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也体现在书院教育的兴盛上。以教学授业为目标的教育机构—书院，在宋代兴起并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宋代文化教育领域的崭新力量。书院的兴起，对当时教育和学术的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宋代文化教育的普及与社会读书风气的形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书院兴起之背景
宋代教育之发达远胜于前代，官方和民间都极为重视教育，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多元纷呈的繁荣景象。书院的繁荣兴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
宋初，由于五代战乱的影响，学校颓废，官学体系被破坏，只有私人讲学得以维持，“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而宋廷为扩大统治基础，又大力完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太祖建隆元年（960）即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录取进士19人。在此之后，科举入仕的人数日益增加。科举对人才的急需与官学的不景气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为此，北宋政府先后倡导发起了三次兴学运动。第一次兴学运动发生在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史称“庆历兴学”。在“庆历兴学”中，大批地方官学得到恢复，作为中央官学的太学也建立起来，这就为政府的科举取士提供了培养人才的教育基础。为了缓解官学与科举之间脱节的矛盾，政府规定“限在学满五百日，旧已尝充贡者止百日，本授官会其实，京朝官保任，始预秋试。”士子只有在校学习达到一定时限，才能去参加科举考试。“庆历兴学”中官学的大量兴建固然为科举取士提供了保障，但还有很多不足。在官学中，主持授课的教师人选没有统一规定，由地方官员挑选，“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随意性很大。此外，官学教育内容也因人而异，没有统一，这使得那些希望通过科举考试的学生并不能在官学中获得他希望取得的知识内容。
此次兴学运动的不彻底性，最终引发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的第二次兴学运动，由于此次兴学是由王安石发起的，所以后世也称“荆公新学”。“荆公新学”完善了太学的教学、管理制度，把教师选用、教材确定、考试升级等环节都纳入了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由此，宋代的官学教育制度基本确立。这次兴学运动的核心是在最高学府太学中实行三舍法。三舍法是一种考试升级制度，学生入学时要出示所属州开具的证明，并通过考试进入太学外舍学习。外舍成绩优异者升入内舍学习，“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等俱优者为上舍上等，取旨命官；一优一平为中，以俟殿试；一优一否或俱平为下，以俟省试。”三舍法的实施，使太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真正接轨，使一部分学子可通过逐步学习、考试，最后达到入仕的目的，而不必一次科考定终身。
第三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在这次兴学运动中，北宋政府要求全国所有官学都推行三舍法。这样一来，由小学到太学，由地方官学到中央官学，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制。
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推动了官学的发展，较好地解决了官学和科举相互协调的问题，但并未克服官学自身所存在的缺陷，始终未能完全满足社会需要，日益增大的求学需要为书院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实际上，宋代政府在发展官学的同时，也十分支持书院发展。宋初，朝廷时常赏赐给部分书院九经之书或赐予敕额之类，以表示对私人讲学的赞许和鼓励。从庆历兴学开始，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官学教育，兴建了各级官学，但从未禁绝过书院的发展，并且对书院教育始终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政府的支持是书院得以发展的政治保证。
宋代学术的繁荣和各派别之间的频繁交流也是书院发展的基础。宋代由于三教并重的文教政策，儒、佛、道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关注“性与天道”的理学。理学创始于周敦颐，至熙宁年间“二程”进一步发挥，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宋代理学家人才辈出，张木式、吕祖谦、陆九渊等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理学各家为宣传自家学说，纷纷设院讲学。与此同时，佛教、道教由于宋初政府的支持，也很快出现了繁荣景象。随着儒、佛、道三教繁荣，伴随三教间的相互辩论和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这就需要一些固定的场所，书院正是为类似的学术交流而建立的场所。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共有书院464所，数目众多、分布广泛的书院成为宋代学术文化交流的主要阵地。
此外，佛、道二教的发展，也给书院发展以有益的影响。隋唐至北宋，有不少儒家学者寄寓寺观读书。孙复和石介曾至泰山，“寓居山南麓栖真观，苦读十年”，程颐也曾高度评价天宁寺的僧徒教育：“趋进揖逊之盛，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矣！”。实际上，许多书院就是由原来的寺观发展而来的。如宋初著名的石鼓书院，旧为寻真观。河南嵩阳书院，北魏时为嵩阳寺，隋改为嵩阳观，唐初改称太乙观，后周时在此建太乙书院，宋景二年（1035）更名为嵩阳书院。此外，像泰山书院、岳麓书院等也属此类书院。
