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于清晨赴难，迫于清廷淫威，亲戚远避，乡亲亦不敢前来收尸，后由善堂草草成殓，未封棺盖，藁葬于府山北麓张神殿背后。此时，誉章和淳芝甚为焦急，以为安葬秋瑾责无旁贷，极不能“掩蔽无具，听其暴露。”这时，张淳芝决定给秋瑾以厚殓。于是委托何阿淦招来一个峡山村的何某，交给他300银圆，托他购买全套绸制的入殓衣被，另外又托人在药业会馆购买一具三墙四底的上好寿材，准备重新殓过，择地安葬，并说明事成之后，重重厚谢。谁知一去数天，杳无回音，张淳芝派人到厝地察看，其时正值酷暑，尸体开始腐烂，尸臭外溢，难以收拾，而何某却杳如黄鹤，淳芝始知上当。因慑于清廷当局追查，只得忍气吞声，另派人将棺盖密封，加草扇就地暂厝。当年冬，风声稍平，遂由秋誉章密雇夫役，移厝常禧门外严家潭殡舍。
秋瑾生前，在近亲中，与其结成骨肉之情的唯有她的嫡嫂张淳芝。王金发曾经在秋瑾面前称赞她有这样一位贤淑的嫂嫂是福气。秋瑾的后人，儿子王沅德、女儿王灿芝对这位舅母都十分尊敬。抗日战争前，王沅德几乎每隔三年一次，专程从湖南远道赶来绍兴探望舅母。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秋仲英：《秋瑾和她的嫂嫂张淳芝》（《绍兴文史资料》第3辑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2）秋宗章：《六六私乘》（《秋瑾史集》），华文出版社。
养母抚弟卖画图——画家任霞
任霞（1870~1920），字雨华，清绍兴府山阴县人，祖父任鹤声，父任颐（字伯年），湖州吴少卿继室，无出。乔居上海。出于丹青世家，人物、山水、花卉，无一不精。所画大幅佛像，“用笔古雅，赋色浓厚”。《辞海》任颐条载：“女任霞，字雨华，善画。”《中国古代画家辞典》等有录。
任霞的祖父鹤声，善工丹青。长于画“花雕”。光绪年间，绍兴出口6坛“花雕”，他在坛上画武松过景阳岗，从饮酒到岗上打虎，具有连续性，画面别致，首创花雕人物装饰，使绍兴名酒得以增色。父亲任颐，是著名画家，与师任熊、任薰合称“三任”，徐悲鸿誉他为“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他虽是著名画家，且也是个极为普通的平民。年轻时遭离乱，没有受过高深的文化教育，也没有受到达官贵人的知遇，双亲去世后，流寓他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步入中年起，身体很不健康，30岁后头发就花白了，又兼以嗜鸦片烟，酷爱喝酒。50岁后，肺病加剧，一到冷天就咳嗽不止。加上他直到晚年，润例还是半块钱1尺，一点不加。平日又懒得给人作画，所得“润笔钱则信于挥尽”，生活困苦。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初四日，在贫病中去世，年56岁。
任霞幼承家学，耳濡目染，得父真传，亦工山水。“人有以伯年遗稿索临者，寻其脉络，矩步规行，一种苍秀隽逸之趣，与原本复合，可谓极丹青家之能事矣。”“其署伯年款者，人莫能辨，有为其父代笔之作。”
任颐去世后，家境更为萧条。此时，其子任堇，年仅15岁，于是，年已26岁的女儿任霞，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为了生计，她收拾起父亲的所有遗作，并运用自己的绘画技艺，日夜劳作，靠绘画出售，养活母亲和弟弟。有时，因自己在画坛上的名气不大，买画的人少，为急济家用，她常常在自己的画里署上父亲的名字，以吸引顾客买画。
任霞的孝行世人多有评说。《小阳秋》说：“伯年客死沪寓，身后殊萧条，幸其女霞，字雨华，传家学，卖画以养母抚弟，且常署父名以图易售。”足见其在困境中事孝的感人情节。由于任霞至孝养家，其母得到精心照料和尽心瞻养。弟任堇，字堇叔，能坚持学业，后来成为博通诗文训诂，又善书作画的一位怀才之人，有《任堇叔遗稿》5册，名列《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任霞“惟颇矜惜，罕为人作，故流传甚少。”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创作《松下泛舟图》扇，为日本国家博物馆收藏。光绪三十一年作《梅岭骑驴图》，笔墨布局克绍家风，现藏平湖市博物馆。《玉树鹳鹆图》轴有蒲作英题诗，藏上海博物馆。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王靖宪：《任伯年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2）《绍兴县志·人物·任霞》，中华书局。
