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日子里，何一为很少向人谈起他的家庭和他的过去。即便在与丁冬热恋时他也没有牵扯这个话题。它不愿触动它们。就像面对一个伤疤，虽然这个伤疤已经结了痂，但你轻轻一碰，仍会有浓血溢出来，让你感到钻心地疼痛。他试图忘掉它们，但事实证明，他做不到。
何一为的父亲何开良五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据说读大学时成绩优异，当过学生会的副主席。后来分到省城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头两年，他父亲勤勤恳恳，很快就有几项研究成果面世，加上何开良长相英俊潇酒，口才也好，所以深得领导喜欢，不久就当上了一个部门的小头头。很多人都认为他前途远大。一九五七年，父亲与母亲结了婚。母亲迟桂花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也是本单位的先进人物，这样的家庭应该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问题在于，他的父亲何开良有两个致命的毛病：一则是喜欢高谈阔论，关键时刻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二则是喜欢拈花惹草，经常制造点桃色新闻。父亲的这两个毛病在当时的中国是最犯忌的，足以让他一家暗无天日。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父亲就差一点被打入另册，幸亏他与研究所的女党委书记有那么一层暧昧关系，才侥幸过关。到了文化大革命来临，父亲再也没有那样的好运了，他身负反革命加流氓两条罪状，先是被人批斗，接着全家给下放到五百里外的小县城。到了这时候，父亲仍然死不改悔，继续在人前高谈阔论，不断地发表对政策和时局的看法；继续拈花惹草，丑事层出不穷。不久，他们一家又被下放到全县最偏僻的母鸡脑村。
何一为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渐渐懂事了。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使他无所适从。在被世界遗忘的母鸡脑，语言不通，食物粗糙无比，没有人和他玩。他一个人背上书包，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到另一个较大的村子上学。读三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小学全部的课程。
对于何一为来说，在母鸡脑的头两年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苦是苦一点，但远离了恐惧。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恐惧。一个人如果经常被恐惧席卷，那才是暗无天日的生活。
他的父母成了母鸡脑村的普通社员，每天同大伙一起下地劳动。这时，他的父亲可以放心地高谈阔论了，因为母鸡脑村的社员不懂政治，他们只知道不能让肠胃空着，肚子里没食就要死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据说母鸡脑村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林副统帅是个出类拔萃的军事家，但他未必就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你们等着瞧吧……”父亲口沫飞扬地对众乡亲们说。父亲接着又说：“江青同志年轻的时候确实漂亮，国色天香呐。有人说她是个秃子，戴的是假发，纯粹一派胡言，主席能娶个秃子吗？……”父亲似乎每时每刻都在高谈阔论，他对时局的精彩论断像风沙一样在母鸡脑贫瘠的土地上空飞扬。有社员不解地问他：“老何，操，你不停地唠叨，肚子就不饿吗？”
