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朕民，商亦是朕民，尔身为大吏，不思商民之便、国课之需，但图沽眼下一身之名，不管国家商民一体。今至不可行之的，仍不知悔从前偏咎，反乞朕钦定盐价，无知孟浪尤过于是！”
爱民恤民之心跃然纸上，在发展工商的具体事宜中，雍正运用睿智餐光，谆谆训示：
“国家之设关税，所以通商，而非以累商；所以便民，而非以病民也。近闻榷关者依靠之役，任意勒索，虽货多税重，而蒙蔽不报者有之，或以重报者亦有之，不逐其欲，虽货少税轻，而停滞关口，候至数日，尚不得过。嗣后榷关者，务须秉公，实心查验，过关船只，随到随查。应报税者，纳税及放，不得任意作弊、勒索阻滞，以负朕通商便民之意。”
不难看出，雍正这段话是有针对性的。针对那些不法官员对商人仟意勒索擅自加重或减轻税收的现象，他特地指出：国家设立关税部门，是为了通商而不是为了累商，是为了便民而不是为了伤民：因此他要求各税收部门，自此之后必须杜绝贪污受贿坑害商人的现象，必须秉公办事，对过往物资，随到随查，对应收的税费，收税后立即放行，不得任意作弊，不得勒索阻留。
此后，针对地方官员“额外加派，苦累商民，致使商民畏惧，裹足不前”的行为，雍正再次指出：“围商实所以白困也，致商人失业，国帑常亏。”这就是说，雍正已经看到了由于商人失业而导致的国库空虚的现实。
在发现由商业不振而造成的不良现实后，雍正决定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根除“牙行”的勒索，减轻商民负担：
按照当时的观念来说，所谓“牙行”，就是一种向商人盘剥索利的机构。在封建社会，各地方政府都没有牙行，负责向大小商贩征收各种税费，他们的职责相当于现在的税务所，但在当时，由厂清政府的税收制度并不完善，造成厂牙商泛滥的现象，他们巧立名闩，对商入进行无休上的层层盘剥，致使商人经营艰难。纷纷退出了商业市场。在发现这不良的社会现象后，雍正决定加强市场管理：为此他发布上谕，指出：
“各省商牙杂税，额设牙贴，具由藩司衙门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贴累于商民也。近闻名省牙贴，岁有增添，即如各集物中，有杂货小贩，向来丸藉牙行者，今概行给帖。而市井奸牙，遂恃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场多—牙户，尚民即多—苦累，甚非平价通商之本意：
著直省督抚，饬令备该藩司，田地制宜，著为定额，报部存案，不许有司任意增添。嗣后止将额内退帖项补之处，查明换给。再有新开集物，应设牙行者，酌定名数给发，亦报部存案。庶贸易小民，可永除牙行苛索之弊矣。”
这段上谕的意思是说：各省在征收商牙杂税时，应按一定的份额颁发征税证件。这些证件只能由藩司衙门统一颁发，各州县官员无权滥发此类证件。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固乱发牙行许可证件而造成贻累商民的弊端近来我听说各种牙帖证件每年都有所增加。比如各集市上，原本没有牙行一说，但现在由于你们滥发牙帖，致使市井上的奸牙之徒，就凭这牙帖向小商贩抽取利息，这样，集市上多一个这种人，商民就多了—层被盘剥的可能，这就违背平价交易的宗旨了。因此，我命令各省督抚，必须向各藩司讲清楚，让他们因地制宜，将牙行人数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并向主管部门上报存档，不得随意增发牙贴。此后，只能将定额以内的牙帖进行退帖项补，假如有退帖的，要在查明之后才能补充换发新的牙帖。至于对新开的集市，如应设爿行的，藩司要拟定好人数，报上级部门批准后方能施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经商的买卖人，才能永远根除牙行苛索的弊端。
雍正这一政策的实施，既打击厂牙商，稳定了巾场，同时还保护了商人的合法权益，对促进商业发展，增加政府税收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给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起到了有山的推动作用，为雍正王朝的繁荣增添了一抹霞光。
智经85开办“银行”，发展边贸
“世异事异，开边贸易，操守本行，一切为民，何往何为而不蒙福也。”
——雍正
开办银行，收取息银是雍汇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同时又使商业贸易市场活跃的一项利国利民的又一重大举措，显示出雍正与众不同的心智魅力和富国安民的奇高手段。
雍正—上台，就从国库巾拨出了90万两白银作为“十息银两”。并将这部分银两所产生的利息，作为对八旗和内府三旗官员兵丁的奖励。
那么，雍正是怎样用这90万两生息的呢？他采取厂三种方法：
一是购买上地，雇用户耕种，从而藉此向佃农收取地租；二是将一部分银两贷给人经商，从中抽取一定的利息；三是设置当铺或开设其它商店，从中牟取利益。
用银两购买十地供人租种的方法并不是雍正个人的独创，但由国家政府提供高额借贷和办当铺从商店的作法，雍正当属第一人。因为，在他当政初期，国库存银仪有800万两，从中提出90万两，相当于国存银两的12%来实施借贷和开设当辅，由此可见，雍正的确是有魄力的。同时，由国家出资实施借贷，便与普通的借贷有所不同了，特别是在清廷明文规定每两银子收息一分后，这种借贷业务因之走上了正经轨道，就有“国家银行”的意思了，提供借贷、收取息银，这一方式既使清政府增加了收人，同时又使商业资金增多，四此对商业发展和资金流通都起到厂促进作用。
此外，山于开设了人部分商店和当铺，有力地带动了国家物资的交流与转换，同时，在皇上的带动下，朝廷内部许多官员也纷纷办起类似的商店，这就仙许多官僚直接参与进了商业竞争，此举也从某种程度上打击丁封建统治阶级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上事实证明，雍正并不是个彻头彻尾冥顽不化的重农轻商的统治者，恰恰相反，作为代君正，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他还是在不少方面起丁一定的积极作用的。特别是向商人提供借贷‘事，很能说明他具有驾驭经济运转的能力和智慧，证明自己是一位生财有道的君主。
