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滨海广盐铁，
管仲惠商成霸业。
子贡结驷享诸侯，
陶朱唱晚舟一叶。
山东地处祖国东部、黄河下游，东临海洋，西靠大陆，地形分为半岛和大陆两部分。东部的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渤海之间，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遥遥相对。
山东历史悠久，春秋时代，在山东省境内，曾有齐国和鲁国两个诸侯国。由于齐、鲁两国繁荣发达，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山东又称“齐鲁之邦”，简称“鲁”。
齐鲁商业文化肇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作为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齐鲁商业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了贡献。
先秦直至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又与齐鲁实行通商惠工的工商政策相联系。齐鲁之地虽然开发很早，但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只能以桑麻、渔盐见长，这便有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渔盐”，鲁地“颇有桑麻之业”的说法。至西汉时，齐鲁已出现经营千亩桑麻的专业户。另外，齐鲁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齐国建国之初，地荒人少，为弥补农业谷粟不足的矛盾，需因地制宜，扩大生产规模。而地广人稀对于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提供了有利条件。同齐国相比，鲁国封地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西汉时在洙泗冲积平原上，已出现地少人多的窘境。鲁人为了生存，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以经营工商业作为补充。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说，齐鲁之人善于经商，远在周人之上。
到了先秦时期，齐国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尤其是齐太公吕尚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劝农商，通渔盐，使齐成为滨海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齐桓公时，专门聘请富有经商头脑的管仲为相，采取通山海、管渔盐的惠商政策。为了鼓励贸易，招徕外商，还实行“毋忘宾旅”的富有人性化的商业招徕措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类似今日之世界贸易组织（WTO）。齐国专门为外来商人提供旅舍和货栈等场所，对外地客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饲养人。这样，天下商贾归之若流水。同时又整顿盐铁专卖户籍，加强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另外，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对山海盐铁之利实行国家专营，以调整各方利益。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些通商惠工措施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使国家兵强马壮，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一统霸业奠定了雄厚基础。另一有经营管理才能的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由于富有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商品经济发展很快。
战国时期齐鲁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众多、货币流通增多和城市商业的繁荣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出产鱼、盐、漆、布、帛等，市场的花色品种繁多，各地特产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都能在齐鲁市场上买到。商品交换促进了货币的流通。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已成为“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宏大，今勘探发现临淄大小城总周长超过2万米。由于统治者重视工商业，这就为齐国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使更多外地商人到临淄经商，齐国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吸引投资商人。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工商业大都市，城中居民达7万户，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6000户之多，皆殷实富有。《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在齐宣王面前夸奖临淄都市的繁荣是：“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意思是车辆连毂，人们摩肩擦背，将衣服左衽连在一起，就会形成屋帷，遮挡天日；将衣角连在一起，就像大幕一般；一人洒一把汗，就像天下雨一样。语虽夸张，但必与事实相去不远，否则不能达到游说之目的。西汉时临淄人口增至10万户，若每户以5口计之，则临淄有50万城市人口。
被时人称做“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王莽时称临淄为东市，成为与长安、洛阳、邯郸、宛、成都等齐名的大都市。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齐鲁经商之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众多从事“坐列贩卖”小本经营的中小商人，也不乏被列入史书的大商人。如《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有经营盐业致富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人刁间；经营铁业，兼营租赁、贩运业富至巨万的曹邴氏等。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商人经商致富、参政为官，使经商活动获得了“端木生涯”和“陶朱事业”的称誉。
其佼佼者就是儒商始祖端木牛和越国大夫范蠡。端木，复姓，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弟子。在出仕入孔门之前，就是个大商人。曾在鲁、卫两国之间做生意，后经商于曹、鲁之间。生意做得很大，每到一地，坐的车子都是四匹马拉的华丽大车，各地诸侯都不敢怠慢，以高贵的礼节接待他。子贡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孔子称他“臆则屡中”。由于他善于经营，故经商致富，成为商人崇拜的对象，后世便称经商为“端木生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后，“游于江湖”，到齐国经商，“三致千金”，成为古代自由商人的代表，后世就把经营商业称为“陶朱事业”。
秦汉时期是齐鲁商人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他们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继承自由商人丰富的经商经验，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内容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经验，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而且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前面提到的子贡就是一个有较强预测分析能力的商人。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品“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且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是经商的好去处。故择吉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同时，鲁国商人还形成了诸多的经营经验。譬如，商人为取得经营的成功，需要采取计谋策略对经营的商品和在经营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妥善处理。要关注商品的质量，贮藏好货物，即“务完物”，使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外，还要针对不同商品的自然属性，加以适当管护，如对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商业经营活动中的内部关系，要以“能择人”的方式予以解决。良好的业务作风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保障，要善于处理主仆关系，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上下精诚一致，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经营的成功。刁间就喜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奴仆，并提高他们的待遇，以至出现了“宁做刁氏奴，不为自由民”的现象。由此，刁间积聚起数千万的商业资本。
商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山东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山东地区号称“膏壤千里”，农业经济发达，所产粮食源源不断沿黄河西上，运往关中地区。西汉时山东有人口1700多万，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30%，人口密度居全国第一。后来，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破坏，但同全国其他地方比起来，山东仍然为经济发展地区。
隋朝初年，山东各个州县普遍设置粮仓，户口占全国总户数的21%。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每年要将山东数万石粟米漕运到关中。开元年间，齐地粮丰价贱，全国麦斗价钱十三，山东麦斗才三钱。到了唐朝后期，虽然经过了战乱，但山东的农业生产仍然呈现出“田畴大辟，库仓充积”的局面。
宋金元时期，山东经济处于滞退状态。元代山东有38万户，126万人，与金代相比，户数大约减少了75%，人口大约减少87%。
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迅速。进入明代，政府移民屯垦为山东经济的重新发展奠定了基础；京杭运河山东段的浚通推动了鲁西平原商品经济率先起步；而明中叶赋役制度的变革则为山东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可能性。从明中叶开始，山东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明代中叶，山东人口仅740余万，清代嘉庆年间增至2890余万，道光年间突破3000万，清末更达3700余万，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口大省之一。从明代中叶到清末，300余年间，山东耕地面积从57万顷增至110余万顷，增加了一倍，而人口则翻了两番还要多，人均土地从明代的7.7亩降至仅3亩。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使山东的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这300余年间山东经济的发展，使土地的负载能力大大地提高了。
明清之际，山东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清中叶以后，山东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商人。他们的出现为鲁商的产生准备了人文历史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