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一词似乎人人都懂，用不着深究，其实不然。妥协的内涵和底蕴比它的字面含义要丰富得多，而懂得它和实践它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仅如此，人们往往把妥协局限于政治领域和政治生活方面，其实它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也是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
冲突不是引起对抗，就是达成妥协。因此，妥协是相对于对抗而言的。它们首先是指人们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一个人的世界无所谓社会冲突，也无所谓对抗和妥协，只有在两个及其以上的人们之间，才有妥协的问题可言。
妥协与对抗一样，是人们解决相互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办法，因而也是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是采取对抗的方式和办法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还是采取妥协的方式和办法来解决相互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取决于人们行为的具体目标，另一方面取决于面临的具体环境和条件。
妥协也表现为一种行为结果。它是冲突双方势均力敌时出现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就是经济学上的均衡状态。虽然经济学上的均衡概念有多个定义，如“古典”均衡，非均衡理论中的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或科尔奈的“广义均衡”，无论哪一种均衡都是一种妥协或妥协的结果。
妥协是一种文化或一种文明。虽然妥协在任何国家和任何制度中都会出现，但作为人们广泛采用和普遍推崇的行为方式，却会形成一种文化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包含有妥协的意思。人们往往把市场关系和市场制度说成是竞争关系和竞争的制度，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市场关系也是一种妥协的关系，市场制度也是一种达成妥协的制度。因此，妥协也是市场经济观念、文化、道德的重要内容。
一个高度紧密结合的团体和社会，为了维护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它不仅需要内部和外部的冲突，而且需要内部和外部的对抗，并且往往把对抗作为解决矛盾冲突的主要方式。因为，利用与外部敌人的对抗和冲突，可以向内部施加压力，成为动员中坚力量、压制异己势力、裹胁中间阶层，造成内部统一的手段。利用与内部异己力量的对抗和斗争，也可以压制中间势力，巩固群体的边界和内部的团结。与此相反，如果在内部冲突中采取妥协的方式，就等于容许其成员中的每个人，可以有不同于本团体的目标和追求的合法存在。这等于把一个其成员全员参与的高度紧密结合的团体变成为一个其成员部分参与的松散群体。因此，对内部冲突的妥协往往成为瓦解紧密群体的腐蚀剂。同样，对外关系往往是对内关系的继续，外部的妥协和冲突的解除，反过来会使内部的冲突和对抗升级，加剧甚至会直接动摇内部的团结和统一。
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常常具有对冲突的宽容和制度化。所谓对冲突的宽容，不仅是指不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压抑和禁止，而且包括鼓励冲突双方放弃对抗，实行让步和妥协，达成和解和合作。所谓对冲突的制度化，无非是这种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能够作出安排，使得冲突的一方或双方能够即时宣泄自己的不满，使得敌意能够不断化解，不致积累起来，造成不可收拾的事端。也就是说，冲突的大量发生及冲突双方的不断妥协使得冲突的强度逐渐减弱，从而阻止了破坏性后果的出现。可见，对冲突的宽容和制度化，也就是对妥协的推崇和鼓励，或者说是把妥协作为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相反，如果不是用妥协的方式解决冲突，而是用对抗的方式，即用一方消灭一方的方式来解决冲突，那么，冲突的根本解决意味着更大的冲突的生成，冲突的暂时解决意味着埋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它必然会在新的条件下，采取同样的方式解决面临的冲突。这也就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道理。
当然，就像对抗的作用不是完全消极一样，妥协的社会作用也不是完全积极的。
人们的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亦称最大化行为，是指人们的行为目标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任何一个行为不仅有收益，而且有成本，人们选择何种行为，就取决于成本收益的比较和权衡。因而，在人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当采取妥协的方式得到的净收益大于采取对抗的方式得到的净收益时，人们就会采取妥协的方式；反之，就会采取对抗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