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的婆婆唐氏，性格粗鲁，平日，吴氏常遭婆婆无故训斥，但她从不顶嘴，不吵闹，一家人有事当成无事样，平平安安过日子。邻里们见了，都夸她是位孝顺媳妇，如果换成别的女人，婆媳二人早就闹起来了。
后来，唐氏患病，长期卧床不起，并发展成了萎病，肢体萎弱，筋脉弛缓，生活难以自理了。这时，有人对她说，你婆婆往日常训斥你，如今，她病成这个样子，全靠你照顾了，脾气会变得好些了。可她婆婆虽重病在身，但性格一点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更粗暴了，遇到不顺心的事，又骂又闹。吴氏知道她的脾气，在生活上多方照料，说话做事处处谨慎小心，以免引起婆婆不快。但尽管如此，婆婆还常常对吴氏不满，有时甚至要吴氏跪在地上，用鞭子或棍子抽打她。跪在地上的吴氏，虽然心里也感到委屈，但她想，俗话说，老人话多，病人怨多。面对这样的婆婆，一要忍得住，二要想得开。婆婆本来性格粗鲁，自患病后，性格变得粗暴了，也许由疾病引起，心情变坏，自己作为晚辈，受点委屈就算了，再说自己将来老了也不知变成什么样子呢！于是，她在挨了婆婆的打骂后，从地上站起来，象往常一样，跑到厨房吃饭，走进房间睡觉。
平日，吴氏和丈夫吃的是粗米淡饭，穿的是用粗麻制成的破旧衣衫，而她总是将好吃的好穿的先送给婆婆，同时给婆婆服的药饵也总是极美好的。
不几年，朱泰不幸去世，吴氏忍着无限悲痛料理丈夫后事。事毕，有人劝她说：“如今你丈夫死了，又没有子女牵连，守着这个恶婆婆作啥，还是趁机离开朱家另嫁他人吧！”
吴氏听了好心人的话后，大哭一场，她以为若改嫁，对自己来说也许真是一种解脱，并可求得新的希望，可想想这苦命的婆婆，虽说她性格不好，有时不通情理，可她也不是铁石心肠，一无感动。再说她的火爆脾气，象六月里下雷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眼下她长期病卧在床，丈夫去世，瞻养老人的责任全落在自己肩上了，如果自己只身另嫁，婆婆如何生活下去呢？摆在面前两条路，是出门找幸福，还是守家尽责任，她思量再三，最后毅然决定，继续留在朱家，挑起赡养照料婆婆的重担。从此，她比丈夫在时更加精心地照料婆婆，“辛苦备至”，凡见闻者皆感动得留下了眼泪。
后来，吴氏与婆婆相继而殁，人们没有忘记这位孝顺媳妇，官至吏部尚书（赐谥“文僖”）的陶堰人陶大临，重其孝节，将吴氏孝婆的事迹向官府上报，并捐俸创祠祀之。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清）《康熙会稽县志·列女·吴氏》。
聘妻志嫁落难郎——沈袠妻胡氏
胡氏，明绍兴府会稽县人，同里沈炼媳，沈袠妻，时人称她为贞节女，无出，卒年51岁。
胡氏早年许配给沈袠为妻，随着年龄的增长，双方父母已择定婚期，忙着为他们办理婚事。可正当胡、沈两家欣喜地筹办婚事之时，沈府突然陷入了一场重大的劫难。
胡氏未来的公公是朝廷锦衣卫经历沈炼，他为政清廉，惠爱于民，秉性耿直，疾恶如仇，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冬（1550）因冒死上疏严嵩父子祸国殃民的十大罪状，触怒了世宗皇帝，廷杖后被远贬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县）为民。后又遭严嵩父子及宣大（宣化镇、大同镇）都督杨顺、巡按路楷诬陷，三十六年九月在宣府就地处死。长子沈襄被充军到边远的地方，沈衮、沈褒两子，杖死塞上。后来，沈袠与被严党抓回来的长兄沈襄一起关押在宣府监狱。杨顺奉严嵩之意，必欲置沈氏兄弟于死地，拷打数百后，拖进监狱，并令狱吏通报食息之情。有幸，后来适逢杨顺被给事中吴时来上疏其罪恶，弹劾系狱，襄、袠兄弟二人才幸免于难，获释返乡。可惜此时沈袠已身患重病，口吐鲜血，匍匐扶父柩回归故里，并按照古制为亡父守丧三载后，才考虑自己的婚事，这时胡氏年已二十有七了。
