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个文化融合论者，推进中外文化交流是他晚年极为热衷的一件事情。欧洲游历归来后，他组织了两个学术团体——共学社与讲学社。这两个组织对推进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共学社的主要工作，一是出版杂志，二是倡导图书馆事业，三是选派留学生，四是编译新书出版。其中，编译新书成为共学社的最大成就。共学社在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的同时，还出了许多其他方面的书籍，影响很大。
讲学社的宗旨是聘请“外国名哲”来华讲学，每年一人。讲学社聘请的第一位“国外名哲”为美国著名哲学家、实用主义者杜威。梁启超对其人评价甚高。
讲学社聘请的第二位“国外名哲”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社会历史评论家罗素。在哲学上罗素坚持中立一元论。梁启超之所以盛邀罗素来华，一方面是因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地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政治主张。罗素是积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点正和梁启超不谋而合。罗素的到来，使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罗素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学社聘请的第三位“名哲”是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杜里舒属于生命派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其来华后，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学术演讲，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讲学社聘请的第四位“名哲”是印度文学家、著名诗人泰戈尔。梁启超对泰戈尔的来华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泰戈尔在京发表了数篇演说，轰动一时。梁启超对 泰戈尔 痛斥西方思想沉沦于物质主义、排他主义、征服主义的观点推崇备至。
由于当时北京政府未能继续拨款，讲学社财源趋窘，邀请国外名哲来华讲学之举在泰戈尔离华后不得不告停顿。尽管讲学社先后仅邀请四位“名哲”来华，历时不长，人数有限，但由于他们都是名噪一时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对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为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