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做到富国强兵呢？韩非认为，首先是推行法制。《韩非子·有度》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指出：“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韩非子·心度》）韩非认为，只有赏罚分明，才能兵强主尊。他指出：“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韩非子·饰邪》）韩非认为，“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韩非子·解老》）即是说，国君不轻易使用士卒去打仗，人民就众多；人民众多，国土就会宽广。韩非高度评价了吴起、商鞅富国强兵的政治措施，如“奉选练之士”、“遂公家之劳”、“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显耕战之士”等，并说明实行了这些措施，就会“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反过来，则是“贫国弱兵之道”（《韩非子·和氏》），是社会混乱、不能成就霸王之业的原因。韩非还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避免从军事上亡国和将相篡权。《韩非子·亡征》从七个方面探讨了从军事上导致亡国的征象：“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无地固，城郭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为了防止将相篡权，韩非主张：“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韩非子·爱臣》）
韩非虽然主张富国强兵、用武力统一天下，但他对于战争问题是很谨慎的。他说：“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韩非子·存韩》）韩非告诫国君不要轻易发动战争，这和商鞅要秦国积极主战的态度截然相反，韩非可能是从韩国的弱小地位出发而发出的告诫。他说：“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无礼而侮大邻”，“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
韩非对万乘之主兼天下的统一战争是支持的，是赞美的。他说：“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韩非子·亡征》）
二、信赏必罚，以法治军
信赏必罚，以法治军，这是韩非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整个法家学派的一条重要治军原则。
为什么要用赏罚去督励臣民和士卒呢？韩非认为，君和臣各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为了“兵强主尊”，国君必须“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韩非子·饰邪》）。只有这样，大臣才会尽智竭力去为战争的胜利。韩非认为，只有信赏必罚，重赏严诛，才能督励士卒勇敢作战。他指出：“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下轻死。”（《韩非子·内储说上》）他还说：“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韩非子·难二》）韩非还用事实说明法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他说：“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慢，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韩非子·饰邪》）韩非把赏功罚罪看作是国君取得“王资”的手段。韩非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扞，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
赏和罚，是韩非治军的基本手段。因此，如何进行赏罚，韩非规定了许多原则。第一，信赏必罚。韩非指出：“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经三》）《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三说》：“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韩非借用文种的话表达了信赏必罚的意思。第二，重赏严诛。《韩非子·难二》：“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第三，赏罚无私。韩非指出：“不辟亲贵，法行所爱。”（《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主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第四，赏重财物。邱少华、牛鸿恩概括说：“韩非虽然也说‘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但是他的赏军功似乎更着重财物方面，是否赏官或升官，还要考虑能力。他嘲笑了商鞅‘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的做法。他说：‘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机械地按军功赏官爵，无疑有很大的弊病，韩非这一重智能的思想，确是赏赐军功方面不容忽视的重要发展。”（《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676页）第五，避免赏繁。《韩非子·心度》：“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民治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韩非治军只重视赏罚的作用，而忽视了教化的作用，这是不全面的。而韩非把晋文公称霸归功于“信赏必罚”，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韩非对于当时赏罚不分明的现实，作了猛烈地抨击。他指出：“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沾，而卜筮、视手理、狐蛊为顺辞于前者日赐。······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韩非子·诡使》）
同时，韩非对儒、墨、纵横家进行了猛烈攻击，攻击他们不参加耕战，妨碍法制。
三、猛将必发于卒伍
韩非主张从基层选拔经过实际锻炼的人做将领。他明确提出，将领要“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试于屯伯”（《韩非子·问田》）。韩非的这一主张，是先秦论将中的杰出思想，在将论方面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提拔的将领必须经过基层工作的实际锻炼和考验，韩非的这一择将主张，是在《韩非子》《问田》篇和《显学》篇 中阐述的。在《韩非子·问田》中，韩非通过徐渠和田鸠的问答来阐明将领“试于屯伯”的主张。兹摘录如下：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今阳城义渠，明将也，而措于屯伯；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屯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屯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王之备哉！”
韩非在《韩非子·显学》中阐明了“猛将必发于卒伍”的道理。他说：“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韩非关于将领的论述不只是将领的选拔这一点，他还论述了为将之道和如何防止将领夺权的问题。
韩非通过晋文公攻原国和李悝与秦战，说明将帅对士卒要讲信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