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先后在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学兵队、中共北方局党校、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党校妇女干部训练班、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理论研究班等处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期间，曾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学生联合会主席等职，为团结广大进步青年、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起，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中央五部委整风办公室干事。
1943年春，党中央派她到条件艰苦的延安北郊乡创办农村小学。她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埋头苦干，密切联系群众，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她在延安创办杨家湾小学的过程中，注重把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探索了一条从农村实际和群众生产需要出发的办学道路。她创办的小学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小学。她的突出事迹，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赞扬。刘少奇在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中指出：“小陶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她在杨家湾工作几个月，解决了许多基本问题，小陶好的地方在于没有一套主观主义的东西，而有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把工作做好了。”陶端予由于工作成绩显著，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和1945年的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与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两次荣获“特等模范工作者”称号，成为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榜样。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曾专门登载了题为《走陶端予的道路》的社论，给予了高度评价。
解放战争时期，陶端予被派往东北地区工作。初期，曾担任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研究室研究员、洮南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1946年后，在齐齐哈尔市委主持市委宣传部日常工作并负责青年工作和文化工作，同时兼任嫩江省立女子中学教导主任，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1947年后，她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参加创建东北地区新民主主义青工团工作。1949年7月以后，陶端予历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科科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市委办公室主任兼市妇联主任，宣传部长，市委委员兼市妇联主任并代理市委妇委工作。1952年12月，调任中共鞍山市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在东北工作期间，她勤奋工作，深入实际，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解放区的建设，特别是为开创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贡献。
1956年后，陶端予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反右斗争中，她坚持原则，对反右扩大化进行了抵制。1959年，在极“左”路线影响下，遭到无端批判，并被降职降级下放到重庆平板玻璃厂任副厂长。直到1962年，担任重庆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文革”期间，陶端予再次受到错误批判，长期关押隔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她尽管身陷囹圄，对党的信念从不动摇。
1974年，陶端予恢复工作，先后任重庆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重庆市广播局局长兼广播电台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组长，四川省教育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四川省妇联执委等职。她不顾身体虚弱，不计前嫌，尽心工作，团结同志，深入实际，在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恢复和发展四川省的教育事业。
