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度过幼年时代，兄弟姐妹7人，他是第4个孩子，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出生后不久夭折了。他从虚龄6岁起入家塾读书，先生教得严格，元培学得用功，小小年纪，养成了沉实内向的性格，好静心读书，独立钻研，常埋头于先生所授功课而不闻窗外事。一次，楼下失火，他竟还在楼上镇定自若地读书。
清光绪三年（1877），元培11岁那年，他平淡的幼年生活骤起变化。他父亲身为钱庄经理，待人宽厚，对朋友更为慷慨，有贷必应，而又不忍心向人讨债。那年，他见钱庄获利甚厚，给店伙们加发了年终奖金，不料，东家对此大为不满，责令赔偿，从此，他忧郁成疾，不久撒手人寰。
元培父亲去世后，家中几无积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元培晚年在《自写年谱》回忆道：“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这一房，固然陷入困苦，而不多几年，二叔父、五叔父、七叔父先后失业，即同住一弄的亲戚家，也渐渐衰败起来。”当时，他两个未出嫁的姐姐，竟有病无治，相继去世。店伙们见元培兄弟孤苦无依，打算募款接济，并供元培读书，却被元培母亲谢绝了。
他母亲虽无多少文化，却贤慧能干，又颇有志气。任凭家庭变故，生活贫困，但从不接受别人施舍，她靠典衣质饰，省吃俭用，以柔弱之肩扛着这个苦难的家庭重担，并决心将元培兄弟培养成人。她常对孩子们说，要“自立”、“不依赖”。她对孩子们管教甚严，她自己做到慎言。要求子女也养成慎言的习惯。元培回忆说：“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工。我们如果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致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
当时，蔡元培一家的日子是很艰难的，但家庭的变故，生活的贫困，并没有改变母亲培养儿子的决心和元培好学不倦的志向。聘不起塾师，元培就到处附学；一时无钱买灯，他就借炉灶火光读书。夜里，孩子们做功课，他母亲则在一旁陪读，温语安慰、勉其力学。一次，元培功课做得太晚，过于困倦，思路打不开，母亲便劝他索性早睡，第二天黎明再将他叫醒。经过一夜休息，精神恢复，思路开朗，很快做完了功课。此后，元培养成了熬夜不如早起的习惯。
母亲的教诲，深深地印在元培兄弟的心上。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么说，我将怎么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她常将这些话讲给子女们听，使他们养慎言的习惯。元培后来回忆说：“自己宽厚的性格，受自父亲遗传；‘不苟取，不妄言’的品行，则受诸母教。”在《自写年谱》中谈到早年家世时，元培更多是提到母亲的养育之恩和影响。他深情地说：“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母亲对元培的影响最大，元培也最爱他的母亲。光绪十一年，元培17岁那年，母亲胃病加剧，服药亦不见效，他听说叔父刲臂，曾使其祖母延寿12年。元培虔诚仿效，瞒着家人，偷偷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小片肉，为母和药。翌年，母亲病故，元培万分悲痛，必欲行寝苫枕块之制。被家人劝阻后，他又于夜深人静之际，挟枕席赴棺侧而睡，其兄弟闻之，知不可阻，便设床于停棺之堂，兄弟共宿。晚年，元培旅居香港时改从母姓，取名周子余，以表示对母亲的怀念。