随夫革命赴东瀛——辛亥革命志士王振汉
王振汉（1872~1926），本名淑德，小名贞姑，清绍兴府山阴县柯桥江头村人，父王陪卿。同治十四年（1888），17岁时，与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徐锡麟结婚，支持丈夫奔走革命，生子学文，在徐锡麟等影响下参加革命，历尽离乱之苦。
王淑德出生于绅商之家，父亲王陪卿做过幕僚，后转营商业，开办煤矿，被人诓骗失败。她当时是个独生女（一弟一妹均晚出），为父亲掌上明珠，亲自教她读书识字。她聪慧勤劳，有一定文化知识，眼界比较开阔。
徐锡麟（1873~1907），同县东浦镇人，是一位有志青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救国思想，投身到救亡图存的各种社会活动。王淑德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极力帮助他摆脱大家庭的种种约束。当时，夫妻俩住在“贻经堂”东首五间楼房中的一间房中，后窗临河。每当丈夫深夜回家进不了“贻经堂”大门时，她总是开着后窗迎候。丈夫则按他们商定的办法，将撑船竹竿插入河岸的石板缝里，然后像飞燕般地攀爬竹竿，跨窗入室。次晨，丈夫急于外出，又从窗口爬出，顺竹竿滑下。窗口成了徐锡麟进出“贻经堂”的秘密通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徐锡麟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同时又在轩亭口开设“特别书局”，并邀集同志，筹建明道女校，次年正月创办东浦热诚学堂，工作十分忙碌。王淑德对他非常体贴，处处细心照料，并在丈夫的启迪下，逐渐关注国家大事和民族前途。
1905年夏，秋瑾从日本回到家乡后，特地到东浦热诚学堂访见徐锡麟，又到“贻经堂”探望王淑德。秋瑾豪迈的举止言谈，常常感染王淑德，大大增强了她走向社会的勇气和决心。
是年冬，光复会为了策动起义，经过长期的思想准备，陶成章提议，采用捐官的办法，尽量利用各种机会学习军事，待机发动起义。后经徐锡麟等积极活动，得到绍兴许仲卿的资助和任湖南巡抚的表叔俞廉三的推荐，顺利地获准去日本学习陆军。于是徐锡麟等带领陈伯平、马宗汉等赴日。行前，王淑德得悉，决心以秋瑾为榜样，为挽救中国，跟随丈夫参加革命。徐锡麟理解并接受妻子的要求，向她说明此行的目的，介绍她参加了光复会，并为她改名“振汉”。
徐锡麟夫妇到了日本，在神户乘火车赴东京，秋瑾在新桥车站迎接他们，并为他们张罗一切。此间，王振汉和秋瑾朝夕相处，成了好友。她跟随秋瑾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各种集会，听取革命演说，使她进一步提高了反清革命的认识。
1906年5月，徐锡麟在东京，与陶成章等谋入联队或振武学校，皆不成，决心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当时有的同志劝他将身怀六甲的王振汉留在日本，他断然拒绝。王振汉深明大义，坚决跟随丈夫参加革命活动，毅然一起回国。回国后，王振汉已临近产期，回到东浦老家。徐锡麟为实现革命计划，离别临产的妻子，进京捐资入官，得官员衔，分发安徽安庆。7月，儿子徐学文出世。
同年12月，徐锡麟回家告别妻子，赴安庆任职。翌年3月，王振汉在秋瑾及三叔徐锡麒的陪伴下，带着儿子去安庆，寓居安庆小南门二廊巷“徐公馆”，帮助丈夫料理家务和接待革命同志。7月初，浙皖起义前夕，徐锡麟决定遣归家属，王振汉怀着惜别之情，将亲手缝制的官纱衫给丈夫穿上，遵嘱带着儿子，经上海返回绍兴故里。
