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风暴
一个三十啷当岁的年轻人，一头浓密的黑发，阔脸，大眼，一只手用劲地插在裤兜里，在窄小的水泥讲台上晃动。踱步一圈之后，他捏起一支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写完之后，他大声说，周总理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要问你们的是，你们为什么而读书？他环视一周，见无学生主动作答，便指着前排的一个同学说，你？一个矮小的同学站了起来，他有一颗巨大的脑袋，故有时被同学戏称为“大头”。他羞涩地说：为自己。为自己？老师睁大了眼睛，继而咧嘴笑起来：读书为自己，长得白白胖胖的……
不用猜都知道，那个读书为自己的家伙，正是我；而那位颇具豪侠风格的年轻人，则是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他姓金。正是刚上初一的时候，一九九八年，世界在我的眼中，就是那个名为上花岔的小山村；尽管已经知道在我生活的天地之外，另有一个广阔的世界，但我仍然相信，世上所有的富人和穷人，他们都一样在艰辛地劳作：过了年就是春天，大风起兮云飞扬，大家都下地种田，吆喝牲口的声音在风中传出老远；三四月里望天盼雨，五黄六月便发了疯，收豆子拔麦子干劲十足；快到秋天时，天高云淡，收获一年沉甸的疲倦或喜悦；冬天里必定要下大雪，有时大雪封山几十天，一出门鼻头立刻被冻红……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成其为“我”，世界与“我”是亲密无间的；所谓的“自己”，也不过是一种语言的模仿，根本还没有明晰的自我意识。然而，初二的时候，“觉醒”的时刻还是悄悄来临了。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性意识的觉醒，那无疑是一场剧烈的风暴。有关这一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我曾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始终记得那个阳光温暖的金秋午后，校园里白杨的叶子闪闪发亮，洒落一地阴影。
正值开学的日子，高年级调皮的男生围在你的周围，嘻嘻哈哈地故意说一些调皮的话，挤挤嚷嚷地相互推搡着。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人群之后默默观望着你：一身粉红色的上衣，粗黑的发辫垂至腰际；你满脸通红一言不发，呆呆地看着那一帮坏小子；之后，你嘤嘤地哭起来了，辫梢在你小小的背上微微摆动。
故乡的夜晚，寂静辽远，我在小屋的台灯下，痴痴地想你。想你委屈的哭声，粗黑的长辫和羞红的脸颊，那么美。躺在温暖的炕上，偷偷设计与你说话的场景、声音和气息，心中腾起一层薄薄的凄凉，小小的心脏怦怦直跳。母亲一觉醒来，轻轻问：怎么啦，还不睡？我答：想题呢。
山里的孩子，纵有万般情思，也羞与他人说；潮水袭来，复又退去，无声无息。而“风暴”的另一副产品是，我从此偷偷摸摸地开始写日记，虽时有中断，但至今已有十余册。
身份的反抗
二○○一年，当我和父亲抬着巨大的麻包，带着北山人特有的笨拙和无知，土里土气地走进榆中县第一中学高大的校门时，那种混合着憧憬、羞涩、恐惧与骄傲的复杂的感觉紧紧地攫住了我。我朦朦胧胧地感到，一条崭新的生活道路，正逐渐在我面前徐徐展开；一个承载着真理与美好的世界，必将为我所开启。我雄心勃勃。然而从山野里来的孩子，并不天然地适应新的环境与生活。开学一个月了，我还在为睡眠不足而头疼。上初中的时候，山里的学校，下午五点钟放学，只有住校的学生上晚自习。作业并不多，晚饭之后，很快就能做完。爸爸经常要到学校去，妈妈喜欢串门，哥哥已在湖南读书，我只有一个人自己玩。有时提根木棍，庄前屋后上蹿下跳，自命大侠；有时读书，不求甚解，摇头晃脑；有时作文，偷偷点一支香烟，学作家的模样；有时抓支毛笔，到处胡写乱画，弄得到处都是墨汁，名曰：练书法。晚上不到九点，通常就入睡了；如果是夏天，天一黑就睡。上高中之后，晚自习要上到十点；熄灯之后，宿舍里的学生还要吵吵闹闹一番，严重干扰睡眠。因此上高中时的前两个月，是我最难挨的一段时光，有时我甚至连书都不想读，心想干脆回家算了。
个人生活的不适之外，更有一种身份的焦虑；而这，则以一种更为集中的形式爆发了——