母亲去世后，元培应聘到同乡望族徐树兰家校书。他在古越藏书楼校勘藏书，博览群书，历时4年。后来，元培又中举人，当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先后出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毛泽东称颂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中间，有着他叔父铭恩的悉心指导，塾师的严以督责，更有着慈母的谆谆慰勉和殷切期望，引导蔡元培由经商世家踏上读书之路。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崔志海：《蔡元培》，浙江人民出版社。
（2）李华兴：《人世楷模蔡元培》，上海人民出版社。
母教如山益终身——朱庆澜母董氏
董氏（约1854~1887），清山东鲁南某县人，19岁时，因家乡遭旱灾，随父母弟妹逃荒，路过历城（今济南市），应聘为朱锦堂继室，庆澜母，聪慧俭朴，教子有方。因生活艰苦，贫病交加，年仅34岁去世。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祖籍绍兴府山阴县柯桥渔后村人。祖父亮士，为人孝悌力田，祖母潘氏，勤俭持家。父亲朱锦堂，字星桥，昆弟7人中居中。少时读四书五经，成年后娶绍兴潘氏女为妻，到太平天国运动发生时，携眷北上，游幕于山东，历聘各郡县主管刑事，所到之处宽厚有仁声。同治十二年（1873），锦堂寓居长青县时，年近花甲，未有生育。此时，正巧年轻的董姑娘随家逃荒路过，锦堂将她聘为继室。长青县在押囚徒合为他祈祷神灵求子，翌年董氏竟怀身孕，并先后生下庆澜、庆恩二子。锦堂晚年得子，“鲁人莫不传呼庆幸，以为善人必有后也。”可惜他遭受颠沛流离老年多病，62岁就去世了，时董氏年方25岁，庆澜只有5岁。10岁嫡母潘氏弃养，越5年，又遭生母董氏之丧。
朱庆澜自幼深受母亲的影响，使他形成刻苦耐劳的品格，兼有南方人的优良传统和北方人刚勇正直的气质。朱庆澜曾意味深长地对女儿说过：“母教重如山”。
朱锦堂去世后，董氏一家孤儿寡母，生活陷入困境。但她对两个儿子十分关爱。虽说她当初不识字，但几年来在丈夫的教导下，不但识了不少字，而且越来越感到读书求知的重要性。为了让庆澜将来能象丈夫一样当上一名“绍兴师爷”，家中无钱送他上私塾读书，她就请求丈夫往日的一位张姓好友暇时来家为庆澜授课，终使庆澜能初通文墨。董氏对儿子的关爱，主要体现在品德和学识的严格要求上，其中有三件事使庆澜爱益终身。
朱庆澜小时候，天真活泼，爱动好玩。当时，富家子弟养金鱼，玩笼鸟，朱庆澜受他们的影响，也买了鱼缸养金鱼，置了鸟笼养飞鸟。从那以后，他上学想着它，放学后玩弄它，白天老师布置作业也不想好好地完成了。母亲看他玩弄宠物过了度，把他叫到面前对他说：“我们家穷，不能看富家子弟的样，你要把大好的光阴用在读书上。”庆澜既感到母亲的话很有道理，但又舍不得丢掉宠物，还是经常玩弄它。有一次，他玩迷了，不听母亲的劝教，母亲一怒之下，将金鱼缸摔出门外，还放走了飞鸟，踏破了笼子。这时，母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应该立志读书上进，切不可玩物丧志啊！”
少年时期，朱庆澜周围的许多青少年，都喜欢围在一起玩纸牌，也有赌注，稍有输赢。庆澜先是围着看热闹，后来慢慢产生了好奇心，最后，有了侥幸心理，竟拿出一点零钱与伙伴们赌输赢，而且越玩兴趣越浓。有一天，玩得十分开心，竟忘了回家。回到家里，当母亲知道他又在玩纸牌生了好大的气。她从庆澜那里夺过纸牌，将它烧掉了，并告诫他说：“赌博是败家子的行为，以后不许再玩，将来长大成人了，也绝对不许赌博。”
董氏步入中年后，经常生病。一天，她因腹泻，无钱医治，病卧在床。邻居有位好心人，借给她烟具，并给他鸦片烟泡，说抽两口鸦片烟，腹泻就会好转。他母亲一试，不知怎的，果然见效。以后，他一遇腹泻，就抽两口烟。庆澜见了烟具，感到好玩，又觉得烟气好闻。于是，每当母亲抽烟时，他就躺在对面闻烟味。这时，母亲意识到，如果自己经常抽这种烟，会使孩子不知不觉地沾上恶习。于是她立即将烟具送还，并含着眼泪对儿子说：“抽上鸦片烟，人就没有上进心，还会使健壮的人变成废人，以后长大了也绝对不许抽鸦片。”