不几日，安庆起义失败，清政府残杀徐锡麟后，接着绍兴徐、王两家被查封，并四处抓捕两家的人。为了躲避这场没顶之灾，王振汉怀抱刚满周岁的孤儿学文，先逃到澎潭村徐学文的奶妈家躲避，后在四叔徐锡骥的伴送下经乔装逃往日本。当时，清政府将王振汉列为通缉对象，安徽巡抚冯煦还电请驻日公使缉拿王振汉“回国讯办”。后因按当时国际惯例，王系“国事犯，照约未便擅拘”，才免于难。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建立后，王振汉才带着儿子回到家乡。1914年，徐锡麟所创办的热诚学堂遭火劫，王振汉将2000元（银元）抚恤金，悉数捐赠，重建校舍。遗憾的是，由于她长期过着流漓颠沛的苦难生活，加上哀伤过度，严重损害健康，以至双目失明。1926年病逝，卒年55岁。
其子徐学文192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毕业。1929年由四叔徐锡麟出资，留学德国，获柏林大学药物化学博士学位，1936年学成回国，攻制药化学。娶德籍女为妻，取名徐曼丽。1946年赴台湾，曾任工矿总公司总经理、樟脑局局长及台湾省政府建设厅参议等职，后经营进出口贸易。1987年携妻与子乃达回绍兴东浦，1991年7月逝于台北。孙子徐乃达，现任台湾侨兴有限公司、侨联有限公司、侨龙有限公司董事长及美国华盛顿大酒店董事等职。孙女徐乃锦为蒋经国长子蒋孝文妻，美国南加州大学心理学硕士，台湾知名社会活动家。曾任台北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长。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王振汉小传》。
（2）何信恩、高军：《越中名人谱·王振汉》，研究出版社、杭州出版社。
为国牺牲敢惜身——巾帼英雄秋瑾
秋瑾（1875~1907），原名闺瑾，乳名玉姑，后改名瑾，字璿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清绍兴府山阴县福全乡人，生于福建闽侯县。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先躯。工诗词，有《秋瑾集》。《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有录。
闺秀奇志
秋瑾家世仕宦，祖父嘉禾，历任福建省厦门海厅同知，云霄县知县，为人耿介忠厚，为官清廉。父寿南，同治举人，湖南郴州知州。生母单氏，擅长诗文，知书达理。外祖父萧山县单良翰，安徽侯补县丞。母舅单锡麟，国学生。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门第的闺秀秋瑾，从小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秋瑾童年时，父母随祖父在厦门一带官邸居住，父母经常指点诗文。她不但聪慧过人，而且好学不倦。10多岁时就攻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后来除了系统学习诗词和旧时士子必读功课外，还阅读了其他各种书籍，尤其喜爱读古代侠义小说和史书，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或慷慨悲歌之士深为敬仰，崇拜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把岳飞、宗泽、李纲、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或爱国志士，誉为“男仙”。更对秦良玉、梁红玉、花木兰等历史上的或传说中的女杰极为推崇，立志当一名女中豪杰。
光绪十七年（1891）初夏，祖父卸任，告老还乡，秋瑾随家人回到绍兴，住绍兴城南和畅堂。此时，她不但工诗善文，而且“习女红，尤擅刺绣”，但个性不爱好，“旋即离去”，后从表兄单忠勋习棍棒拳术，还学会了骑马。她家紧靠塔山南麓，那里是春秋时越王句践观天文、卜吉凶的地方。秋瑾每日清晨都要到山顶上练习武艺，还常身着男装在绍兴城外骑马舞剑。
