定了下来。
雍正认为，钱名世的这种行为是文人无耻钻营、志在干禄的表现，不配作儒门中人，但杀了他又于理不通，因而想出了一种“以文词为刑法”的手段——即亲书“名教罪人”
四字并制成匾额，悬挂在钱名世门上方，以警戒其他文人的谄媚行为。此后，雍正父命令所有进士出身的文官每人作一首诗讽刺钱名世的奴颜甲骨，并要求钱名世出钱将这些诗文刊印出来分发各地，警戒文人不要犯类似错误。
雍正的这种用智谋而让名教正法，是他做事的高绝善招。他知文人最重名，而就在名上毁其誉，这样对自视清高的文人无疑是当头一棒。
智经27正人正己，修炼自我
“正己率属，循规蹈矩，实力仕事。”
——雍正
雍正皇帝做事，总能做到律己为先，然按定律规矩办事，力求让公众满意，即使有时有些偏执，也是依情况而定，他希望大家实事求是，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雍正认为，一个人只有为官清廉，才能主持公正。这就是“正己正人，修炼自我”的心智，为此，雍正告诫官员：“以循良为楷模，以贪墨为鉴戒……操清廉乃居官之奉。故凡居官者，必当端其操守以为根本，乃可以勉为良吏。”
意即：做官的当以廉明者为楷模，以贪污者为鉴戒，这才是做官的根本，因此，做官的必须注重自己的品德节操，只有这样才能算一名基本上合格的官吏。
雍正虽然要求官吏必须清廉，但同时还反对某些官员故作清廉町沽名钓誉。为此他指出：“取所当取不伤乎廉，用所当用不致于滥。固不可剥削以困民，亦不必矫激以怙誉。
这就是说：做官的取自己应当取的钱财不能算作不廉，用自己应用当用的钱物不能算是滥用。所以，既不要剥削老百姓，也不要伪饰清廉而沽名钓誉。
既然如此，怎样才能使群臣把廉明视为——种时尚呢？为此，雍正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号召群臣提倡节俭。在从政的十三年中，雍正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也没到江南做过巡幸活动。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谒祖陵时，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过多的临临时设施，不求安逸，稍有花销，就认为是过奢之举。此外，他对群臣进献的稀世珍宝也大不为然，反倒认为：“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
意即：假如你们能实行一项有利寸：老百姓的政策，岂不比献给我一件稀世珍宝更好？假如你们能给我举荐——名有用的人才，岂不是比献给我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更好？
雍正不但严于律己，而且还带动群臣。他明确指出：
“世人无不以膏为耻，以勤俭为美德，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
意即：世人都反对骄奢淫逸，都把勤俭当作美德，假如群臣反过来都以奢侈为时尚，那你们又怎么去教导百姓们提倡节俭呢’
许多人都闹不明白，作为？名泱泱大国的君王，国家再穷电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独独少丁皇上用的？既然如此，雍正为什么如此注重节俭呢？他自己解释说：“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俭一端关系民生风俗者至大！”
这就是说，雍正清楚地看到了奢侈给国家造成的重大危害和勤俭廉洁给国家带来的好处。通过奢俭这种表面现象看到由此而带来的损益，说明他并没把眼光放在表面上，而是通过表面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雍正如此倡导、崇尚甚至严令节俭，自然以奢俭来考察和使用官吏，将其作为识人用人的标准。节俭则用，奢侈则除。
智经28口蜜腹剑，稳住对方
“用之为虎，不用为鼠。”
——雍正
在用人之道上，雍正确实有—套，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之为虎，不用为鼠。”这是有口皆碑的用人密决，显示了他超常人的智慧。
控制完众皇兄之后，雍正明白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铲除宠信之臣隆科多和年羹尧。
雍正继位后，拥立有功的隆科多、年羹尧，再加上怡亲王允样，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
年、隆二人曾参与反对“八爷党”的斗争；带兵平定了青海叛乱，稳定西北局势；选助耗羡归公等项改革，促进清除康熙初年的弊政，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功绩赫赫，是雍正初年统治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这两人得到雍正的重要倚仗和殊宠异荣，原因是什么呢？
长期的朋党之争，使雍正上台之后不能完全依靠原来的朝臣，而必须在他们之中，选择倾向于自己的或持中立态度的官僚，对自己集团的往日功臣，既要酬劳其往日功绩，又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官员，建立自己的政权班底。
年羹尧和隆科多是雍正集团里功劳量大也最有能力的，这就难怪雍正对他们宠爱有加厂。不过，雍正给年、隆的宠荣也有—定限度。
年羹尧和隆科多积权虽重，但没有用为大学士；年羹尧没有朝中职务，大将军的位置虽然极尽尊荣，于预事务虽多，但是不能直接施行，事事都要假手于人，也难以为所欲为。
雍正对他们，尤其是年羹尧，荣宠过度，评价过高，以致他们权势显赫，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最后雍正不得不亲手剪除这两大亲信，这也是雍正自己招致的一个悲剧。
允？被召回京后，年羹尧即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接掌了军务大权，半年后，即雍正元年，雍正发山上谕，令西北方面调遣军兵，动用粮饷，都由年羹尧办理。
名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实际上揽尽西北军事指挥权，夺了抚远大将军延信的权力，一时权倾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