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婴是宋庆龄的得力助手、战友，相互视为亲人，她各方奔走，不畏强暴，积极协助宋庆龄开展斗争。7月5日，宋庆龄带领12人，各自带了简单的行李，在上海搭乘早班火车去苏州。胡子婴随宋庆龄坐在头等车中，胡愈之等散坐在二等车箱内。到了苏州，他们冒雨雇乘12辆黄包车，浩浩荡荡，直奔苏州高等法院。胡子婴责问：“检察官上次开庭说，救国会就是危害民国的，救国会既危害民国，我们都是救国会负责人或会员，就应该把我们也押起来呀！”因此请求羁押，高等法院以无证据不予受理，全体人员于当晚12时冒雨回沪。这一别具一格的抗议活动在国内舆论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受到爱国人士的广泛响应和支持。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被迫将“七君子”释放出狱。
抗日战争期间，胡子婴参加宋庆龄领导的妇女新生运动和路易·艾黎领导的工合运动。在重庆办理小学、简易医院、消费合作社等福利事业。1941年后任重庆夫子池合作金库办事处主任。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救亡工作，遵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从事工商者的统战工作。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她以巧妙的方法，邀请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工商界上层人士聚会的地方作报告，使工商界及各界人士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她还是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又是宪政促进会、经济事业协助会、重庆市各界政治协商会等进步团体的积极支持者。1946年赴沪后，在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中宣传党的政策。
赴京请愿
1946年6月，蒋介石部署全面内战的兵力基本就绪，全面内战迫在眉睫。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制止内战。上海文化界、实业界知名人士马叙伦、许广平、胡厥文等164人联名写信给国、共两党领袖和马歇尔等人，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并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联合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入京请愿团，推派马叙伦等10名代表，胡子婴被选定为请愿团代表的秘书。
10月23日，上海各界10多万人云集上海火车站，欢送以马叙伦为团长的赴京请愿团。当天下午，当马叙伦等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代表团成员被暴徒包围毒打，暴行前后延续达5个多小时，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胡子婴等血染衣衫，其中重伤4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下关惨案”。
当下关惨案的消息传到中共南京局时，周恩来立即给邵力子打电话，要求国民党政府出面制止，保护代表，他并到医院探望。当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看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马叙伦、胡子婴等人时说：“你们的血决不会白流！”
蒋介石面对全国人民一片反内战的呼声，一面向请愿团许诺不打内战，可一面下令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29日，请愿团回沪。
返沪任职
胡子婴于1948年初，应邀经香港到达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建工作。1949年，毛泽东邀请几位工商界上层人士在北京香山吃饭，餐桌上对大家说：“上海已经解放，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上海过去是冒险家的乐园，有些人还在兴风作浪，影响全国，要有熟悉上海工商界的人去做工作。”这时他看了看胡子婴，她立即回答说：“我愿意去上海。”毛泽东很高兴，对上海一位同志说：“今后你们有困难找她好了。”胡子婴到了上海，在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领导下，担任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在统一财经、稳定物价，三反、五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上海工作十年，她以为是工作效率最高、非常愉快的十年。
胡子婴不仅是社会活动家，还是个艺术家、文学家。还以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坎坷经历为背景，写了一部小说“滩”。小说具名宋霖，因母亲姓宋。描写工商业者如江上航行的船舶，经常遇到险滩搁浅。茅盾热情地为小说作序，曹禺也作了指导。小说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1982年，胡子婴逝世后，花城出版社重版了这部小说。