禀性和家庭的影响，古代豪杰和剑侠传奇的熏陶，环境的感染，加上奔放不羁的自由生活，使秋瑾形成了爽直豪放的性格，这些少女时代陶冶而成的性格，一直鲜明地反映在她一生全部立身行事之中。
深闺恨夫
“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在所著《精卫石》第四回中的两句诗，也可以说是她本人在婚姻上不幸遭遇的生动写照，包含了她对这种不幸婚姻无限辛酸的感叹！
1893年冬，秋瑾父亲调任湖南湘潭，全家随行，她随家人到长沙。翌年夏，秋父调任湘潭厘金局总办，秋瑾一家到湘潭，命运使她与王廷钧结上了关系。
王家原住湘乡县荷叶神冲（今属双峰县），与镇压太平天国大刽子手曾国藩为同乡。王廷钧的祖父宝田，随同湘军镇压革命人民，发了横财。父黻臣，又经商致富，携眷移居湘潭，是当时在湘潭有“百万富翁”之称的大富户。因秋寿南在此之前已与王黻臣结识，调往湘潭后，二人更是“时相过从，渐成莫逆”。不久，王便托其友李润生，为幼子廷钧向寿南说媒，欲娶秋瑾为儿媳。后父母作主，为秋瑾定下这门亲事。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秋瑾22岁那年，嫁到王家。生有一子一女。
秋瑾自始就不乐意这门亲事。她以“狠暴、残忍、无信义兼而有之”来概评王黻臣一家的人；而在《精卫石》中她又用“家资暴富多骄傲，是个怕强欺弱人”和“为人刻薄广金银”来刻画“苟巫义”即公公王黻臣的为人。婆婆屈氏，更是个性暴躁、思想顽固守旧而御下极严的人，秋瑾“晨昏定省，不能有一点失礼，偶有过失，动遭面斥”，这对于酷爱自由、性烈过男、自尊性极强的秋瑾来说，不仅难以与婆婆和洽相处，也不可能长期容忍其专制作风和旧礼教的压迫而忍气吞民声下去。
在王家最让秋瑾怨恨终身、寂寞痛苦的是她的丈夫王廷钧。他幼名子芳，字廷钧，兄弟中排行为三，与秋瑾结婚时年仅18岁，他虽“生得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最得父母的欢心”，但是个从小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加以“为人无信更无义，满口雌黄乱改更”，“妄自尊大欺贫弱，自恃豪华不理人”，因而秋瑾与他很少有共同生活志趣和亲密感情，更谈不上学问上、爱国上有互相促进和鼓励之言。此时，秋瑾对婚配怀有悔恨之意，一再自比“彩凤随鸦”、“囚徒入狱”，陆续写有《九日感赋》、《梧叶》、《白悔》、《惜鸾》等诗。她在新婚燕尔之时即已充满寂寞苦恼之意。婚后大约三个月内，秋瑾就写了《思亲兼柬大兄》诗：
一样簾前月，如何今照愁？
阑干深院静，花影夜庭幽。
看雁萦归思，题笺写早秋。
闺中无解侣，谁伴数更筹？
久绕闺中步，徘徊意若何？
敲棋徒自谱，得句索谁和？
坐月无青眼，临风惜翠娥。
却怜同调少，感此泪痕多。
后来，秋瑾对丈夫为人的感触越来越深刻，对他的恶行臭态深恶痛绝。她曾在给胞兄誉章的书信中非常激愤地写道：“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无使此无天良之人，再出现于妹之名姓间方快，如后有人问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
秋瑾常常彻夜独坐深庭闺阁，对天长叹，她无奈，暴发户公公铜臭熏天，婆婆顽固专横，丈夫王廷钧与自己琴瑟异趣。后来，她虽然大胆地提出与丈夫“开谈判离婚”，但这一要求并未实现，因此，正直、多才、美貌，且胸怀大志的秋瑾，只能在怨恨和痛苦中消磨自己的青春年华。
京城拭目
1899年，正当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王廷钧用近万两银子，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小京官，秋瑾随夫去北京。
北京之行，使秋瑾大开眼界，也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形形式式的丑恶，她在《黄金台怀古》一诗中，借古讽今：
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
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