为了利商便民，增加国家的税收，雍正还废除厂康熙时期的许多禁令，在边境地区设立了榷场即交易场，以开展边境贸易。
由于雍正主张开发南洋，当时的清政府同越南、缅甸、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都有所增加。此外，《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东北地区也开展了边境贸易，为促进中、俄双方的经济交流，繁荣市场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边境上，俄国在恰克图建立贸易市场，中国在它的对面也兴建了商品城，作为交易的固定场所，从此，两国商品云集，相互流通，共同繁荣。
智经86抑富扶穷，缩小差距
“惟官巨富，必加之罪，以成稳定。”
——雍正
无论哪朝哪代，当官的一旦巨富，势必隐含一种潜在的危机，因为这跟实际收入差别太大的巨额财富背后，肯定存在种不可告人的贪污、腐败现象，雍正何等心智，对此种现象能不一眼看穿？他在告诫臣下时道：“兵民足，州县足，司道足，政督抚富，此朕之大愿也。有一者不足，惟尔督抚巨富，即朕不加之罪，奈头上昭昭湛湛何！”宁里行间，隐含—股浩浩正气，让你肃然起敬。
贫富差距的问题永远是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最棘手、最难办的问题。
我们在不少篇章中都已谈到，由于康熙后期吏治败坏，致使地方绅衿与官府密相勾结，用种种方式抵抗或逃避应纳的税赋，长此以往经年累计，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拖欠了中央政府一笔数目可观的财政收入。
为此，雍正派户部侍郎干玑、刑部侍郎彭维新率领候选、修补州县官四十余人分赴江苏各州县，一曲清查，？面追索拖欠，—旦发现，在任官员被就地免职，候选和修补官员即行补缺。
由厂不少逃欠都是多年积欠，数额巨大，追收起来颇打难度、因此雍正决定：凡是交纳清楚的民户，在其家门上写上“清查”二宇，不能补清的则—律投入监狱追索。
一时间，苏州番地的监狱中人满为患，几乎到了无法容纳的地步，使那些积欠太多无法一时还清的绅衿饱尝厂铁窗的滋味。另外，由于官绅勾结，将大部分积欠推到厂平民百姓头上，因此也使许多平民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这就造成了人心惶恐社会动荡不宁的局面。
雍正在得知这种情况后，只好下令暂时停征逃久。并要求地方官先查明积欠中那些是地方官吏侵吞的，哪些是绅柠胥吏包揽侵蚀的，哪些足民间拖欠的，然后再分别加以处理。
由此叮见，法不仅要严，同时还必须会灵活运用，对症下药。而雍正在这一点上，恰恰是机谋百变深具领导才能的。
此外，雍正还吸收了在清查亏空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规定：官吏侵蚀的，只在本人名下迫赔，不搞株连；民户所欠，也只由该户完纳，不得波及兄弟亲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不株连他人，才能有效地预防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的出现，才能起到既打击赖账的个别人又不伤及无辜的目的。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追索逃欠的行动，由于雍正指挥得当，都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另外，雍正追索积欠和摊丁人粮的政策，还起到了阻止土地兼并速度的功效。这主要是因为清理逃欠使一部分绅衿从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打击，有些人必须以出卖田产来偿清积欠，此后还要承担地丁银的费用，这使一部分地主感到不划算，因而对土地兼并的热情有所衰减。甚至于在江南的某些地区，还出现了绅衿抛售土地的现象，这样一来就便土地价格显著下降了。
部分贫民有了购买土地的能力，这就为清代政府缩小贫富差距奠定了基础。而贫富差距的缩小，无疑是促成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同雍正所推行的这一系列抑富扶贫的措施是分不开的。
智经87民心可用，别具匠心
“好言劝导，民心可用，方地方百姓有益，实心实行。”
——雍正
雍正在确定以农为主的方针的同时，到底怎样才能把农业导人繁荣鼎盛，可不是光嘴上讲讲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才行，身拥一个东方泱泱大国的雍正深深地懂得，“民以食为天”这个万占不变的道理，所以在澄清吏治的同时，大力推广水出扩大生产，其力法，作风所体现出的一代智帝睿智是历代封建帝工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推广水田种植，鼓励农民改进生产技术，用农艺技术带动农产品增长幅度。根据南北暖季的气候条件。在北方种植季水稻是可行的。雍下的这一策略虽好，但当时的北方农民却一直习惯于种早田。很少有人懂得种植水田的方法。为此，他命怡亲王总理其事，建立营田四局，设置水利营田府，主抓此项工程：
水利营田府组建时，雍正派人从浙江招募丁一批有经验的老农担任农艺帅，具体教授耕种水田的方法。并请人打造丁种植水田所需的农具，如水车、戽斗等。经过三年的努力，到雍正七年，已修筑水田数干顷：据《清实录》记载，当时直隶共营造水田82日7顷，而，新营水田全是”禾稻茂密，高四五尺，每亩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特别是牙山县和天津州营造的水田中，有的水稻“一茎三穗，或一茎双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