胡子婴1959年调北京，历任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商业部副部长，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代秘书长、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妇女基金会副会长等职。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胡子婴：《关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绍兴市志·人物传·胡子婴》，浙江人民出版社。
（3）熊月之：《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人民出版社。
浪迹文坛一才女——绍兴女师进步学生吴似鸿
吴似鸿（1907~1990），笔名湘秋、苏虹、吴峰，清绍兴府山阴县州山陈家湾人，蒋光慈夫人，女作家。《华夏妇女名人词典》等有录。
吴似鸿出身于贫寒农家，个性倔强。9岁入塾，11岁入小学，毕业后，入绍兴女子师范。“五四”运动以后，受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积极参加绍兴学生革命活动。她能歌善舞，工书爱画。1926年冬，北伐军到绍兴，任绍兴女师自治会会长和绍兴妇女协会会长。曾领导要求调换思想守旧的女师校长陈瘦崖的学潮，率领学生到县政府、县教育局请愿，并以学校全权代表身份，去杭州向省教育厅长朱少卿请愿，后由学生暂聘代理校长和部分教师复课。
女师毕业后，曾在母校附属小学任音乐教员。1928年暑假到上海，在章锡琛先生创办的开明书店里耽搁。是年秋，吴似鸿考取了新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系，进修美术。在艺校学习时，加入南国戏剧社（南国社），认识了田汉、钱古村（阿英）等人，并和蓝萍、陈波儿等人同台演出。学画、演戏之余，又在《新女性》、《南国月刊》、《申报》副刊上发表了《吉卜赛女日记》、《毛姑娘》、《还乡记》等作品，受到文坛关注。
吴似鸿有一次短暂幸福的婚姻，丈夫是中国小说家蒋光慈。他是安徽六安人，“五四”时期参加学生运动，曾赴苏联留学。1924年回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提倡革命文学，并致力于文学创作。一天，蒋光慈来到南国社，找到时任主任的田汉，开口就说，我需要个爱人，田汉对诗人蒋光慈这个朋友十分了解，答应尽力帮忙。
吴似鸿是田汉家的常客。1930年元旦后的一个上午，她又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日晖里41号田汉家玩，蒋光慈正巧在场，田汉见蒋光慈独生有年，又有托于己，便将吴似鸿介绍给他。两个星期后，蒋光慈又找到吴似鸿，兴奋地对她说：“我现在非爱你不可了。”未等吴似鸿回答，蒋光慈便将她带到自己家，吴似鸿一人在后楼过了一夜。第二天，蒋光慈租了一辆出租车，开到大学门口，将她和她的行李一起拉到家，当晚就同居了。
新婚生活是愉快的、和谐的、有规律的。平时，蒋光慈在家看书、写稿、编《拓荒者》杂志，仍不改每日早起的习惯。吴似鸿在家习画。不过，吴似鸿这位“乡姑娘”挺有一点个性，在称谓上十分注意女性的独立。她在《我与蒋光慈》一书中，忆写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吴似鸿正在前房聚精会神地写诗，这时蒋光慈轻手轻脚地从后房卧室走出来，站在她身边看她写的诗句，吴似鸿没有理他。这时蒋光慈大声地哈哈笑着说：“我年轻的太太转变了。”平时，吴似鸿不喜欢蒋光慈叫她“太太”，这次他又加上“我的”两字，于是没好气地说：“什么，我是你的？我是我自己的！我叫吴似鸿，有名有姓，哪里是你的太太？”蒋光慈陪着笑脸说：“好，好，好，有你，有你。”他一边退向后房，一边操着安徽土话说：“乖乖隆底冬，可不得了啦！”吴似鸿说：“一场风波过去，我们又和好了，从此，光慈也真的不再叫我‘太太’，而叫我‘阿鸿’，这样一称呼，我感到亲切。”
不久，他俩经历了一连串的生活变故。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蒋光慈因病未能出席成立大会，但仍被选为候补常委。然而，仅仅过了7个月，蒋光慈即被开除党籍。此时，蒋光慈已开始创作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在他的艺术创作屡遭蔑视和非难之后，文学史上获得评价最高的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然而此书却遭到了当局的查封。接着，蒋光慈几乎所有的著作都被当局以“普罗文艺”、“宣传阶级斗争煽惑暴动”等罪名查禁。作品遭禁的直接后果是版税的锐减，半年后，致使蒋光慈的生活陷入困境，吴似鸿也只得结束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习。可就在这时，吴似鸿意外地发现自己也染上了肺病。蒋光慈只得让刚刚回到身边的吴似鸿去杭州养病。1931年春天，正在西湖边广化寺租赁的小屋养病的吴似鸿，突然接到蒋光慈患病的来信，吴似鸿涕泪双流，顾不得自己尚未痊愈的身体，迅即赶到蒋光慈身边，日夜陪侍在侧。同年8月31日，年仅31岁的蒋光慈病逝于上海同仁医院。
蒋光慈去世后，命运多舛的吴似鸿，化悲痛为力量，集中精力，帮助沈兹九编辑《申报》副刊《妇女》，并于1932年参加左翼美术家同盟。1933年，吴似鸿的小说集《流浪少女日记》在现代书店出版。1934年成为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的助编，此后以著书卖文为生。此期间她的短篇小说《丁先生》等，曾得到鲁迅、田汉等人的好评。
抗日战争爆发，富有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的吴似鸿，辗转无锡、香港、桂林等地参加抗日文艺宣传活动，1946年加入中华文艺界联合会，在重庆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并在《新华日报》、《妇女生活》等报刊上发表一些小说、散文、短剧等，其中《北上劳军日记》为代表作。
