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五岁那年，我出走了一次。在往东的火车上，我没有买票。列车员没有为难一个高中学生，所以我一直坐到了尽头。我到了海边，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海。事实上，海很脏。我肚子也很饿，到了晚上会害怕得不得了。那是一次很失败的英雄行动。我又回到母亲身边。
我总是以为我很恨自己的母亲，我以为她是我的假想敌，她既不理解我，也不很爱我。我和三十年代的女革命青年一样，痛恨资产阶级家庭，但实际我的家人是工人阶级。我总希望很多年之后当我回来时，我会长得高大和美丽。我仁慈、慷慨、大度，拥有各种神奇的力量，宽容地原谅了当年扯我头发的臭屁小男生。
十五岁那年，我暗恋的男生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已经设计出了永动机。我从而知道不可能依靠设计永动机来换取他的欢心。我于是盼望能够来一次真正的、义无返顾的私奔。就像当年不能用出走来争取母亲的注意一样，我知道耍尽所有伎俩也不能够吸引我爱的人来爱我。同样的，设计永动机也是如出一辙的愚蠢。
十五岁的那个夏天仿佛是永恒的，就因为一盘孟庭苇的磁带。那是那一年我唯一能够拥有的磁带。我用单放机反反复复地听了很久。那个单放机本来是用来收听广播和复习英语的，可它最后只是培养了一种精致的忧伤。我后来分析自己为什么很喜欢听这些泡沫一样的孟庭苇，因为她是一个怨妇。我是一个有怨妇情结的人，总是想背叛抑或出走，离开我爱的人。我要很冷酷，要别人误解，要别人误解之后更加爱我。这是一个小女人的阴险之处。现在明白不可能只是端坐在那里就会有人主动向我走来，告诉我他认识我并且爱我。我也知道等到老的时候，也不会有人对我说，他依然爱我，他根本不可能不爱我。
（二）
我一直以为我的男友是这样的：英俊，善良，头脑简单，爱喝当地盛产的莲藕粉、冰糖绿豆粉。他有点懒惰，有点赖皮，胸无大志。他不会注意女友嘴上的口红，也常常忽视我新做的发型。他也许不是很爱我，但他又没有勇气更换。更何况，单位里已经没有更像样的女孩。到了晚上，我们要到城里的电影院去看电影，在马路上拖手走路，晚风轻轻地拂过新洗的头发。情人节到来之前，我要为他织出像样的毛衣。在恋爱几年之后，我们有了结婚的嫌疑。但是他刚过更年期的母亲可能并不喜欢我，她可能会用扫帚很凶地把我们赶出去，所以，在嫁过去之前，我首先要学会的是跑步。飞快地跑开。
我与男友认识三个月之后就决定结婚了。我去见他的父母。
他母亲问：“你是哪里毕业的？”
我说：“T大。”
“读什么专业？”
“建筑学。”
“家里还有姊妹吗？”
“只有我和母亲。”
我穿的是白色的衬衣和深蓝的背带裙，并腿坐在沙发上，两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
他们对阿良的选择没有任何疑义。
阿良，就是他了，我高大的男友和未来的夫婿。
（三）
也许预感到了青春的即将消逝和衰老的莅临，这个春天我忽然对爱情充满了无休无止、幽怨绵长的祈望。我停止了写诗，停止了唱歌，只是大量地阅读廉价的伤感故事，揣摩其中关于爱情的章节。它们或是节制或是轻浮，所有的激情都容易千篇一律。我花了一些时间阅读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深深记住了淫乱，也记住了爱情的自尊。我喜欢易朽的，却不相信与时光的抗衡。所以我认为那本书的结局只是想象中的一种安慰，而并非爱情的真正结果。我中止了对《追忆逝水年华》的阅读，转向大量无名作者的爱情小说。那些普通人恳切的叙述于我有更多的切肤之痛。我喜欢在深夜看她们咬文嚼字，又辞不达意地表述内心的欲望，隐秘而苦涩。过后我又深深鄙视她们，因为她们根本不是在写作，只是在宣泄。于是我恢复了骄傲和坚强，恢复沉默的生活。当一名年轻的男子向我倾诉他的忧伤，我想伸出手抚摸他的头发，但却没有这么做，而是轻蔑地对他说：“你太看得起自己。”我痛恨忧伤是因为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滥用忧伤，以至于它永远失去了真实的可能。只是在某些晚上，当宿舍里的女孩全部熟睡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多么渴望描写不可预知的欲望，描写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次的呼吸。我知道所有的痛楚并非无端，它来自细节。我容易磕磕碰碰，热爱电影的光和颜色，却断然不敢一个人看电影。只满足于廉价爱情故事、电视里的肥皂剧、小女生们的闲聊以及一次对打折裙子的购买。我的生活琐碎而庸俗，没有人会想到这种节制和隐忍仅仅来自懦弱但是强烈的爱情。
阿良很忙，很少和我说话。他没日没夜地坐在电脑前，上网、查找资料或者用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程序，累了就打游戏——有关战争和魔法。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工作勤勉，得到了上级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他没有不良嗜好，不吸烟喝酒，不吃绿豆冰水，也不去电影院看电影。他无可挑剔。
有一天晚上我洗完了澡，阿良坐在电脑前。我站在他面前，慢慢地拿起他的手，放在我的睡裙里面。然后，我慢慢掀起棉布睡裙，露出了小腹、腰和乳房。我脱完了身上的衣服，垂手站立。我看见阿良的目光越过了我的身体，落在冰冷的电脑屏幕上。我们仍然默不做声。然后我穿上睡裙，躺在阿良身边的地上。
那天晚上，在轰鸣的电脑和空调噪音中，我过了很久才入睡。我开始做纷乱繁杂的梦。我梦见一个男人模糊的脸。我知道他不是阿良。
天微亮时我醒了，看到阿良在很近很近的地方注视着我。他说，阿慧，你永远不会爱上我。
（四）
