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竟敢这么言过其实，”母亲说着眼泪更加泉涌，“这么不公平地说话！你怎么总把这说成是已成定局并已安排好了的，皮果提？我不是多次告诉过你，说这都不过是最普通的交际，你这残忍的东西！你说到追求，我又能怎么办？如果人们有这么蠢，要滥用感情，那是我的错吗？我能怎么办，我问你？你希望我把头发剃了，把脸涂黑，或把自己烫伤或烧伤让自己变丑？我想你就是这么希望的，皮果提，我肯定你巴不得我那样做。”
这番不公平的指责似乎很让皮果提伤了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亲爱的孩子，”母亲叫道，并走到我坐着的扶手椅边抱住了我，“我自己的小卫卫！这是不是暗示我，说我对我的宝贝——我最亲爱的小宝贝——缺乏爱心！”
“根本没人这么暗示过。”皮果提说。
“你暗示了，皮果提！”母亲答道，“你知道你暗示过。你心里清楚你暗示过。你说的那些话不是那意思又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刻薄的家伙，你心里和我一样清白，上季度我不肯为我自己买一把新阳伞，虽说那把旧绿伞的伞面全破了，穗子也没一点干净的，这就是为了他。你明白就是这样，皮果提。你不能否认。”她又满怀激情地朝我转过身来，她的脸贴着了我的脸，“你觉得我是一个淘气的妈妈吗，卫卫？我是一个讨厌的、狠心的、自私的坏妈妈吗？说我是，我的孩子，说‘是的’呀，亲爱的孩子，皮果提就会爱你，皮果提的爱要比我的伟大得多，卫卫。我一点也不爱你，是不是？”
这时，我们都大哭起来。我想我是三个人中哭得最响的。可我相信，我们都很真诚地哭。我本人伤心欲绝，恐怕在一阵激动时还把皮果提骂成“畜牲”。我还记得那诚实的人儿当时好不痛苦，当时她衣上的扣子准一下全飞了。当她和母亲和好后，她跪在扶手椅旁和我言和，那些小炸弹就一块儿弹出去了。
我们都很不开心地上了床。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因呜咽而自己不时醒过来。有一次我呜咽得很厉害，以致我竟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时我发现母亲坐在被头上向我俯下身来。后来，我就在她怀里睡着了，睡得很香。
是在下一个星期天，还是又过了更长的时间我再次看见那男人，我已记不清了。我从不认为自己长于记日期。不过，他来到教堂，又和我们一起走回家。他还进了我们屋子，看放在客厅窗里的那著名的天竺葵。我觉得他并没怎么认真看那花，不过在离开前，他请求母亲给他一朵花。她让他自己选，可他偏偏不愿那样——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于是她摘下一朵花并交到他手里。他说他永远也不离开这朵花。我当时想这人竟不知道这花一两天里就会花瓣片片落下，他真是傻透顶了。
晚上，皮果提也不像过去那样总和我们在一起了。母亲对她恭敬有加——在我看来比往常更尊重她——我们不是好得不得了的朋友，可我们和过去毕竟不一样了，我们在一起不再像从前那么愉快了。我有时想，也许皮果提反对母亲穿放在抽屉里的那些漂亮衣服，也许皮果提反对她那么经常地去邻居家；不过，我不能彻底弄个明白。
渐渐地，我也习惯看见那长着黑胡子的男人了。我并不比过去喜欢他半点，而且仍然因对他怀着同样的妒意而不安。如果说我这样不仅仅是出于孩子本能的憎恶之心，不仅仅是因为皮果提和我对母亲所抱的那种通常的看法，而是还有其他什么理由，但这也决不是我稍大一点后所能发现的那理由。当时，我头脑里还没生成那种观点，或那种观点还没接近我头脑。但还不能把这一小点一小点连成一个网并把什么人放入这网中。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在他前面的花园里时，默德斯通先生——那时我知道他姓这个了——骑马来到这儿。他勒住马向我母亲致意并说要去罗斯托夫特，看几个在那儿驾游艇的朋友。他还很快活地建议我坐在他前面的鞍子上，如果我愿意骑一次马的话。
空气清新甜爽，那马似乎也挺乐意让人骑，站在花园门口咻咻喷气，还不停蹴足。这一下，我心里痒痒的，真想去。于是，我被打发上楼去皮果提那儿，由她把我收拾一番。这时，默德斯通先生下了马，把缰绳挽在胳膊上，沿着花园的蔷薇篱笆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母亲则在篱笆里陪他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我记得，皮果提和我从我的小窗子向外偷偷瞧着他们。我还记得，他们一边走，一边似乎十分仔细地观察他们中间的那些蔷薇。我也还记得，脾气一向温柔如天使的皮果提一下变得好不急躁，使劲扭着我的头发梳，把它们梳错了方向。