新中国建立之初，吴似鸿任职于中央宣传部和西南文学联合会，1951到浙江省文联工作，主要从事戏剧创作。1954年离职回州山老家，直至去世。在37年间，她曾任乡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绍兴市文联委员、浙江省文联委员、省作家协会会员、省鲁迅研究会会员等职，先后写了《我与蒋光慈》、《萧红印象记》、《忆念郁达夫先生》、《怀念南国社导师田汉》、《记许地山先生》等回忆文章和长篇回忆录等。其中《浪迹文坛艺海间》，1984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市志·人物传·吴似鸿》，浙江人民出版社。
（2）吴似鸿：《我与蒋光慈》，广西教育出版社。
（3）吴腾皇：《蒋光慈传》，安徽人民出版社。
恐怖岁月担重任——绍兴女师进步学生汪曼之
汪曼之（1907~），又名若渝，祖籍清绍兴府萧山县，长于绍兴。父亲汪珪，《新民晚报》主笔，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时为研制炸弹身亡，辛亥革命先烈。留下遗孤7人，曼之排行第四。母亲陶仲昭是一位名门闺秀。曼之6岁时，因父牺牲，随母移居绍兴东湖外祖父陶濬宣家（大书法家，东湖风景区创始人）。
汪曼之从小受父亲以身殉国事迹影响，初具大义亡我的爱国主义思想。尤其是外祖父思想进步，主张女子读书，使她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外祖父病逝后，外祖母继续支持她读书，并同意她于1923年秋考入绍兴女师求读。不幸外祖母在是年底病故，母亲思想保守，反对女儿继续求学。汪曼之私下写信给女师校长朱少卿，诉述求学遭阻，要求帮助上学，校长朱少卿接信后，积极支持。同意免交伙食费，并派高年级两位同学到东湖和曼之面商上学之策。不久，母亲外出烧香，曼之在学校派来的同学帮助下乘学校雇来的小船离家返校。三天后，母亲到校逼女儿回家，闹得全校停课。后在朱校长的劝慰下，深受感动，才同意女儿留校读书。曼之求学之事也得到了远在北京的鲁迅先生及教育部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并来函庆祝。
1923年上半年，共产党早期党员何赤华、唐公宪、徐白民来绍兴女师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建立党团工作，不久建立了绍兴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4年初，她经金世桢、黄超裳介绍，加入了青年团。入团后，她更加致力于革命活动，并被当选为学生会宣传干事，还负责女师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她积极向同学们推荐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著作及《新青年》杂志等进步书刊，使图书馆成为学生们吸收新思想的园地，有力地推动了女师学生运动的迅速发展。她还创办“义务夜校”，晚上给砑纸女工讲课，传播革命知识。5月，女师学生会为向封建礼教挑战，公开在操场的临时舞台演出郭沫若编写的《卓文君》等新剧，汪曼之在郭沫若编写的历史剧《棠棣之花》中扮演刺客——聂莹，大胆登台演出。此举，遭到县议员们的反对，决定“停办女师”，县长还要撤换校长。汪曼之和金世桢等在报纸上披露县府对女师的态度，组织学生会向县长抗议，挽留校长，又组织罢课示威游行，迫使县议会撤销停办女师的决定，还迫使县长辞职。
1926年5月，汪曼之经张赛英、王若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女师党支部委员。12月至翌年11月，接替女师党支部书记。
1927年初，国民党绍兴县政府撤换了女师进步校长李鸿梁，改由官僚土豪范多林任校长。范到任后，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束缚了学生的活动。他还提出治校纲领，禁止学生结社、游行、出刊物、演剧等，引起了师生的反感和愤怒。在与范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汪曼之组织学生罢课，集队冲校长室，与范多林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范指着汪曼之威胁道：“你为首闹事，学校开除你的学籍。”顿时，同学们轰动起来，他忙改口说：“不给你毕业，不发毕业文凭。”由于范坚持反对立场，女师学潮逐步升级，游行的队伍拥上大街，冲进教育局、县政府。汪曼之率先与县长对话，提出责问。县长先是强词夺理，后被驳得无言以对，退到后院，恼羞成怒，竟骂学生是“革命党造反了”。后来省里怕女师学潮扩大事态，只好把这个县长撤换了，女师也改换了一个比较开朗的陶星三做校长。女师学生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在白色恐怖下，绍兴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多数共产党员疏散到农村隐藏，组织暂时停顿。10月的一天，汪曼之在回校途中得悉国民党县党部要逮捕她的消息，就及时派人通知同室进步学生吴似鸿，要她预防不测，并帮助将她藏在枕内的一本《共产党ABC》和一张《国际歌》纸销毁掉，后即去同学家隐蔽，旋赴上海开明书店编辑部工作。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是《新女性》杂志的创始人，思想进步，也了解汪曼之在绍兴的经历，介绍她认识了叶圣陶、宋云彬、钱君匋、傅冰然、夏丏尊等文化界著名人士。
翌年，汪曼之离开开明书店，到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古典文学系读书，1934年毕业。学习期间，因没有积极寻找党组织而脱党，并信仰了宗教。后来，她由母亲作主，与一个医师结婚。曾一度任过中学教师，还帮助丈夫办过门诊所。抗日战争时期随夫奔赴西南桂林，任桂林兴华企业公司中文秘书。又至云贵，任云南毕节扶轮中学、贵阳市立中学等校教师。抗战胜利回杭，又去上饶铁路工程处任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