婚前，沈袠想到，家门不幸，且自己已重病在身，不宜与胡氏结婚。如今她为等待自己，年龄已经很大了，还是早早解除婚约为好，免得连累于她。胡氏闻息，心想，如果沈门没有这场劫难，我俩早就成了夫妻。更何况，这场劫难是权奸残害忠良呢？沈郎不愧忠良之后，我决不能对他无情无义。就这样，一对劫后幸会的情侣按俗举行了迟到的婚礼。
也许老天有意要与忠良之后和这对恩爱夫妻作对，沈袠结婚才6个多月，病入膏肓。这时，他自知不起，脸带愧色，断断续续地对日夜守在身旁的胡氏说：“我连累你了，连累你了……”
胡氏含泪注视着病危的丈夫说：“人命在天，早在我俩结婚之前，我的父亲和兄弟已疑君身有疾病，然夫妻本是同林鸟，有温暖难免历风霜，我决不回头，事至今日我也心甘情愿。”
沈袠听到妻子一番感人肺腑之言，脸上泛起一阵笑意，眼中溢出了苦涩的泪水。不久，抛下新婚爱妻，撒手人寰。
沈袠去世后，胡氏抱尸恸哭，哭声昼夜不绝，并变卖所有陪嫁的衣服，为丈夫料理丧事。有些人看她对丈夫如此痴心，很不理解，还讽刺她，指责她，她即断发划脸予以抵制。
在丈夫去世后的漫长岁月里，胡氏苦心守志，不思婚嫁，终日坐卧室中不出门，还闭门谢客，即使同母所生的兄弟姐妹来访，一般也不相见，如此者20余年。
神宗万历初年嵩败后，与沈袠一起获释的长兄沈襄，以荫补官，知湖南安乡县，迁刑部主事，官至姚安府太守。胡氏即以襄子某为嗣。晚年，身患疾病，不药而逝。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明史·列女·胡氏传》，中华书局校点本。
（2）（清）《康熙会稽县志·列女·胡氏》。
含辛茹苦育“遗腹”——刘宗周母章为淑
章为淑（约1551~1601），明绍兴府会稽县道墟（今属上虞市）人，父章颖，字南洲，明末颇有学问而屡试不举的儒者，《易》学名家。山阴县城内水澄里庠生刘坡妻，我国宋明理学史上“蕺山学派”创始人、儒学名臣刘宗周母。生有懿质，性淑情娴，寡于言笑。婚后，恪守妇道，悉心教子，邻里无不称其贤淑。
纳劝留“腹”
山阴刘家，先世为汉代长沙定王刘发之后。至宋代而有退翁先生刘礼迁居庐陵，四传而为扬州别驾刘廷玉，刘廷玉之子刘文质，于元成宗大德年间辟为山阴县幕，始居山阴水澄里，刘坡为刘文质第10世孙。
刘坡（字汝峻，号秦台），生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18岁递补为会稽县儒学生。生性矜严好礼，循规蹈矩，闭户读书，行为端正，受到里人敬爱。
章为淑18岁嫁到刘家后，孝敬公婆，夫妻和睦。27岁那年，女儿已满周岁，且又有五个月的身孕，一家人生活在清贫而欢乐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此时，犹如雷打鸳鸯，家遭劫难，家中的顶梁柱刘坡，壮志未酬，因患痢疾，年仅30岁而卒。顿时，大人和孩子哭声连天，乱成一团。章氏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欲寻短见。
章氏是深受章颖钟爱的独生女儿，就在她年轻伤夫，意欲死殉之际，章颖劝解强阻，对女儿说：“儿即死，奈尔夫无后，天道有知，假尔孕生男以报地下，死未晚。”章氏听从父亲的劝解，打定注意，要死也要先生下这苦命的孩子，打消了死殉的念头，她含悲撰文祭祀夫君，称“尔欲有后，上叩帝阍”。
此后，她以未亡人自处，一女在手，一儿在妊，年纪轻轻遭受伤夫之痛，备受生存之艰，闻者多为之黯然伤神，郗嘘不已。此时，章氏的唯一希望寄托于操动于腹中的胎儿了。
寡门育孤
