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
陈纳德有幸被保送进入空军战术学校。
这所学校设于弗吉尼亚州的兰黎机场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空军驾驶员克莱顿？比斯尔，是这所战术学校的老师。他传授的空战概念，仍然是老一套的“黎明巡航”和“混战”的西线式战术。
比斯尔甚至建议，战斗机在抵御轰炸机的进攻时，战斗机可以从上面投下一个连着锁链的球，以此撞坏轰炸机的推进器，达到阻击轰击机的目的。
实际上，比斯尔的战术，根本就不适宜于抵御那些新型的轰炸机，而陈纳德总觉得不对劲，可一时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
不久，新式的“马丁B-10”型轰炸机出现了。其时速达235英里，且配有五门小炮，而“波音”厂的P-26型战斗机，时速为225英里，只配有二门小炮，自然难与轰炸机相抗衡了。
意大利军事理论家里奥？杜赫将军，极力鼓吹“轰炸至上”的理论。
杜赫主张，将那些远距离飞行和运弹量大的重型轰炸机，分布在各个机场。一旦有敌情出现，各个机场的轰炸机立即以纵队方式，一批批地对准目标飞去。他认为，地面武器无法及时形成对付这些轰炸机的防御网。如此经过3～4天的连续轰炸，被攻击的国家就会不惜代价求和。而且欧洲许多军事专家也断定，轰炸机一旦进入空中，将是无法阻挡的。很快这种理论便成了美国空军推崇备至的“圣经”。那些爱好轰炸机的热心斗士也更加疯狂起来了。许多曾在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活跃过的战斗机好手，却不约而同地改习轰炸机了。
陈纳德一直认为，这种理论只是一派胡言而已。根据他在夏威夷的飞行演习经验，陈纳德深信，轰炸机固然是空军力量中的一个支柱，而一个良好的空军是不能没有战斗机的。在未来的战争中，战斗机肯定会像轰炸机一样，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过，他认为，要抵抗敌机的攻击，必须配备灵活而有效的自卫武器。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要驳倒“轰炸至上”理论，就必须从空战理论上加以研究。
于是，陈纳德着手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空战纪录文献。
他发现一个至少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就存在着的军事原理：在所有的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交战双方的火力差，并不等于火力单位数目的差异，而是火力单位数目差的平方。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由两架战斗机编队的机组攻击一个目标，其结果不只是二对一的优势，而是四对一的优势。他断定，两机小组是最容易运动的并最能集中火力攻击轰炸机或敌人的战斗机，同时又最能保护每一个进行攻击的驾驶员。
在这方面，早年德国的空军名将波尔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运用了这一军事原理。他曾主张两架战斗机编组作战，因而可以说他是发明战斗机战术的鼻祖了。
波尔克于1916年10月因飞机失事丧生。
1917年的春天，他的弟子里却杜汾，运用他的那套理论，创出了著名的“飞行马戏班”。
他们在空中大显身手，飞机穿梭般地飞来飞去，娴熟的飞行技术无疑使协约国的飞行员感到吃惊。
里却杜汾的“飞行马戏班”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使用编组作战的空军部队。
后来，戈林掌握德国空军，却十分轻视里却杜汾的编组作战战术，让“飞行马戏班”采用个别“混战”的战术，结果很快便被对方歼灭了。
另一方面，陈纳德认为，情报工作已经成为现代战斗机作战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没有一系列准确的情报，让战斗机了解到敌方高速飞行的轰炸机所处的位置，而妄图起飞拦截的话，这无疑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
1931年，当空军举行为期两周演习时，由于情报工作的滞后，而延误了战机。
敌方轰炸机群从来特机场起飞，攻击某目标，而防空人员组成的情报网，只提供了一道这样的命令：
“据报，敌轰炸机群已于上午9时飞抵某处上空，速即起飞，并予痛歼。”
驻地战斗机接到命令，赶到目的地时，敌机早已完成任务返归了。战斗机因没有发现敌机，也只好颓然飞返。
于是，官方评判员法兰克少将作出结论说“由于轰炸机的速度增加，体积不断扩大，战斗机根本无力担任截击任务了，所以，空军拥有战斗机队，无异是空有其表”。然而，奇怪的是，担任第一战斗机大队队长之职的罗伊斯少校，在这次演习中甚至连轰炸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后来竟然擢升为少将，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还担任了要职。不久后，亨利？阿诺德将军（当时仅是个中校，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将军级指挥官），在太平洋沿岸主持了一次空军演习。