1979年10月，陶端予调教育部工作，先后担任普教二司司长、初等教育司司长等职。她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的教育秩序，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质量付出大量心血。特别是在制定义务教育法，普及初等教育等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陶端予对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工作，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较高的造诣，她的一些论著，如《在摸索试验中前进的杨家湾小学》曾广为传播。1985年离休后，仍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事业心，继续关心我国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并深入老区和中小学，热忱关心下一代工作。她还担任国家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国家教委老干部协会副会长、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等十多种社会职务。她不顾体弱多病，撰写革命回忆录，经常到中小学校，给青少年学生讲革命传统，进行品德教育和思想教育。
1992年8月8日，为我国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的陶端予，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人民日报》为此发出消息，题为《著名教育家陶端予同志逝世》。人们记起她70年代来绍兴考察教育时的一句话：“我是陶堰人”。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市志·人物传·陶端予》，浙江人民出版社。
（2）朱顺佐、张能耿：《江南人才名镇——陶堰·陶端予》，浙江大学出版社。
征战南北见忠心——革命干部董静之
董静之（1921~），又名董舜英，上虞县上浦镇渔家渡村人，中共党员，党的优秀干部。
董静之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历任政治部政工队队员、中共慈姚县慈西区区委委员兼宣传科长、浙东区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政治交通员、绍嵊县东关区区委委员兼宣传科长。在腥风血雨的战斗岁月，她机智勇敢，出生入死；在解放战争时期，她南征北战，赴汤蹈火；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年代，她任劳任怨，不辞辛劳。下面记述她抗日救国年月的一个短暂的战斗片段。
临危受命
1944年中秋节前后，绍兴大街上出现了大批日军，政治交通员林雪与潜服在敌伪机关代号为35号的杜其昌突然中断联络。
在危急关头，敌工委书记朱人俊立即召集方晓、董静之、林雪等同志商量对策，议题是：如何摸准杜其昌是否被捕；如何将杜其昌正在做“良民证”的7张照片找回，不落到日本宪兵队的手里。当时让朱人俊为难的是，原来绍兴交通站的3位女交通员都已撤回，吴培文与林雪已引起敌人对她们的注意不能再去，董静之化名董舜英又叫“三小姐”，虽然在绍兴城里有不少社会关系，但林雪她们是延用董舜英之名与杜联络的，所以“董舜英”的名字也已被敌人注意。怎么办？这时，董静之突然从方晓用小刀刮胡子中得到启发，高兴得跳起来说：“我去，我去，我有办法了”，她要方晓用刀子把“良民证”上“董舜英”三字改成“黄华英”。果然方晓技术高超，修改后竟看不出明显的破绽。
“三小姐”临走前，朱人俊再三叮嘱：“三小姐重闯‘虎狼窝’，必须谨慎小心，高度警惕，随机应变。”
虎穴追踪
翌日，董静之离开敌工委，以“黄华英”的身份，混进敌人戒备森严的绍兴城内。这时她想，耀应弄18号姐姐家不能去了，因为董舜英的名字暴露，敌人很可能要到姐姐家搜查或监视；酒务桥直街的联络点也不能去，林雪的突然出走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眼下只有直奔八字桥陈家台门朱婉贞的家了。
不料，董静之一脚跨进朱家大门，平时十分热情的朱婉贞态度大变，惊恐不安，一把拉住静之的手，来到楼上，对她说：“你，你怎么还敢进来，现在城里到处都在抓你董舜英，难道你进来时伪军没有查你的‘良民证’？”董静之回答说：“查啦，怎么不查呢？”朱婉贞惊奇地问：“那怎么没把你抓去？”董静之把“良民证”上的“董舜英”改成了“黄华英”的事说了一遍，朱婉贞稍稍地平静了一些。但她转念一想，又说：“这还是不行，虽然你没有照相落在敌人手里，但敌人对你的大眼睛、高额骨等特征都知道了，跑出去还是要被日本宪兵队抓去的。”但董静之心想，为了完成敌工委交给的任务，我怎能不冒险呢？
这时，朱婉贞被董静之明知有艰险，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所感动，她若有所思地问：“三小姐你是不是共产党人？”董静之笑着说：“共产党人又怎么样？”朱婉贞认真低声地说：“那我原来替你送信，购买禁用物品等也都是为共产党三五支队做事情了。我知道三五支队是抗日的，我就恨日本鬼子，我的父亲就是被日本鬼子的炸弹炸死的。”董静之也激动地说：“好姐姐，你不要说了，心中有数就行。”接着她直截了当地说：“婉贞，我这次冒险进城是为了完成两项任务：一是要了解‘35号’杜其昌究竟有没有被敌人捕去？二是要取回7张‘良民证’，假如没做好，照片要拿回去，这关系到7位同志的生命，希望你能协助我完成这两项任务。”朱婉贞含着激动的热泪说：“三小姐，你放心，你的任务就是我的任务，我保证尽力完成。”接着两人商量了行动方案。最后，董静之嘱托朱婉贞：有可能的话，请你到我姐姐家去看一下。
第二天，朱婉贞通过稽山中学一位姓陈的教导主任和其他社会关系，了解到“35号”杜其昌确实被日本宪兵队以可疑分子逮捕，同时拿回来已做好的7张“良民证”。董静之十分高兴。当问及她姐姐家的情况时，朱婉贞脸色突变，说：“三小姐，不瞒你说，你姐姐家遭到了敌人多次抄家搜查，到处翻箱倒柜，连马桶都翻遍了，一定要你姐姐交出董舜英。你姐姐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你姐夫不幸被捕，现关押在日寇宪兵队。”
董静之听了，内心十分疼痛，但为了及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她也管不得姐姐家了。
化险为夷
第三天，董静之要出城回敌工委，朱婉贞为她化装后，陪同她出城上了绍兴至百官的火轮船。
沿途都在捉拿董舜英，董静之身边又随带着7张“良民证”，一旦被沿途敌人发现，那真有杀头的危险，为此她作好了敌人搜身的最坏打算。这时，她突然发现驻上虞伪军大队长严长春的小老婆也在船上。这个“花盆”曾住在酒务桥直街，董静之在绍兴交通站期间同她有过交往。此时，董静之想，一定要利用严太太作掩护，以求脱身之计。于是她主动上前去奉承，到船上吃中饭时，她知道严太太欢喜吃蛋炒饭，特地买了两碗，一碗送给严太太，这样一来，彼此显得热乎乎的。