朱庆澜谨遵母命，终身遵守不忘，尽管他后来身居高位，辛亥革命时，被选为四川副都督，民国元年（1912）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护军使、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5年，出任广东省省长、新军司令官、广西省省长，后应张作霖之邀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但始终不敢忘掉母教，都以禁烟（鸦片）为政令，自己也一生不吸鸦片，不赌博，并告诫子女，禁烟禁赌是我们朱氏家族的家教，不得违反。他有时到朋友家中，他们多设有烟盘、麻将牌，有人想拉他下水，他也是一尘不染，连纸烟都不吸，还规劝友人禁烟禁赌，并说明烟、赌的危害性。他一生不但不再玩金鱼、笼鸟，还告诫子女，不要“玩物丧志”，浪费光明，虚度年华，要把大好时光用在读书求知及事业上，并在送给女儿朱德君的一条幅上写道：
陶渊明曰：“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绍兴文史资料》（第二辑）。
（2）绍兴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平凡之处见精神——鲁迅母鲁瑞
鲁瑞（1857~1943），清绍兴府会稽县安桥头人，鲁晴轩女，周伯宜妻，鲁迅母。鲁迅原名周树人，因母亲姓鲁，取鲁为姓。善良敦厚，吃苦耐劳，夫亡后一直守寡，艰辛教子，并先后让两个儿子放弃时人迷恋的科举，离开她远去南京、日本读书。婚后，长住绍兴城内都昌坊口。1919年12月，鲁迅将年逾花甲的母亲接到北京居住，享年87岁。鲁迅追求进步，不畏强暴，执着坚韧，深明大义等情神，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
破俗放足
旧时有女子缠足的陋习，孩子幼时，用布帛紧扎双足，使足骨变形，脚形尖小，以为美观，俗称“三寸金莲”。相传南唐后主李煜令妃嫔尧娘，用缣帛把脚包裹起来，且包裹成新月的形状，使脚尖上翘，穿上精制的弓鞋，以满足爱美之心，从此，民间的女子开始效仿，缠足的习俗流传开来了（一说缠足之习俗始于南齐东昏侯时）。可明清时期女子要把脚缠得损骨伤筋，缠成三寸，痛苦不堪。清康熙三年（1664），曾诏禁缠足，但七年又罢此禁。
鲁瑞小时候，尽管她不愿缠足，可无力反抗，也被缠成一双小足。清末，天足运动兴起，但在封建意识浓厚的古城绍兴，很少有人响应，早就厌恶缠足的鲁瑞却毫不犹豫地放足了。
当时，周氏家族中有一个不第的文童，绰号叫“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脚了，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还称她为“妖怪”，鲁瑞听了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评理，却只是冷冷地说：“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弄得那个文童十分尴尬。直到她晚年在北京时，还常把这话讲给家里人听呢。人们说，这事足以反映她的战斗性呢！
情系故家
鲁瑞的娘家安桥头，是一个绍兴城东北30华里曹娥江附近的偏僻小村，嫁到城里后，她不忘故家的亲人和父老乡亲，也不忘哺育她成长的山山水水，于是每当清明、炎夏或秋后，她总要去探望年事已高的母亲，为祖上扫墓，或在乡间住上一段时间，而且，总要将长子鲁迅带在身边。
