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用重典，这是每一个朝代的帝王在上台伊始奉行的治世策略，雍正年代，虽然总的来说由于雍正的雄才大略，民风醇朴，天下一流，但一个偌大的东方泱泱大国，良莠不齐是难免的，加之雍正是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帝王，有某些冥顽不灵的封建意识支配者，不满雍正的强化政治，雷厉风行的作法，但雍正何许人也，焉能让如此不肖之徒任意妄为。
雍正初，两江总督查弼纳曾因“盗贼多，想在河道钊木桩，以防盗船者出没。尽管他们加强了防范，但是仅在雍正三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十七口的这一个月中，讧南所报盗案仍多达—‘百零九起，另外还不知有多少没有上报。难怪雍正要联保甲以弭盗贼！
雍正六年六月初九，盗贼竞闯入卢龙县知县卫步青衙门，将幕宾误认为知县，绑缚拷逼，劫占财物，卫步青怕囚有盔叮遭受处分，只报丁个失窃。同夜，盗贼闯入山永协副将胡杰内宅，胡杰因寝于外堂，发觉了盗贼，盗鞋仓皇逃去，胡报案。同年十一月，数百人竞于光天白日之下抢劫山海关何字号当铺，官役兵弁如同不知其事，不闻不问。事发之后，直隶总督、提督，还有巡察御史，竟既不查处，也不奏报，官员不敢报案，原因不外乎三四种：一是出了事怕上面知道后，怪自己官当得不好，治世无方；二是盗贼所盔之物是不义之财，非贪即贿，报了案被问及财产来源，反容易坏事，不如吃个哑巴亏；三是怕露财招致更多盗贼；四是持多—事不如少一事思想，认为既然丢了或者既然没丢，丢找回无望，没丢怕人议论，不声张最好。
第二种情况是最令人恼恨的。强盗们抢劫的都是官家富户，这些人的财产多是从百姓身上盘剥来的，心虚怎敢报案。如果是这种情况，则强盗有道，直入县衙门，打知县，多几个这样的强盗何害，倒是为民出气。总督、提督为何不敢查处，那是因为得过这些下官的好处，怕东窗事发，揭出来涉及自身，与其和犯事者同归于尽，不如一起作弊，欺君罔上。
雍正六年，盗贼已经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山尔济宁州城内，竟有一伙人劫狱营救同伙，还枪了仓库，又持执兵器，突然袭击正在聚会的文武官员，将游击、守备、州同、闸官等官员砍伤。
广东是多盗区，雍正六年时，广南韶道林兆惠命差役往从化县山中采头陵工木料，被当地盗伙掳官差十：人，放回四人，命官衙拿数百两银子赎人，此为绑票。高州电白县山中聚有千余人，白昼抢劫，把追捕的乡勇捉入山中，割去双耳放出，威胁官府不要追赶：广州将军石礼哈的标兵巾，有人窝盗分赃，巡抚常赉发函要求提审，石礼哈护短，嘱常赍审作被人诬陷，常赉顾于情面，不再提审。常赉衙门亦曾被盗，连奏折匣子的钥匙都被盗出，只得向石礼哈借用，他怎敢认真审理盗案。盗伙在广州城内任意活动，当地民谣曰：
“孔督（孔毓殉）去，阿婆（阿克敦）来，盗结党，民何赖”，可见盗伙力量的强大和官府的无能为力。两广人韦庭耀等一百余人结伙，打劫湖南宁远县生员荆之窦家，劫持其家口，打死打伤前来拘捕的官兵多人。七年二月，山西薄州盗伙，同一天夜间，明火执杖，到道员、知府和武职衙门，抢去衣物。可见盗贼之猖撅。
雍正时期盗风甚盛，由此我们也才理解了雍正何以要“联保甲以弭盗贼”，偏偏他的朝代多盗，是不是雍正朝代失业人民多，因此多反抗情绪？盗贼多打劫官僚、富户，是不是雍正朝官吏的剥削严重，雍正极端重视盗案。五年（公元1727年），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朕自即位五年以来，曾经日夜思维，总无善策，不得已而严责督抚大吏，俾督抚大吏严贵州县有司，有司自必勒比捕役，勿令玩倡疏纵。”尽管他严行督责，地方官对盗案缉捕仍然不力，这有它的原因。因为地方官僚盗案报的多，倒说明他抚缉无方，有碍考成，不如隐匿不报，或以抢为窃，或以多报少，草草结案。雍正知道这种情况，力图改变，采取了多种措施。
雍正怎样加重对盗案的治理呢？元年十二月，他说：