船到曹娥时，前来搜查的是日本宪兵，并随带个女伪军上来抄身，当她摸到董静之藏有“良民证”的月经带时，摸摸硬棚棚的，问道：“这是什么东西？”董静之镇静地回答：“你说这是什么？假如你要看的话，到厕所去。”此时董静之已做好了最坏打算：首先要避开宪兵的眼睛，到厕所去，到那里即使被这个女伪军发现了，可以用手上的一只手表和一只金戒子来收买她，换得平安“过关”。假如这招不行，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良民证”毁掉，决不落入敌人手中。有幸正当董静之跟着女伪军往厕所里跑的时候，曹娥江边的渡船要摆渡了，董静之见严太太正往江边渡口走去，急中生智，连忙叫道：“严太太，你等等我！”经她怎么一叫，严太太站住了，并回头大声地叫：“我等你，你快些来呀！”女伪军还没回过神来，董静之已向严太太的方向奔去。女伪军见“黄华英”与严太太那么友好，也就不再追究了。就这样，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董静之奉命随部队北辙，先后担任华东一纵队卫生部政治处干事，卫生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1949年5月，部队南下转业在杭州工作，历任浙江病院军代表、杭州市级机关幼儿园主任，中共杭州下城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文革”期间受到冲击，长期受审，下放劳动。粉碎“四人帮”后在杭州市委材料组工作。1978年，调任杭州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983年离体后，关心支持老区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享受地专级待遇。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市新四军研究会、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红色会稽·“三小姐”重闯虎狼窝》。
（2）中共上虞市委党史研究室：《上虞名人录·董静之》，大连出版社。
贫家女娃成良才——著名作家郁茹
郁茹（1921~），原名钱玉如，诸暨人，生于杭州。她虽出生贫寒，却以坚强的意志和不凡的才华，长期击搏在新闻、文学战线上，并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郁茹自幼家贫失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辗转流浪。1938年进艺术专科学校高中试读。次年，发表首篇小说《恒河》，被评为女青年文学作品三等奖。后进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图书室当管理员。不久，到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社协助编辑工作。1940年发表中篇小说《遥远的爱》。1941年以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6年到上海《新民晚报》工作。1947年赴香港，在《华商报》当记者，以茹茹笔名发表专栏特写。1949年任广东《南方日报》记者、文艺部副主任，主要负责专栏特写。1957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1960年开始专业创作。曾到广东新会县深入生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委员。后为广东省文联委员，省作协驻会理事兼《作品》杂志编委、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曾与黄庆云主编《少年文艺报》。
主要作品有《遥远的爱》、《鹰底梦》、《芒果的怀想》、《曾大惠和周小荔》、《一只眼睛的风波》、《好朋友》、《泥巴的故事》等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短篇集《龙头山下》，儿童文学集《我们小时候》，自传体小说《西湖，你还记得我？》及《郁茹作品选》等。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王志邦、黄佩芳：《浙江妇女人物传略·郁茹》，团结出版社。
医药界中一精英——主任医师糜纬真
糜纬真（1921~），上虞县百官镇人。1945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分别在北京中医医院、402医院工作，历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全国第三届妇女代表、石景山区政协委员。先后获市级、部级先进奖励12项。1998年获全国医药界精英奖，是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糜纬真长期从事医药科学的研究开发。在北京中医院任主治医师期间，因领导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成绩优异，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57年当选为全国第三届妇女代表。
调入402医院后，从事研究中医治疗颈椎骨质增生，开发的新药“颈复康冲剂”，用于治疗颈椎病效果显著，技术成果转让给河北承德中药厂，销售全国22个省市，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优质产品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末，研制的“平尔喘”、“止尔咳”、“清尔热”口服液，获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优秀成果大奖国际荣誉奖。
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中药治疗颈椎病123例疗效观察》一文，刊于日本《中医临床讲座》并作为教材。
其传略已辑入《中国高级医师咨询辞典》、《中国当代医药界名人录》、《中国专家人才库》等辞书。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中共上虞市委党史研究室：《上虞名人录·糜纬真》，大连出版社。
（2）陈忠瑶：《绍兴的中国之最·糜纬真》（续编），浙江摄影出版社。
改革创新誉满坛——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