春天到来的时候，父亲偷偷和地主孙三孬的闺女小翠好上了。孙三孬土改时被人民政府镇压，大儿子参加了还乡团，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家里只剩下一个瞎眼老婆和女儿小翠。小翠二十七八岁了，是个老姑娘了，长得眉眼周正，白白净净，却一直无人敢娶她，呆在娘家嫁不出去，整天遭人白眼。父亲和小翠在生产队废弃的牛棚里办那种丑事时，被一群割草的孩子发现了。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村，母鸡脑就像过节一样热闹。母亲咋咋唬唬要上吊，其实母亲已经习惯了父亲的毛病，她只是做做样子罢了，真让她上吊那是不可能的。母亲若是当真，十回吊都上过了。母亲被好心的村人劝住，父亲跑到远处的河滩上吹笛子去了。父亲就是这样，每逢高兴的时候或者是难过的时候，他就要吹笛子。他把笛子吹得哀婉动人。村里人说，如果不是看在他曾经是城里人的份上，如果不是因为他会吹笛子，他们就要抓起他来游街示众。多少年了，母鸡脑没出过这样的丑事。
年幼的何一为吓得躲在草垛里，不敢出来见人。草垛里有老鼠钻来钻去，他一点都不害怕。他希望老鼠不要离开他，他想和老鼠们说说话。他觉得老鼠们都比他幸福自在。他一生热爱动物，可能就是始于这个时刻。
当天夜里，地主的女儿小翠悬梁自尽了。全村没有人为她感到悲伤，人们都认为她是理当该死。就连她的瞎眼老娘，也被人搀着到她的尸体那儿，狠狠啐了几口，踢了两脚。一个连脸面都不要的女人，还有什么理由活着？
埋葬小翠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的父亲何开良居然当着全村人的面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面对着目瞪口呆的社员们，悲痛欲绝地说：“小翠呀，嗬嗬，你是无辜的呀！难道你不配得到爱吗？嗬嗬，你应该得到爱的，你太傻了，你干嘛要寻死……是我害了你。我还有什么颜面苟且偷生呀……”
母鸡脑人听不太明白何开良的话。有人猜出了他的意思，就笑嘻嘻地说：“老何，你这么喜欢小翠，干脆和她一块走吧。”
何开良抹一把眼泪，说：“你们太残忍了。上苍会报应你们的。让你们世世代代受穷，就是报应！”
有人不干了，拉起他，说：“老何，你得说清楚，到底是谁害死了小翠。你没来咱村时，小翠活得好好的。你一来，就把人家睡了，这丢人的事还不是你惹的！”
何开良说：“好好，就算是我惹的。你们把我也埋了吧！……”
这件事情一出，人们都说老何是个疯子。何家的日子更难熬了。
似乎从这一天起，何一为开始感到恐惧，几乎不再和任何人说话，更不与人往来，哪怕是和同龄的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为了避开别人，他都不走大路，而是在庄稼地和山沟里绕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多么孤独和无助。
初秋的一天傍晚，放学后，何一为背着书包往家的方向走。路过一间摇摇欲坠的机井房时，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传来，好奇心牵着他走了过去。随即他就惊呆了。透过机井房挂满蛛网的破窗户，他看到父亲穿着肮脏不堪的破皮鞋，正和一个半裸着身子的女人抱卧在一起。他们白亮的屁股令人眩晕。父亲压在那个女人身上，他一眼就看出那是父亲，因为母鸡脑村没有第二个男人穿皮鞋。何一为听到他的父亲哼哼叽叽、含混不清地说：“可爱的人儿啊，你必须重新树立生活的勇气，不折不挠……”这个瞬间，何一为感到脑袋嗡嗡地想，几乎站立不住，仿佛世界末日来临，就要天崩地裂了……
那个已经不太年轻的女人名叫戴凤莲，她男人刚刚死了不到一个月，是打摆子死的。出殡那天，何一为远远地看到，戴凤莲哭得几度昏迷。但现在，这个自己男人尸骨未寒、平时在人前说话都脸红的女人，居然和一个名声坏极了流氓跑来干这等丑事！而且这又是多么令人恶心的地方啊！房子即将倾坍，蛛网密布，墙角还有两滩黑乎乎的干粪便，成群的苍蝇在他们头顶飞舞，巨大的黑蚂蚁在四条白蜡杆样的光腿上来来回回爬……何一为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人掏走了，他死死捂住嘴巴，像逃避恶魔那样，跌跌撞撞往前跑，一直跑到一片阴森森的坟地里，然后跪在草丛中，流着眼泪呕吐，吐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件可怕的事情。一天深夜，生产队最有力气的大黄牛被人活活卸掉了两条后腿，而且胸脯上的肉也被挖走了一大块。早起上学的何一为看到了大黄牛奄奄一息的惨状，他凄厉地叫了一声，当即昏倒在地。闻讯赶来的社员们用最恶毒的话咒骂着凶残的歹徒。何一为醒来后，看到父亲也打着哈欠赶来了。此时，大黄牛还剩最后一口气，它蜷缩在地上，眼里蓄满了泪水，哀伤地望着天空。有人提议，赶快弄死它算了，免得活受罪。父亲激愤地说：“不！不要杀死它，让它多活一分钟是一分钟，让它再睁眼看看人类的罪恶和罪恶的人类！……大黄牛啊，你好可怜，让我替你死吧……”