不一会儿，默德斯通先生和我就出发了。马儿沿着大路旁的青草地往前跑。他很随意地用一只胳膊搂住我，我相信我平常并不怎么好动，可是这会儿坐在他前面，我怎么也不能不时转过脸去仰看他的那张脸。他的黑眼睛很浅——我找不出一个更好的字眼来形容他那种细看去并无深度可言的眼睛——出神时，每一次目光转动时，就仿佛被一种奇怪的光线改变了。有几次，我一边看他，一边怀着畏意观察他神情，想知道他正凝神想什么。从这么近的地方看去，他的头发和胡子要比我以前所认为的还要浓密，还要黑。他的脸下部方方正正，每天仔仔细细刮过的黑胡子还留下了又粗又硬的短茬，这一切不禁使我想起约摸半年前巡展至我们这一带的蜡像。这些，再加上他那整齐的眉毛，他肤色中很浓的白色以及他五官中很分明的黑色和褐色——他的模样真讨厌，连想起来都讨厌——都使我不得不认为他是个英俊男子，虽说我一直又忐忑不安。我相信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也是这么想。
我们来到海滨一家旅馆。两个男人在那儿的一间房里抽着雪茄，他们每人都躺在至少四张椅子上，还都穿着宽松的粗呢短装。有一个角落里堆着些外衣，海军斗篷，还有一面旗，这些东西都捆在一起。
我们到时，他们俩便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爬起来并说：“喂，默德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默德斯通先生说。
“这小子是谁？”其中一人一把抓住我问。
“这是卫卫。”默德斯通先生答道。
“姓什么？”那人又道，“琼斯吗？”
“科波菲尔。”默德斯通先生道。
“什么，那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小崽子？”那人叫道，“那个漂亮的小寡妇？”
“奎宁，”默德斯通先生说，“请你小心点。有人是很精的。”
“谁很精？”那人笑着问。
我也马上仰起脸，想知道是谁。
“不过就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罢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听说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便放下心。开始我还以为是说我呢。
那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似乎有个令人好笑的名声，因为一提起他，那两人就开心地大笑起来，默德斯通先生也很开心。笑过一阵后，那被称作奎宁的先生说：
“关于这笔看准的生意，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是什么意思呢？”
“嗬，我还没看出布鲁克斯目前对于这事懂得多少，”默德斯通先生答道，“不过，我相信他并不怎么赞同。”
听到这话，大家又哄笑起来。奎宁先生说要拉铃叫些葡萄酒为布鲁克斯祝福。他也这么做了。酒送上后，他叫我喝一点，吃块饼干。我喝酒前，他要我站起来说。“打倒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番祝福引起大家喝采和开怀大笑，连我也笑了。我一笑，他们笑得更开心了。一句话，大家都快活极了。
那以后，我们在海滨的悬崖上散步。又坐在草地上，用望远镜看东西——望远镜放在我眼前时，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装做能看见——然后我们回到旅馆提前吃午饭。在外面散步时，那两个人不停地吸烟。我想，如果从他们那粗呢外衣的气味来判断的话，那他们准是从裁缝处取回这衣时就一直吸个不停。我不应当忘记，在我们登上游艇后，那三个人都走到船舱里去忙着摆弄一些文件。当我从敞开的天窗往下看时，只见他们干得十分努力。在这期间，他们让一个很和气的人照顾我。这个人大脑袋上长着红头发，戴着顶很小的帽子，这帽子竟亮闪闪的。这人穿着件斜纹衬衣或背心，胸前绣着大字母拼成的“云雀”。我想这就是他的名字，因为他住在船上，不能像住在街上那样在门口上标出他的姓名，所以才把姓名标在胸前，可是当我叫他云雀先生时，他却说这是那条艇的名字。
那整整一天里，我观察到默德斯通先生比那两人严肃和稳重。那两人很快活，无忧无虑，常彼此开玩笑，但几乎不怎么和他开玩笑。我觉得和他们比他更有心机也更沉着冷静，他们似乎对他也持有我的这种看法。我觉得，有一两次，奎宁先生说话时斜睇着默德斯通先生，似乎是怕惹恼了他。还有一次，巴斯尼治先生（另一个男人）得意洋洋时，脚被奎宁踢了两下，奎宁用眼神警告他，要他注意一声不响坐在那里的默德斯通先生。我记不起那天默德斯通除了对那个谢菲尔德打趣话笑过外还有什么时候笑过——说到底，那也是他自己说的个笑话呀。
我们在天黑之前回到家。那是个风清气爽的晚上，母亲和他又沿着蔷薇树篱散步，我被打发进屋喝茶。他走后，母亲问我那一天里我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又都干了些什么并说了些什么。我复述了他们说的话，她笑了，并告诉我他们是胡言乱语的鲁莽家伙——可我看得出她喜欢他们的那些胡言乱语。这一点，我在那时就像现在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又趁机问她可曾见过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先生，可她却答了个不字；不过，她想这人准是个制作刀叉的。