“州县有司因畏盗案参处，往往讳盗不报，或以抢为窃，或贿属事主通同隐匿，以致盗贼肆无忌惮。”为此命九~重议处治地方官讳盗不报处例：凡讳盗不报，州县官革职，道、府、同知、通判失察的，降二级调用，徇庇者降三级调用；州县既经揭报，而上司不行转报者，降四级调用。州县官以强盗为窃贼，案重而报轻，上司不行核查，代为转报，及解审时又不能审出真情，亦降三级调用；若督抚失察，降一级留任。由武官兼职的，亦照文职例议处。法律规定，犯窃罪的有三次就该处绞刑，赋赃至一百二十两以上也该绞，官贝若不照章究拟，或于窃贼初犯、再犯时不依律文处罚刺字，因而使他得以屡次犯案，也照失出例议处。如此一来，地方各级官员就必须按照法律条文实施，如五年（1727年），湖北磁阳知县惠克广不及时审理盗案，吏部议请将其革职，雍正说他既不提审人犯，又不申报上司，情罪可恶，不但革职，还要把他投人该县监狱，等到该案查清之后，再行释放，作为对不全力奉行严惩盗贼的州县官的鉴戒。这比他制定的讳盗处分还要严厉。尽管如此地方官仍然讳盗，“疏纵盗贼，习以为常，故失察之案甚多。”到六年（1728年），他力图改变这种情况，规定：对雍正三年以前的过失者不再究治，而“自雍正三年正月以后失察盗案之官员仍照例查参处分”。事实表明，他的努力没有结果。
教育官员重视盗案。五年（1727年），河南河北镇总兵官纪成斌在奏折中讲到一起盗案，说案犯不过是游手无赖之徒，“其意在于劫掠富户，似非谋为不轨之类。”雍正对他的看法大不以为然，将他严加训饬：
“出语可谓乱道之至，试思此等匪类，目无法纪，动掠富户之后，将所何结局？身膺封疆之责，凡百宁过于堪重，小事如大事办理方是。似此立意宽纵疏忽，甚负朕之任用。”
雍正办理此等案件承如履薄冰，以安为危，以小事为大事，从盗贼掠富，想到群众武力反抗他的国家，故而训诫臣下，抓盗贼如临大敌，堪重办理盗案。
整顿京城治安。五年（1727年）三月，雍正下令，京师中除了有职业的、赶考的、作幕的外地人允许居住外，其他无业的，即系奸伪棍徒，步军统领、巡城御史即行驱逐，客店、寺庙，官民人等都不许容留可疑的人。闰三月，特命步军统领阿齐图，把京城中的游方僧道、自称神仙、聚众做会者递解回籍，行文至原管地方官，永远不许他们出境，若有再来而被查获的，连同该地方官一体治罪，断不姑容，并命地方官于年底将解犯情况上报步军统领衙门。
人民为了反抗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往往通过秘密结社，进行思想动虽，组织起来，当条件成熟时，拉起队伍，打出旗号，进行武装斗争，清朝以前的有些农民起义就是这样发生的，秘密宗教，一般都有连续性，一次起义失败了，后来者换个名称，或者径用旧名，继续利用它从事组织活动。雍正时期，民间有许多秘密宗教，继前朝遗绪，活动不掇。它们的名目很多，如清净教、尤为教、白莲教、罗门教、悟真教、三元数、祖师教等等。活动地区广泛，山东、河南、直隶、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等省都有它们的组织，冀、鲁、豫三省的尤为活跃。活动方式隐蔽，夜间聚会，教首演说，信徒烧香求福，白昼即行散去，其首领解说内容，或预言天灾、瘟疫要流行，指导教友消灾去难的方法；或言人之生老病死，为人治病除崇；或言天命，如何争取幸福世道的来临。会中有纪律，徒众交香钱，会众有组织，教首设立名号，给教徒封号苻札。
秘密宗教的活动，使雍正如芒在背，非禁绝而后快，他即位就向各地疆吏布置缉破秘密结社的任务和方法。元年春，命石文焯为河南巡抚，陛辞时要他秘密清除白莲教。
年后，见受命者没有反映，特别指示他：
“处处留心，时时密访，万不可妄嘱属员，致令扰民惊众，魁奸得以高知消息，深藏潜匿，反与事无益，须不露声色，严加伺察，少有风声，即权巧设法，不惜重赏，弋荻首恶，必能除其教长，方为拔树寻根之善着，庶可永断瓜葛倘若处置失宜，反致激出事端，则又大子可也。”
要求他不要因密办而不去办，只是要特别注意查办的方法。石文焯随即折奏查拿白连教事，雍正又指示他：
“涓涓不塞，流为江河，所以圣人谨于防微杜渐，若不除之于早，其害必致蔓延，此事慎毋泛泛视之。一者整齐风俗，清洁地方；—：者抑邪扶正，俏弭祸患于末形也。”
二年，谕告湖广总督杨宗仁楚省秘密教徒不少，要“饬行所属各员密访渠魁，严拿究惩，化导协从，去邪返正。”
“但须密加侦伺，设法缉擒”，“切戒无知属员急遽声扬，扰民骇众，致生事端，则非徒无益而有害也。慎之，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