他率领好几个轰炸机中队，从圣选戈起飞攻击马区机场。担任守卫的战斗机队必须起飞迎击。
但是，当时严格的军事条例规定，战斗机队一定要在机场列队，等待司令机升空发令，然后才能编成队形。就是在这一刹那之间，敌方轰炸机队早已发动攻势，完成任务而离去了。
这样造成了一种战斗机无法截击现代化轰炸机的既成事实。
阿诺德将军从这次演习中，也得出了一个结论：战斗机在战时是无济于事的。
空军战术学校采取了阿诺德将军的报告，作为教材加以研究和教学。
一贯勤于思考的陈纳德，终于克制不住了。
他一口气写了一篇内容长达8页纸的批驳文章，批评阿诺德的结论和建议。
阿诺德看了后，写信让学校方面查问；
“这个混蛋陈纳德是谁呢？”
陈纳德仍然坚持己见。幸亏，陈纳德在空军战术学校毕业的时候，随校迁入亚拉巴马州的麦克斯韦尔机场，并且担任了讲授战斗机战术的高级教官。
然而，从此他便成了空军高级将领们的眼中钉。两年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空军演习，于1933年在诺克斯炮台举行了。
整个演习计划，全部是由空军部队的军官们设计的，其中没有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参与。
轰炸机队的驻地是在俄亥俄州的窦敦。
战斗机队的驻地则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轰炸目标定于诺克斯炮台的陆军根据地。
演习时双方的条件是：
1.轰炸机队不拥有战斗机；
2.担任守卫的战斗机队则没有轰炸机；
3.战斗机队可以建立一个情报网。
战斗机队依靠情报网，夜以继日地截击轰炸机，并且频频发动各种攻势。
演习仅仅进行一半，轰炸机队的驾驶员们便高叫“条件不公平”……
这次演习的结果，取得了两大共识：
1.如果担任守卫的战斗机队能够及时起飞，列成阵容，又如果有充分的时间，起飞前往截击区域，则战斗机队是可以截击轰炸机队的。
2.深入敌方领土轰炸，是需要战斗机护送的，这样可以减少重大损失，甚或不致使轰炸的任务归于失败。陈纳德后来曾经尖锐地指出：“在这次演习中，我们获得了两个主要教训。但是，实际上还获得了技术方面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和其他次要的教训。”作为空军部队台柱的轰炸机队驾驶员们，他们只知鞠躬尽瘁于杜赫的轰炸理论，其他一切完全加以漠视。他们没有理会这次演习的教训，更不重视战斗机在战时的重要性。
“最可怜的是漠视这些教训的空军军官们，在1942—1943年间都肩负着统率空军的重大责任，害得许多没有护卫的美国B-24和B-17型轰炸机队，都在欧洲上空被击落而致丧生。”他们应该向这些空军勇士们负责，可怜后者至死还坚信着这个错误的理论。
“这些军官们竟然因为这个空军的成就而荣获了奖章；事实上，在第一年的作战中，这些空军便差不多全部被打垮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平时这样漫不经心地搞空军，早已有所不满。
美国当局组织了一个联邦飞行委员会。对空军的实力进行定期性调查。
空军战术学校有五位军官，志愿前往华盛顿，出席联邦飞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作证。
这五位军官是：
奥尔斯，一位主张猛烈轰炸的先锋，后从事德国境内的空战。
第二位是华尔克，他在所罗门岛的拉布尔上空作战殉职。第三位是李乔治，后成为秘鲁国际航空公司的老板。第四位是威尔逊，后担任西南太平洋区空军司令的参谋长。第五位便是陈纳德。
当他们进入华盛顿的会场，准备在联邦飞行委员会执行会议上作证时，似乎感到官方已经设下圈套。
其他四位军官的发言，都注重于战略空军的理论与实践。陈纳德的题目，却带有一定的危险性——《1934年的演习》。他所提及的1934年的演习，是由当时陆军部参谋总部的吉尔本将军所主持的。而吉尔本将军正好也在会议席上就座。当吉尔本将军听完陈纳德的发言后，猛烈地敲击台子，并用手指着陈纳德猛吼。
几个星期之后，军官表册上陈纳德的名字便被删去了。这本表册上的军官名单是准备保送进入堪萨斯州的那所指挥参谋学校的。
这就意味着，陈纳德的陆军生涯将从此告一段落。因为一个军官如果没有获得这所指挥参谋学校的正式核准，那就没有希望提升为指挥官或任何高级官员的。在空军战术学校期间，陈纳德经常工作到深夜。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研究英德两国所发展的警报网制度方面，对本国举行的多次飞行演习，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总结。经过夜复一夜的修改补充，终于提出并完善了他自己的理论。
他的理论包括一种警报制度的建立，以便使处于防御地位的战斗机，可以及时起飞拦截，最终摧毁来袭的轰炸机。陈香梅在《一千个春天》中写道：
为了使人人都懂得他的理论，他润饰他的故事，常常工作到深夜。但，显然的，没有人了解。
他一而再地说教，像狄摩西尼斯（古希腊之演说家及政治家）面对着大海讲演。
他依然不为人所注意。直到1935年，他那辉煌的，富有预言性的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出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