鲁迅到了外婆家，真如俗话说：“外甥大如皇帝”，在另一个广阔天地里尽情地玩乐。鲁瑞除了叮嘱鲁迅要注意安全外，同意他和农村亲友的子女一起去看社戏、观赏八月十八镇塘殿海潮，与农家子弟一起钓虾、捕鱼、放牛、摇船、摘罗汉豆等，让他与农民为伍。后来，鲁迅还在农村交了不少朋友。这些农民和农家子弟，具有中国农民勤劳、淳朴、节俭等美德，他们不论是鲁迅的祖父做官，他当“公子”、“少爷”的时候，还是其祖父身陷囹圄，他落难以后，都不象上流社会那样，以势利的眼光待人接物，他们对鲁迅的态度依然如故。这种和劳动人民的孩子共同生活的片断，以及从劳动人民和他们孩子那里获得的深厚真挚的友谊，在鲁迅的生活中，形成了一股鼓舞他前进的力量，也就成了他日后属于人民的伟大作家的创作中最初的，但却是一个最生动的源泉。
承传孝风
鲁瑞是位纯朴贤惠的女子。在娘家时，敬爱父母，嫁到周家后，孝敬公婆，以身范人，教育孩子们要孝顺长辈。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1月，她的三子周建人18岁那样，经钱姓同学向杜海生推荐，到位于城内塔子桥的僧立小学任校长兼教师。他第一次领到薪水后，将8元钱薪水全部放到母亲面前，兴奋地说：“姆妈，这钱是我刚拿到的薪俸，都给你，以后你不用再愁饭米钱了。”的确，按当时的米价这钱已足够养活全家了。对儿子的一片孝心，鲁瑞十分感动，笑着说：“阿松（周建人小名），家里节约点饭米钱也还有，你没有读多少书，就出去做事，赚钱不容易，我不想用你的钱，你自己去买些书，自修自修吧！”周建人将钱推来推去推了几次，可母亲还是不肯收下。
鲁迅的生祖母孙氏，城西偏门外跨湖桥人，在生下鲁迅父亲不久就死去了。继祖母蒋氏，城西郊鲁墟人，她很爱孙辈，个性爽直，诙谐幽默，常给他们猜谜语、讲故事，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鲁瑞平时十分孝敬她。看到今天小儿子能挣钱养家了，心想，可不能忘了她老人家呀！于是她对儿子说：“阿松，如果你真有多余的钱，可以隔个把月，给你娘娘（祖母）一、二元钱，前些年她照管你们兄弟几个够辛苦的，你如今自己能挣钱了，给她一点零用钱，让她高兴高兴也是应该的。”
周建人觉得母亲说得对，便急忙跑到祖母房里，对着祖母的耳朵说：“娘娘，今天我发薪水哉，喏，这两元钱给你做零用钱。”祖母听了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她手里捏着两元钱，摸看了好一阵子。此后，他祖母见了亲属时，常常嘀咕着这么一句话：“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三兄弟中，阿松最早赚钱，连我也用着阿松赚的钱呢！”
关心国事
鲁瑞小时没上过学，却凭着不懈的努力，自修到能够识字看书。她住到北京后，不到一星期便对鲁迅说：“阿大，我没书看了。”
鲁瑞早年爱看旧式说部小说。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夕，她把日夜消遣的小说丢开，开始看起报纸来了。每天大清早起床，她抢先把鲁迅要看的报纸拿过来，戴上老花镜细看一遍。平时，等不到第二天的报纸，自己便买起晚报来了。有时竟买好几张不同报纸，看了以后，除了向有知识的人打听国家大事外，还向不识字的人讲解。要是女师大的许广平等来她家，她便将报上的新闻与她们研究、议论起来，她的议论往往好恶得当，遇到不平之处，显得慷慨激昂，惹得鲁迅都笑起来了。
鲁瑞通过读报，了解社会现实，懂得了鲁迅所作所为的意义，从而给予极大的理解和支持。
埋痛赞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住在北京的鲁瑞，已是耄耋之年，闻此噩耗，这位坚强的母亲，强忍悲痛，没有哭泣，只是悲痛至极，两腿发抖，不能举步了。
鲁迅去世，惊动全国，社会各界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追悼活动。毛泽东为他题署墓碑，对鲁迅光辉战斗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痛失爱子的鲁瑞，竭其所能，广泛搜集记载鲁迅后事的报刊及资料，堆了满满的半床，并一一加以披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