我就是那个叫阿慧的无名女子。我个子不高，资质平平，相貌平平，从来不是男人目光会落在身上的那种女子。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循规蹈矩，谨慎克己。我经历过小儿麻疹，打过天花疫苗，参加过小学的文艺演出，长过青春痘，读过三毛和席慕容，暗恋过男体育委员。我有过生涩的初恋，有过不欢而散和伤心的日记。最后我按照一个设计好的模板成长为一个普通的姑娘。我准备找一份工作和一个男友，准备和他一起好好生活和心平气和地结婚。我准备平实地度过一生，任凭春天复春天。
你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普通人不能和普通人相爱，如果我和阿良不可以厮守终身。
（五）
八月的某一天，我拨打阿良的手机，它告诉我说：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我于是打电话到他的单位，他们告诉我阿良已经在半个月前辞职。
打电话到他们家，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人接。我去摁他们家的门铃，邻居告诉我说，这户人家已经搬走。
我想向阿良的朋友们打听一下他的下落，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他们的电话。
阿良的手机再也没有开机。
阿良，男，二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八。他在和我平静相处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毫无预兆地突然消失。
（六）
一年后，我认识了长跑冠军南生。
读到这里，一个写长篇的女人长舒了一口气，她说：“噢，你的小说终于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我期待他发出别样的声音，你知道，我赞成小说有多个声部。”听到这番关于创作的劝导时，我对她露出了一个凄楚的笑容，不管她有多么诚挚，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我而言毫无帮助，长跑冠军南生的过早出现意味着他会很快消失。他不会有自己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是我一个人发出，对于一个毫无写作天赋的小女人而言，任何规劝都只能是对牛弹琴。这让我想起小学一年级的音乐课。我们一起在教室里唱《放牛的孩子王二小》：“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我总是比其他的小孩要高出一个声调，或者快出半拍来。在自己的调子和节拍中我完全是合乎规范的，没有走调，而且永远只是比别人快半拍。这首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虽然它只有四种短调，却要重复七次，用非常凄美委婉的小调，讲述了一个无比悲惨的故事，这是在最年幼的歌声中所能体会的最凄美的死亡，所以我常常眼睛潮湿，忘我歌唱。老师却在我最忘情的时候叫大家停住，说：“你虽然是对的，但是你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唱才对。”后来，我就不唱了，学别人一样把嘴一张一合，像鱼一样，面无表情地吐泡泡。老师很满意，于是合唱可以顺利进行。我后来也没有资格加入任何一个合唱队。
好吧，我们来谈论一下长跑冠军南生。他是北方人，他妈妈在生他的当晚梦见了南方的天空出现了一只大熊，所以被命名为南生。但是我对这种含糊的民间传说很是怀疑，我说：“你为什么不叫熊生，或者是南熊？”我丝毫没有揶揄他的意思。他毕竟是长跑冠军。长跑冠军毕竟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南生确实长得很俊美。他皮肤黝黑，牙齿洁白，眼睛明亮，嘴唇丰厚，就像是在热带成长的山野男子，肆无忌惮。
在流星雨的夜晚，我曾经和那些女孩子们一起在夜里逡巡。每看见一颗流星从天空划过，我都会大叫一声，在胸前紧紧抱拳，大声说：“上天啊，请赐给我一个帅哥吧。”我的声音如此之大，旁边的男孩子都掩鼻而去。
而南生出现了。他很好看。我在楼梯角碰见他时，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然后才不甘心地忧伤离去。
我后来明白，南生的出现是我的命数。他注定带我进入欲望的禁地，他让我明白那是多么卑贱，又是那么生机勃勃。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戴着眼镜，穿着一件邋遢的毛衣和肥肥的灯笼裤，头发蓬乱。几天后他对我说：“请允许我爱你。我很爱你。我要娶你为妻。”
我并没有被长跑冠军打动。虽然我头脑简单，却天生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对一切类似这样没有来由的话，都会在内心偷偷爆笑。南生向我表白的那天晚上，我像李白一样仰天大笑，没头没脑地大叫：“猪头——猪头——”正好有一个人经过，他有点疑惑地看了看我们。南生就问：“你认识他吗？”
后来我们冲进一家四环外的小卖部。已是深夜，我们大力推开门，我气喘吁吁地叫嚷着：“打劫了，打劫了！把所有的伊利纯牛奶都给我带走。”店主憨憨地笑说：“你们不会打劫，你们是好人。”我大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坏人。”在“打劫了，打劫了”的吵嚷中，南生一把抱起我，冲出了小卖部。
南生并不是一个好人。他很自私，也不善良。他只会替自己考虑，还会撒谎。我之所以喜欢南生是因为他身上质朴的动物性。他的狡诈和城府也是动物的，一眼就可以明白，不加修饰。从这一点上来说，南生是一个纯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