烛火闪烁，有人在各个宿舍之间来回奔走，伴随着巨大的争吵声和议论声。有人说：“××开学一周后才来，老师不批评他，反而对我迟到一次不依不饶”；有人说：“更气人的是，他说起那些县城的学生，即使成绩一塌糊涂，也总是和颜悦色；其他同学他稍微看不顺眼，就要大骂一通，完全是歧视我们农村来的”；有人接着说：“不就是××的家长给他送了礼嘛”……中学生们一个个慷慨激昂，提出要集体写一封信给班主任老师，表达大家的不满。而到了要写信的时候，大家都推说自己写不好，还是让高人来。推三阻四了一番，一位姓周的同学拿起笔写了起来，他是班上的活跃分子，喜欢写诗和散文。一位姓雷的同学也加入其中，在昏黄的灯光下与周同学一起推敲字句。信写完了，所有住校的男生都激动地签了名，但有一个人例外。他姓陈，也来自乡下，一头微黄干燥的头发，一脸土气的笑，经常穿一条肥大的裤子，走在路上，裤子迎风哗啦啦，像旗。他说：我不参加。这实在是让人扫兴的事，于是一致决定：班上所有的男生，以后都不许和这个姓陈的家伙说话。在此事件之中，我扮演的是一名“群众”角色，跟着大家激动，跟着大家愤怒，然后和大家一道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是高一下学期开学不久后发生的事，具体的起因是，一位开学一周后才来的同学，家在县城，因为他的家长给班主任送了礼，把他的座位调到前排去了。班主任平时就对来自农村的学生不怎么待见，遂引发了一场“公车上书”式的运动。班主任收到信后，选择了一种最令人不解的态度：沉默。大家一时都感到不知所措。但事情远没有结束，期中考试时，一位同学在考试作文中重提此事，首先在语文教研组的老师间引发“轰动”，继而其他教研组的老师也知道了此事。班主任大发雷霆，责令周同学“公平”地安排座位，他什么都不管了。有班主任愤怒的余威在，周同学在惶恐之余，“当仁不让”地实施“新政”，重新调整了全班同学的座位，竟一时风平浪静。
暴力与灰暗
在一篇题为《迷狂的拳头》的短小说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小魏弯着腰，谁都不理，一转身脱掉了他黑色的夹克衫，“嗖”的一声飞到上铺的被子上。那黑色的飞鸟扑哧一落地，再也没有声响了。小魏攥住了那长长的毛发，那个圆碌碌的东西便向后仰去，撞在床栏杆上发出不够明晰的闷响，小张搁在床上的水杯摇了几下。那长毛下的圆东西终于发出了低低的声音，像夏日里慵懒的猫叫，哥，哥，我做什么了。哎呀，哥，哥，我错了。小魏不理他，脸上有了微笑，锃亮的尖头皮鞋蹦起来，踢中了长头发的下体部分。长头发缩成一团。窗子下面有学校食堂师傅摆弄锅碗瓢盆的声音，比平时更加响亮。小张立在铁皮箱子边，喝水的罐头瓶子漏出水来，滴在水泥地板上，像春天的花朵慢慢绽开。微笑僵在脸上，成了一个伪装，小魏的身体继续摇晃。高低床架子一次次发出咆哮，像是要打破这寂静的黄昏。长长的尖头皮鞋，和着呼哧呼哧呼吸的节拍，在很久没有拖了的水泥地面上舞蹈，持续地做不规则曲线运动。
有关校园暴力的这一节描述，运用了文学笔法，却是我所亲见的。上高中期间，我尽管没有参与过打架斗殴事件，但对此类“残酷青春”事件，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这些看了几部港片的小混混，拼起命来有一种罕见的疯狂，存放在宿舍的刀具有一尺多长，明晃晃得耀眼。越是低年级的学生，越是热衷于“当大哥”；而到高二高三时，打架事件的频率也就慢慢降低了。
校园暴力之外，笼罩在中学校园中的那种灰暗的气氛，现在想来仍让人憋闷。在我三年的高中生活中，除了压抑，几乎没有任何值得追忆的趣事。周末时，有时和同学到县城边上去。若干年前，那里曾是一条清澈的小河，但当我们到时，水早就干了，只有满沟青黑的石头。周围是农田。那时，面对着空空的河谷，和同学谈到未来，总感邈远难测，不免感叹一番。几年以来，我对中学都有一种类似仇恨的情绪，我甚至根本不想提到它。大学毕业时，与周围多数同学的选择不同，我坚决不去中学当老师，最终选择了读研。我始终记得那种近乎自虐式的学习方式，没有任何乐趣可言。那时午饭之后，班上的同学都不愿在宿舍睡觉，怕耽误了学习时间。但长时间的课堂学习，又让很多同学疲惫不堪，于是正午时分的教室，常常出现这样的景观：疲倦的学生们终于支撑不住了，趴在课桌上呼呼入睡；阳光破窗而入，照在他们东倒西歪的身体上；课桌上，高高的一摞书刊，有些凌乱，是各式各样的参考资料。
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一位高校在职硕士谈起中学教育，我问他现在应试教育是否有所改变。他的女儿刚参加完高考，他说：没有，愈演愈烈。
李文倩，男，一九八五年生，甘肃榆中人。二○○四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通信工程专业，后转入该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