宋代印刷术的进步是书院得以迅速发展的技术支持。书籍是书院进行教育活动的主要介质，而书籍的大量刊行则直接得益于宋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宋代的雕版印刷术趋于鼎盛，形成了河南、四川、福建和浙江等印刷中心。大量的经、史、子、集著作都得到广泛的刊印，对宋代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庆历年间，平民毕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进一步为书籍印制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淳年间（1241～1251），姚枢教弟子扬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记说》等书。书籍的流通量和典藏量的大增，使教学内容从单纯的教师“讲说”，转化为既有老师“讲说”，也有学生“诵读”的双重学习方式。从而使书院形式也有了新的形式，将藏书、教学、习礼结合在一起。
宋朝书院发展的状况
政府的大力支持、学术的繁荣和印刷术的进步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书院在宋代逐渐繁盛。宋代书院有官办、半官办和私立之分。最能体现书院特色的是私人建立的书院。这些书院大都是“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从私人隐居读书之所发展到聚徒讲学，进而建屋置田，成为一种规模不亚于官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其后“前规后随，皆务兴起”，蔚为壮观。宋初有名的石鼓书院，原起于唐元和年间，为衡州人李宽的读书之所。白鹿洞书院原为唐代李渤隐居之地，到五代南唐李时辟为书院。应天书院则是著名哲学家戚同文于晋末隐居讲学的地方。这些私立书院的讲学者通常是一些学识渊博、见识独到的饱学之士，学徒又多是慕名而来、一心求学的人，因而学习效果更为明显，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北宋初期，是私人讲学的书院兴盛时期，在南北各地出现了不少著名书院。前期有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应天府书院（河南商丘）、嵩阳书院（河南嵩山）、石鼓书院（湖南衡阳），称为五大书院。此外，还有泰山、徂徕、茅山等书院，并称为“八大书院”。书院在初期多为私学，随着名声渐起，引起政府注意，就给予扶持，因而也有部分书院便渐渐与官府建立联系，或者直接由地方政府接管，如石鼓书院。书院在北宋初比较盛行，随着政府对书院控制的逐步增强，私立性质的书院渐渐衰落，有些书院无人问津进而自然废弃，如应天书院。
北宋中晚期，私人书院与官学相较，处于弱势。官学在当时盛极一时，政府对官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崇宁兴学时，不但太学、国子学，连州县学甚至小学都由官府供给。由此，北宋时官学所需经费，上自太学、国子学，连州县学，概由政府负担。这种状况直到南宋才有所改变。南宋因战争破坏，财政凋敝，已无力承担如此庞大的教育经费，官学自然渐趋衰败。即使部分有志于教学的贤士大夫“乃能缩取他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圮，斋馆芜废，率常更十数载，乃一闻弦诵之声。然又不一二岁，辄复罢去。”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办学的书院得到了复兴的机会。
南宋书院的重新兴起，虽与南宋初年的官学衰败有关，但后来能发展到比北宋更辉煌，则与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理学家们为宣传学说，到处聚徒讲学，最终形成书院与官学并行，甚至盛于官学的局面。北宋周敦颐和二程开创的理学，由于并不受到政府重视，因此，理学家们通常难以进入官方教育体系，而只能在民间私下讲学。此外，由于理学吸取了佛教修身养性之说，提倡清心寡欲，清静潜修，因此很自然地选取建于山林名胜之地的书院作为讲学修身之地。南宋中期，书院作为传播理学的重要场所迅速发展起来。《续文献通考》所列举的南宋著名书院就有20余处。南宋书院教育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书院教育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充实。藏书、供祀和讲学都是当时书院的日常性活动。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建于南唐，兴于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一处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据传唐代李渤在此隐居时，曾经饲养一只白鹿来自娱自乐，又因为这个地方四山回合，走入其中就好像步入洞中一般，所以称为白鹿洞。南唐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置田聚徒，成为讲学和藏书之所。“四方之士受业而归，出为用世，名绩彰显者甚众。”宋仁宗皇五年（1053），孙琛在故址建学馆10间，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应天府、嵩阳并为“四大书院”，但不久就被废弃。
直至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的复建工作，白鹿洞才重新焕发生机。书院修复后，大量购置田地，修建学舍，学子纷至。朱熹在教学中主张“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让学生“苟知其理之当然”，“贵其身以必然”，并用“规矩防禁之具”来规范学生行为，鼓励生徒自觉遵守而“贵之于身”。
同时，朱熹还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条规》，规范了书院教育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这一规定对当时及后世均有深刻影响，以后元、明、清三代都袭用此规。朱熹在《条规》明确表示了书院的教育目标：“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条规》将儒家传统的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教育的基本内容，“学者，学此而已”。《条规》中对学习目标也有明确的阶段划分，“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学、问、思、辩四者，所以穷理也”。“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就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通过学习达到修养身心、涵养德生的教学目标。