明神宗万历六年正月廿六日（1578年3月4日），章氏生下宗周，小宗周的出世，虽多少弥补了章氏的亡夫之痛，但家贫如洗，自己尚难以自养，何况要抚养宗周姐弟二人呢？养儿的艰辛使刘母心里阵阵发愁。
此时的刘家已一贫如洗。小宗周的曾祖父刘概，晚年家道中落，竟至售厅度日。祖父刘焞，育有刘坡、刘瑛、刘瓒三子。为培养长子刘坡，他“岁延名师，开塾学”，10年间耗尽百亩田产。父亲刘坡，虽学有所成，却未及考取功名。面对刘家困境，小宗周的外祖父章颖出面，请求其祖父刘焞，待宗周满月后暂时抱到母亲娘家抚养。此后，章氏住在娘家，仍对公公力尽孝道，经常往来于城内水澄里和道墟两地，生活过得十分清苦。
宗周5岁那年，遇上灾年，祖父刘焞被迫将水澄里的房屋变卖他人，更是一贫如洗，真是“天地之大却无立锥之地。”无奈，他一度借住亲戚家。不久，又被迫携二子转徙麻溪山庄。后迫于生计，不得已佐以樵渔。直到20年后，宗周中举，才欣喜地回祖地聚首同住。
刘家已无房可住，章氏因无处安居，内心凄苦无比，日夜恸哭，只求一死。时父亲章颖怜伤爱女生计之苦，再次出面恳求刘焞，让宗周母子日后就住在道墟娘家。
其时，宗周外祖父家生活负担也很重。章颖育有二子一女，长子为云，次子为汉。万历年十一年，外祖母杨安人过世。仲舅为汉自幼刻苦读书，致罹危疾，几废举业。他先后迎娶王、胡二氏，皆因病逝去，再娶宋孺人，生有四子二女。现又添入宗周母子，生活益显窘困。两位舅父舅母，视宗周如己出，尽力照料，特别是仲舅为汉和舅母宋孺人对宗周母子给予了亲情和温暖。宗周6岁那年，仲舅给他一件粗布褞衣，他一直穿了10年时间。
宗周少年时，子孤母寡，当时，母亲带着他们姐弟二人虽依章氏而居，又有二位舅兄“敦手足之情，无烦孤寡以拮据”，但仍不免有仰食之嫌，所以刘母勉力躬操纺织自给，尽量减少两个哥哥的生活负担。随着宗周年龄增长，刘母开始考虑独立门户，分灶自食，以便日后宗周成家立业。于是，她从族弟家借得一间屋子，分舍而居，临时雇用一婢担柴挑水，操持家务，自己奋力纺织，却一日仅吃早晚两顿。由于长年劳累，不到40岁，已身心交瘁，形容枯槁。宗周晚年对母亲含辛茹苦的情形记忆犹新，曰：“太恭人顾刻苦自励，躬操纺织，已躬受之织，织成贸市以博微赀，天更端，纺织如故，寒暑以为常。”
三遣寿昌
宗周7岁时，开始就读村塾，事童蒙业。第二年，宗周又从三叔秦屏公读《论语》，9岁时，第三次转学，就读于外族章姓舅辈开设的宗族学塾，10岁那年，由于家贫实在无力筹措足够的学资，便就读于外祖父章颖开设的塾馆。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以“经术行谊推重海内”，“冠冕士林”，“以学行为海内士人师。”四方乃至京师之地，先后及门者不下千余人，颇有造就者，成绩斐然，而“传先生经学世其家者又数十人”。其中，功名最为卓著者，当推华亭（今上海松江）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阶；会稽（后归籍顺天）河间府同知、光禄少卿（未赴任）周应中，会稽国子监祭酒陶望龄及中州郭蒙吉等。章颖大半生以塾师为生，晚年归老乡里，重操旧业，设塾馆于家，召乡里族童入学。章颖“喜与门士激扬风节”，对宗周一生尚气节、重操守的品德影响较大。宗周入塾读书后，他见小外孙聪颖勤学，成绩突出，逢人便夸奖说：“外孙日后必有所成”，对宗周寄于厚望。每到晚饭时，他就给宗周讲述古人忠孝节义的事例，引导宗周树立志士仁人的节操观念，使他幼小的心灵中，逐渐确立了耻为干禄之学的志向。
万历十七年（1589）夏，宗周仲舅喜中举人，官署寿昌（今建德）儒学教谕。章颖由于年迈，欲随儿就养，便准备举家偕行。他担心自己寄于厚望的宗周因此失学，就劝说女儿让宗周随其同往寿昌就读。仲舅及舅母宋孺人也考虑到宗周正处于学业关键时期，决定捎上宗周，以便让他在自己就职的儒学馆中就读。章氏虽然不忍离开爱子，但为了他的学业和前程，欣然同意，就让他随外祖父一同前往仲舅教馆。就这样12岁的宗周，第一次离开母亲，远赴寿昌。