人们把父亲拉开了。后来，果真有人用尖刀结束了大黄牛的生命，社员们从气愤中回过神来，纷纷朝生产队长嚷嚷，要求每家分一点牛肉，给老婆孩子们解解馋，谁也记不得有多久没吃腥味了，大人孩子想肉都想疯了。生产队长分开众人说，请示公社再说，谁也不能乱动。
十二岁的少年何一为浑身颤抖，手脚冰凉。他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人群，离开道路，跌跌撞撞往前走。他两眼空洞无物，刚刚升起的太阳搁在东方的山巅上，在他眼里就像一个臭鸡蛋的蛋黄。他漫无目的地朝前走，深一脚浅一脚，走过一道又一道山梁，不停地被绊倒。此时正是深秋时节，漫漫无边的秋庄稼淹没了他。他就像一条游进海里的鱼儿一样，被急流牵着走。后来他从破破烂烂的书包里掏出整整齐齐的书本，边走边一页页地撕，然后扬手扔向空中，纸片在庄稼的上空飞舞，像一群白蝴蝶……
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走了多久，太阳偏西了，他又渴又饿，疲乏极了，倒在一块黄豆地里沉沉睡去。他梦见死去的小翠站在他面前哭泣，眼泪是蓝色的，她披头散发，眼珠子耷拉到脸上，长长的舌头卷来卷去，小翠好像在说，我好难受呀，救救我吧……他又梦见戴凤莲的男人从一口巨大的棺材里钻出来，一张脸黑得吓人，手提两把利斧追赶戴凤莲和他的父亲何开良。那两个逃命者大呼小叫，屁滚尿流，丑态毕露，狼狈不堪。转眼之间，那黑大汉手起斧落，戴凤莲的脑袋和身子分了家，而他父亲则走投无路，跳下了悬崖……何一为被自己的喊叫声惊醒，他不作片刻停留，爬起来继续朝前走。
太阳即将落山时，他来到一条大河边。他从未见过这么宽阔，这么清澈的河流，夕阳的余晖将河水染得一派血红，近处水草萋萋，远处水鸟翩翩，宛若梦中的景象。他呆呆地望着面前的一切，想都没想，穿着衣服鞋子，就缓缓地朝河水走去。温热的河水淹没了他的大腿、他的肚脐、他的胸口、他的脖颈、他的头颅……往下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但他并没有死去。
醒来时已是深夜。何一为艰难地睁开眼睛，看到面前一堆篝火在熊熊燃烧，烤得他浑身皮肉发紧，他感到惬意极了。一个陌生人背朝他坐着，一动不动。他想起了下午的情景，坐起来，说：“这是什么地方？”
他就像问一个熟悉的朋友或亲人，声音十分地平静自然。
陌生人头也不回，说：“一条大河。”
何一为说：“是你救了我吗？”
陌生人说：“我不想活了，正要投水时，看到一个小孩落水了，我就先把他救了上来。”
何一为抬高嗓门说：“我不是落水。我和你一样，也不想活了！”
陌生人这才扭过脸来，他戴着一副方方正正的眼镜，头发蓬乱，满脸胡须，像一个野人。陌生人认真地打量了一阵何一为，说：“你也不想活？巧了，太巧了！要知道这样，我就不救你了。咱俩这时候早就到达天国了，说不定你比我到的早，先占了个好位置呢，哈哈！”
接下来，他们不再说话。他们一起谛听河水的声音。天将破晓时，陌生人又问何一为：“现在你还想死吗？”
何一为说：“我不知道。”
何一为又问陌生人：“你呢，还想死吗？”
陌生人苦笑一下：“和你一样，我也不知道。”
两年后，陌生人成了何一为的继父。他叫孙玉成，原是县城师范学校的副校长，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离母鸡脑三十多华里远的刘家疙瘩村。孙玉成已经在刘家疙瘩村呆了整整十六年。他呆够了，就想到了死。命运却又让他碰到了年幼的何一为。落实政策后，孙玉成携何一为母子重新回到小县城，这才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那天天亮之前，何一为又睡了一觉。醒来时发现陌生人不见了。陌生人留下了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上面还有一句话：希望我们还能够再见面。
何一为仍然不想回家，一个人在河边的树林里游逛。饿了，就啃嫩玉米；渴了，就喝清澈的河水。他痴迷地看鱼儿在水中游，看鸟儿在天空飞，感到这种远离尘世的生活非常有趣。第三天中午，母鸡脑村的几个社员终于找到了他，他们告诉他，三天前的夜里，他的父亲掉下了悬崖，摔成了肉饼。而因为找不到他，他的母亲都快急疯了。
“谁也弄不清老何深更半夜、黑灯瞎火地上山干啥。”他们说。
何一为竟然没有一点悲伤。他抬头望着湛蓝的天空，许久许久，才用异常冰冷的语气说：“我早知道他会有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