此时此刻，她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有如我想在街头济济人群中找寻的任何一张脸那么清晰；我能说她的脸早已不复存在了吗？——虽说我记得它已变化了，虽说我明知它已消失了。当她当年那少女般的纯真和美丽又像那天夜里一样令我感到扑面而来时，我说它们凋零纷谢了吗？当她在我记忆中复活（虽说也只能如此），而在这记忆中她比我或任何人都有或有过的青春风采更加风光动人，我还能说她改变了吗？
谈话后，我就上了床，我现在字字依实来写她那时来和我说晚安的情景。她跪在我床边，双手托着下额，似乎逗趣地说：
“他们说些什么，卫卫？再告诉我一次。我可不信。”
“‘迷人的——’”我开始说。
母亲把双手放到我嘴唇上阻拦我。
“决不会是‘迷人的’，”她笑了起来，“决不会是‘迷人的’，卫卫。现在我知道不是的了！”
“是的，就是的。‘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我挺理直气壮地复述道，“还说是‘漂亮的’。”
“不，不，决不会是‘漂亮的’，不会是‘漂亮的’。”母亲又把手指放在我嘴唇上道。
“是的，就是这么说的。‘漂亮的小寡妇’。”
“这些家伙多蠢，多没羞没臊！”母亲笑着并捂住了脸，“这些人真可笑极了！是不是？亲爱的卫卫——”
“呃，妈妈。”
“千万别告诉皮果提，她会对他们很生气的。我自己也很生他们的气，我一点也不愿让皮果提知道。”
当然，我答应了。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互相亲吻，不久我就睡着了。
事隔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好像就是第二天，但实际上可能是两个月左右以后，皮果提向我透露了我马上就要到来的惊人大事。
一个夜晚，我们像以往一样坐在一起，做伴的还有袜子、码尺、蜡烛头、盖子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讲鳄鱼的书。母亲当时也像以往一样不在家。皮果提连着看了我好几次，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当时我认为她只不过是想打呵欠，否则我会着慌的——最后才带着哄孩子的口气说：
“卫卫少爷，你愿不愿意和我去雅茅斯在我哥哥家住两个星期呢？那会不会很好玩？”
“你的哥哥是个大好人吗，皮果提？”我忙问道。
“哦，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皮果提喊着说，两只手也举得老高，“那儿有海，还有小船和大轮船，还有打鱼的人。海滩，还有汉姆可以和你一起玩——”
皮果提说的是她侄儿汉姆，这人在第一章里被提及过，她把他说得像是英文语法的一个部分。
她叙说了这么些开心事，使我好不兴奋。于是我说那一定很好玩，不过母亲会说什么呢？
“嗨，我敢打一个基尼的赌，”皮果提认真看着我的脸说，“她一定会让我们去的。如果你乐意，她一回来我就问她，好不好？”
“可我们走了她又怎么办？”我说着把我的小胳膊肘支在桌上，对这问题想讨个究竟，“她不能一个人过呀。”
如果皮果提突然要在那只袜子上找一个什么洞，那这洞肯定是小得不值得补了。
“我说，皮果提！她不能一个人过，你知道的。”
“哦，天哪！”皮果提终于又看着我的脸说话了，“你不知道吗？她要和格雷普太太住两个星期，格雷普太太要请好多客人呢。”
哦！原来是那样，我就很愿意去了。我真等不及母亲从格雷普太太家（就是那家邻居）回，不耐烦地等她做出决定，是否允许我们实现这一个了不起的理想。母亲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并且很爽快地答允了。一切就在当晚做了安排，我旅行期间的食宿费将来都一一支付。
很快就到了动身的日子。连我都觉得那日子来得太快。我简直是狂热地期待这一天，并生怕发生地震或火山爆发，或其他什么天灾而阻挡了那旅行。我们要乘早饭后出发的一辆行李车。只要允许我一夜合衣并戴着帽子、穿着靴睡，给多少钱我也乐意。
虽说我是这么不经意地叙述我当时是如何迫不及待地离开那快乐的家，可直到现在我还难过，当时我竟一点也没疑心到我永远离开了它。
我快乐地回忆起那行李车在我家门前快出发时，母亲站在那儿亲我。那时，我哭了起来，因为我对母亲和那个我先前还未离开过的老地方充满了感激依恋之情。我知道母亲当时也哭了，我能感到她的心贴着我的心在跳，想到这些，我好快乐。
我快乐地回忆起当行李车老板开始赶动车时，母亲跪到门边请他停下，以便让她能再亲吻我。我快乐地沉浸在她凑上我的脸吻我时所表现出的亲热和挚爱。
当我们把她一个人留下站在路旁时，默德斯通先生向她走过去，似乎在劝她别那么伤心。我绕过车篷向后看去，并在想这一切又和他有什么相干。皮果提也从另一边向后看去，她似乎挺不满意，她把脸转回车箱时可以从她脸上看出这点。
我坐在那里，朝皮果提看了一眼，同时心想：万一她像童话中说的那样奉命把我遗弃，不知我能不能沿着她落下的纽扣回到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