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亭失利，一是马谡玩忽职守，一是孔明用人不当。更主要的责任，在于主帅。他知道街亭的战略要冲的地位，他知道司马懿不会轻易放过，他知道马谡缺乏实战经验，然而宁肯派出几批人马左右来策应，也不让像赵云、魏延、王平章 刘备论马谡，"言过其实"，是指他的夸夸其谈，坐而论道。"不可大用"，实际是针对诸葛亮极其倚重信任马谡有感而发，看来不幸而言中。刘备在用人政策上，持独特见解时不多，单对马谡，有此一针见血的看法，恐怕还是为孔明考虑。可以设想，倘非诸葛亮对于马谡的抬爱超过限度，刘备也不会在临死前，非要说出章 按说，明智如诸葛亮者，不会察觉不出马谡，是一位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角色。但一、章 章 诸葛亮治理西蜀，以法威刑重著称，睚眦之怨必报。所以历史上留下了"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记载。马谡把街亭丢掉，只好杀头了。章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多少诸葛亮用马谡的事例啊！
孔明智在吾先
由于司马懿的主要对手是诸葛亮，而且，人们心目中的贤相，是败在或者死在他的手下，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或了解章 司马懿和诸葛亮的不同之处，是他要对付的敌手和潜在敌手，更多一些。
刘禅称诸葛亮为相父，言听计从，曹睿视司马懿不过是老臣之一，并不十分信任。诸葛亮在西蜀，几无一人可与之相埒。而在洛阳朝中，曹真、曹休、夏侯？章 因此，诸葛亮只有一个敌人，即曹魏，只有一个念头，即北伐，而且也只有一个手段，即诉诸武力。司马懿则不同了，司马懿知道魏之患在蜀而不在吴，防蜀甚于防吴，但从曹丕起，攻吴之心重于攻蜀。司马懿知道魏强蜀弱，坚守不出，以逸待劳，则蜀必败，但朝野上下，势骄焰盛，务求必克。他知道功高不仅震主，也会引起同僚警惧，适度退让，以免锋芒过露，但又不能使人认为他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为此，从长远来看，此刻不宜和诸葛亮决战。同时，等待中谋取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又不能不打，朝野上下要看到他的战果。同时，他也了解，一旦太辉煌了，同僚嫉妒，固非小事，主子猜疑，更加可怕。而无所作为的话，则有可能被黜还朝，剥夺权力，解除兵甲，一败涂地。所以，他得把握住赢不能太赢，输不能太输，攻不宜太攻，守不宜太守的分寸感，要比诸葛亮难做人多了。
由此可见司马懿的心机，和他处于荆棘丛中的谨慎，以及善处左右的韬略。在当时诸葛亮、陆逊与他章 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一次只能带一个多月的粮秣，粮吃完了，仗也打完了，就得撤回去。所以，他是典型的追求速战速决的短期行为者。而司马懿不仅要打败诸葛亮，打败蜀国，还要打败吴国，打败魏国，变为一统的姓司马氏的晋国。他的目光，要比争夺几座城池来匡复汉室的做法，远大得多。
而且司马懿不但在军事上是诸葛亮难以对付的对手，在政治上，也是表现不俗。不亚于诸葛亮的。他知道诸葛亮必取武都、阴平，遂派郭淮、孙礼袭蜀兵之后。但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有此举，亲率兵马又来袭郭淮、孙礼之后，前后夹攻，魏兵大败。在武都、阴平失守以后，司马懿料知诸葛亮不在营中，定去两城安抚百姓，派张？、戴陵去夺蜀寨。但诸葛亮并未离寨，却设下包围圈以待偷袭。司马懿在章 有所恃才无畏惧，在拳术场上，有真本事的人，并不急于亮招。等一等，看一看，让那些初出茅庐，心急如火，按捺不住的人，先跳出来表演。司马懿对诸葛亮派来的使节问话，只字不问蜀军的虚实，只是打听丞相身体如何，忙不忙，吃几碗饭，当他听使者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订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他感叹说："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来，又把章 司马懿能如此把握住诸葛亮，以致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可见章 诸葛亮的悲剧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谋略的书，章 在章 从诸葛亮公元207年走出南阳，到公元220年曹操死，他和章 孔明先生所以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马懿章 曹操是并不信任司马懿的，甚至预言过他是一个对曹魏有威胁的人物。但司马懿察时知世，审势慎行，进退有度，应对机变，获得曹丕的信任，也改变了曹操对他的看法。
所以，曹操临终时，他和曹洪、陈群、贾诩在场受命，当时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临终时，他和曹真、陈群、曹休在场，章 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见解，在军事上的指挥若定，在皇室国戚、元勋大老间的周旋应付，在权术斗争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终掌握兵权，踞守重镇，而且有诛孟达，杀公孙渊，与诸葛亮交手的卓著战功。加上他对于敌手的斩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虽身受曹魏三朝顾命，但也在他手里，实际篡夺了曹魏政权。
不过，在他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恐怕就是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马懿最后一次和诸葛亮交手，他不再诉诸武力了，他知道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宁受孔明巾帼妇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应战，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装要打，又弄出一个辛毗奉帝命，不让他打。"亮曰：'彼本无战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诸葛亮知道章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作为敌手，军事上的较量，或许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作战的结果，无非胜负之别。