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瑞典文学院将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时候，世界几乎都惊愕这个陌生的名字，他太不为人所知了。
凯尔泰斯生于1929年11月，19岁开始做布达佩斯一家报社的记者，三年来他从没有让头头看出自己有什么特点。22岁，他被报社解聘。凯尔泰斯只有一枝笔和一间陋室。什么饭碗离一个潦倒记者最近呢？为了糊口，他操起了翻译和写作。
其实，他很不幸，一出道就卷进了“二战”漩涡，又是犹太裔，15岁就被纳粹投入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又转到德国布痕瓦尔集中营，只是在那场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灾难中，他意外地活了下来。
这段非常的经历让他无法不产生独特的感受，他抛开烦恼和贫困，在那间陋室，用13年时间，写成了以“大屠杀的阴影”为背景的长篇《无法选择的命运》。这样的大屠杀主题居然“没有任何道德愤慨和形而上的抗议”，只在探索一个作为“人”的生活，小说不合官方要求和时下读者口味，到哪儿去找出版商呢？又过了10年，到了1975年，他尝试了将这《无法选择的命运》投给播种人出版社，但编辑无法接受他的语言和风格而退了回来。接着他又投文学出版社，仍不被看好，只是这一次有幸被一位叫阿赤的女编辑看上了。这位女编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内容。由于阿赤的力荐，凯尔泰斯终于领到了“准生证”，但印数却很少。
就是这很少的印数，仍长期冷躺在书店一角。阿赤有些懵了，她又在《匈牙利民族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的评论。遗憾的是情况依然如故，甚至在1985年小说再版时，冷落依旧，即使后来有了德、法等国的译本，凯尔泰斯仍是文坛汪洋中一个无名小卒。
十分幽默的是，2002年诺贝尔奖一公布，景况顿时大转，不仅包括《无法选择的命运》，还有他所有的其他作品，几天之内便在匈牙利全境告罄，害得印刷厂开足马力日夜加班加点。
这个世界类似这样的怪事已发生过许多，但奇怪的是，我们总在一边惊奇一夜暴红，一边又让这样的惊奇一再重现。
应该说凯尔泰斯还算好，73岁赶上了自己的转运。比凯尔泰斯不幸的更多，大画家凡·高、大数学家伽罗华、大文豪曹雪芹……大体上也都只是有点怪异，他们在有生之年，一直都处于黑暗之中，根本没见上一点光亮。
比如伽罗华，他在投考巴黎综合技术学校的口试中，只是背弃传统的阐述用了他自己创立的概念（群论思想）回答问题，明明是考官无法理解他的跳跃思维，反遭当场嘲笑并拒之不取。他的两篇数值方程论文，因叙述简捷并孕育着一个“特别的概念”，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大师们的诋毁和奚落。要不是还有一个绝对忠于数学的刘维尔，在伽罗华死后14年还愿意钻在里面几个月研究那份他决斗前夜写下的十分潦草的遗稿，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19世纪法国出过一个伽罗华，也就更不会知道19世纪已有人创建了群论。
比伽罗华他们还不幸的更多。他们曾同样做出过惊人的贡献，但他们走着旁门左道，反着传统权威，虽然也写下伟大著作出过伟大思想，也百折不挠地寻找过知音，但一路上他们的上司、评审、编辑，乃至老师亲朋，没有一个是阿赤或刘维尔，都只觉得这个人怪怪的，有着几分神经质。他们只属于未来，但却生于现在，因此业绩埋没了，名姓埋没了，彻底地埋没了，连泡沫也没留下一个。
因为这些原因，人类埋没的天才比发现的天才多100倍，我们践踏的才气比我们扶持的才气多100倍。谁也估算不出因为这类埋没，我们的地球文明延缓了10个世纪还是20个世纪！
胡椒是一流调味品，胡椒气味古怪；榴莲是一流水果，榴莲味臭恶心；我们第一次喝啤酒的时候大致也不会觉得它比马尿好多少——好的东西总是有点怪。蒲松龄不务正业，坐在路边搜集鬼怪故事；伽罗华除数学以外对所有别的功课都极不重视，他甚至可以认为对数学题太容易而在升学口试中拒绝回答——优秀的人总有点怪。
凯尔泰斯呢，他执拗、孤寂，生活可以贫困，著作可以不发表，文章可以不讨人喜欢，他选用的那种写残酷和恐怖的方式绝对不会去变。如果他换个方式写屠杀，像上司希望的和大伙习惯的那种，世上会多出一种肯德基或者麦当劳，但绝不会有今天的凯尔泰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