从绍兴到寿昌，有水路可通，路途也不十分遥远，但没想到随从者在途中不慎丢失了盘缠，害得一老一少酷暑天徒步行走，一天走了90里。结果一到寿昌，宗周即因体力透支而患病，一只脚不能行走，昼夜疼痛，历时5个月，不得已，只好于十一月携宗周返回绍兴养病。
第二年春天，宗周足疾好转，再次辞别母亲，刘母叮嘱他要好学上进，关爱身体。不料，宗周随外祖父到寿昌不久，又患了病，且久治不愈。养病期间，外祖父开始为他讲授六经之首的《周易》义。在寿昌一年多，宗周身无旁鹜，目的明确，受到了相当完整而严格的治学训练。在寿昌期间，宗周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学习心得。可惜这一时期的日记，没有保存下来。
其间，宗周一度随外祖父回到道墟，刘母第三次遣子远行，赴寿昌完成学业。
万历二十一年，仲舅再次擢官，出任河南永宁知县，16岁的宗周中止了在寿昌的学业，随外祖父返回绍兴故里，先后师事章又玄读书，从鲁念彬执经。19岁时，移馆稷峰家。
宗周在五年时间中三上寿昌，往返数千里，一心向学，备受艰辛。在他外出求学期间，刘母未尝有姑息之恋，颇有孟母风范。经过两年时间的求学，宗周不仅受到了相对系统的儒家经典学识的训练，养成了日后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思考理念，而且由于先后受包括外祖父、仲舅在内的诸师授业，为他的举子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慈母严训
宗周遗腹称孤，父亲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接，但他秉承了其父清正严毅之风。当然，对宗周的品节志行有着直接而持久的形塑影响的是其母亲，刘母希冀儿子学有所成，继承父志，因此对他要求甚严，有过必责其改正。宗周日后成为一代大儒，慈母之教，功莫大焉。黄宗羲称“先师之为大儒，皆太夫人危苦所成。”
的确，刘母坚毅超常的慈母情杯，忍辱负重，给宗周人格的锻造以深刻的影响。他竭力保证宗周相对完整的举业教育，同时相当注重品德教育。常说：“人须有刚骨，方能自立”，这养成了日后宗周刚毅不拔、器识不凡的完粹品行。
一次，宗周参加浙江秋试时，因备感生计艰难，奉养难继，就有意请托求见当权者，刘母得知后，怒斥道：“汝母之为乎？母则有旧飦粥在，而尔故出此，惧汝福祚之不长。”见宗周有浮躁意，她即告诫说：“戒之！戒之！毋多言，多言败德；毋多动，多动败事。”
万历二十五年八月，宗周以优异成绩参加了杭州举行的乡试，考试完毕，持卷回家，当时年逾8旬的外祖父，正准备乘舟，随迁任广西北流知县的二儿子刘为汉，到广西终老。教人无数而见多识广的章颖，一阅宗周试卷后内心大喜，说：“甥必举矣，余何为事万里行？”于是与二儿子作别，回到家中。乃至揭榜，宗周果然高中，名列第42名。
宗周试毕返家时，天已将暮，他换上便服，前去晋谒母亲。刘母一见，当即厉声斥说：“你今天虽然分期侥幸中举，难道没有举子服可穿，而以私服随便见人？现在已是入夜，简亲弃礼，自此始矣！”宗周闻言，赶忙回房更衣，再向母亲行礼，而刘母仍然面无喜色。
万历二十八年底，全国会试又将举行，宗周看到母亲容色憔悴，欲尽孝道而不去赴考，但刘母执意以赴考为重，命令儿子成行，宗周只得隐忍挥泪而别。翌年三月，会试揭榜，宗周得129名，应殿试列三甲五名，同进士出身。张榜之日，宗周仍在闭门读书，同考中有人告诉他得中高榜，方才释卷而出。不幸，放榜第二天，宗周却得到了母亲过世的噩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