而他如此关切诸葛亮的个人状况，只字不谈战事，第一问他的寝食，第二问他的公务繁简，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则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叹曰："彼深知我也！"章 司马懿说过："亮志大则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兵百万，已堕我画中，破之必矣！"他在军事上并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势的诸葛亮，加之对手可以不战而亡，当然要踌躇满志地说章 当使者回蜀营后，向诸葛亮汇报此行情况时，提到司马懿讲过的话，"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为在一双盼着你死，可你又没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数计时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种内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章 主簿杨？以治家之道来劝诫诸葛亮的话，应该是所有那些事无巨细，全部包揽的领导者，要当作座右铭的。
有的人一辈子没当过官，好容易捞到一顶乌纱帽，便什么都不肯撒手，章 所以，现实中那些事必躬亲的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尽职的事务主义者，未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对于诸葛亮的过高评价，有识之士的看法，从来是和《三国演义》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见的。若从实践来看，从他的决策，到他的治绩，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对于魏延的嫉妒情结，都不是无可非议的。章 崔浩在《典论》里，很不客气地批评诸葛亮："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鄙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章 因此，诸葛亮之死，从他走出南阳那一天起，就注定了章 他的悲剧在于他的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别人所难以企及的。但是，如此绝顶理智的人物，却在三顾盛情下，作出了他错误的抉择，追随一位没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开辟一件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从而付出了他的一生。
他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就看到了尽头，而他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定失败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不甘失败的反命运的抗争，绝对是徒劳的。因此看着自己的生命，像蜡炬成灰似的一滴滴耗竭，看着自己所付诸心血的事业，无法挽救地走向倾覆。
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儒家人格达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风范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成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两违，意实相乖。他却未曾为他所厘定的统一大业，作出些许成就；为三分天下的西蜀，开辟半寸疆土。最后，一直到屡战屡败，国疲民穷，随着他的死亡，章 他的悲剧更在于他治理蜀中的严峻苛刻，搞到"一饭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的绝对化程度，章 入川以后，诸葛亮和法正的一席话，举了秦始皇和刘璋的例子，来证明他的治世之术。"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由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他希望用法严酷，以利于治，但结果却是得到"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怀怨叹"的非议。一心恢复汉室，但受到了"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埋怨。由此可见，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一回事，即使非常正确的理论，而未能正确地付诸实施的话，也是徒费心力。
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论点，认为悲剧是一种美的毁灭。那么诸葛亮的死亡，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绝顶才智，超凡能力的人，但从根本上不能明白"顺天者逸，逆天者劳"的大势，而徒费心力的必然结局。章 成都武侯祠大殿对联章 审势，章 当诸葛亮躬耕南阳，刘备三顾茅庐时，途遇司马徽，水镜先生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其实，孔明的悲剧，应该说，正与此相反，是得其时，而不得其主也。
诸葛亮作为一个极有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恰逢汉末大乱之际，正是大展身手的机会。此其时也，诸侯蜂起，谋士如云，君择臣，臣亦择主，章 但孔明所辅的刘备却不是一个英主，先以妇人之仁，坐失良机，后以匹夫之勇，火烧连营，而章 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谋士武将，未必比诸葛亮高明，但枭雄确是明主，所以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魏之强于吴、蜀，章 可西蜀，到了阿斗，侍候章 空有补天志，一切付东流。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着自己的全部努力，不是毁在敌人手里，而是在昏庸的主子作践下成为泡影了。
这就是诸葛亮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