除了制定学规外，朱熹还在白鹿洞书院广邀国内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淳熙二年（1175），朱熹特地邀请了与自己学术见解不同的陆九渊前来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的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深受白鹿洞书院师生们的欢迎。朱熹还请陆九渊“书其说”，并把他所讲的内容刻石立于院门。此次讲学不仅首开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也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论道树立了典范。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学术空气空前活跃，“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成为宋代理学研讨的重要基地。
宋代书院兴盛的意义
宋代书院的高度发达，是宋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显示出与其他教育机构迥然不同的鲜明特点和深远意义。
宋代书院的设立和教学，比较好地协调了科举与教育的关系。科举重考试而轻教育，北宋三次大规模兴学也是想解决这个矛盾。官学由于本身局限，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这个矛盾。宋代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特有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提倡高风亮节，看轻功名利禄，强调读书与自由讲学，与官学形成鲜明对比。书院不反对科举取士，但是厌弃以功名利禄为求学目的的学风，这对宋代学术文化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宋代书院的兴起和繁荣在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和培养人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初学校颓废，而宋代在开国之初极力推行科举取士，世间一时读书之风盛行。在这种教育机构缺乏，而需求巨大的背景下，书院担负起了教育的职能。当时，白鹿洞、岳麓等著名书院学生常达数百人，而宋初中央官学国子监在开宝八年（975），生徒只有70人。书院成为当时教育的主导力量。
宋代书院采取教育和行政合一的体制。书院的管理者，往往兼任主讲教师，无论是周敦颐还是朱熹，或是吕祖谦、陆九渊，皆自掌院务，亲临讲学，既为经师，又为人师，对学生全面负责。教师的工作着重于指导学生读书，履践、修养。在实行教师全面负责的教学制度下，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也日益丰富多彩。有教师的“升堂讲说”；有生徒个人的“读书”、“作业”、“自修”；师生之间“质疑问难”；生徒之间的“互相切磋”；也有进行祀祭和日常礼仪的习礼教学；游历山石林泉、考察名山大川等活动也不可或缺；讲会、诗会、文会等活动也时有穿插其中。
在具体教学中，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教学方式，强调自学为主，但仍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这样更利于因材施教。学生在书院教师的指导下认真读书，自行理会。这是书院的重要教学组织形式。朱熹的《读书法》就是书院中指导学生读书的经典：“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并形成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项读书要领。在教师的诲教、启发下，生徒饱读诗书，每天还要作“日课”，将读书的心得、收获，书写下来，既可自我回味，也可请教师批改指点。
除了“日课”之外，生徒在书院中还要定期作文。题目形式多样，或由教师命题，或由学生抽签定题。教师往往先作范文以供学生研习，或批改后选出佳作让学生相互观摩。有的教师批改学生作业相当认真，如“以经师名天下”的顾镇“每阅文，数百卷旁乙横抹，蒿目龟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烛烬落数升，血喀喀然坌涌，而蚕眠细书，犹握管不止”。
除了担负着教育责任，培养大批优秀人才之外，宋代书院对学术繁荣，尤其是对理学的兴起和传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北宋二程就曾设学授徒，弟子众多。南宋理学大家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也都以书院为基地传播其学术。朱熹尤为重视书院，他主持复兴了废弃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后于光宗绍熙四年（1193），主持修复岳麓书院，同年又在福建创立沧州精舍，这些场所都成为朱学重要的传播基地，从学者众多。朱门弟子利用书院传播朱学者也很多。与朱熹齐名的陆九渊也是一位桃李遍天下的教育家。乾道八年（1172），陆九渊设立槐堂精舍以授徒。淳熙十四年（1187），陆九渊在江西贵溪应天山讲学，此处后改名为象山精舍。象山精舍条件简陋，连斋舍学粮都要由学生自行解决，但双方都能真心为教为学，“先生讲论，终日不倦，夜亦不困”，“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而“诸生皆俯首拱听”。5年之中，传授弟子达千人以上。陆九渊去世后，其弟子在象山精舍处正式建象山书院，以纪念先师。和朱、陆同时，负有盛名的理学家还有吕祖谦。乾道三年（1167），吕祖谦执教于浙江金华丽泽书院，订有规约，编有《丽泽讲义》，从学者众多，丽泽书院因而也被誉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此外，还有一些书院是为纪念理学大家而建立的，广东在宋代就有四个濂溪书院，这都是为纪念周敦颐而创办的。安徽徽州的紫阳书院与建阳考亭书院，则是为纪念朱熹而建立的。
总体而言，书院是宋朝的一个重要教育机构，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学术风气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时的政治、教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