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非正义关押民众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栖身之所也就成了监狱。今日的适宜之地，马萨诸塞为本州更自由更少沮丧的精神提供的唯一居所，就是在她的监狱，精神之火在此被州政府用自己的法案浇灭封锁，一如他们用自己的原则已经把自己扑灭了一样。正是在监狱里，逃亡的奴隶、假释的墨西哥囚犯、为自己的种族鸣冤叫屈的印第安人可以在监狱里找到这些自由的灵魂；那片与世隔绝却更自由更光荣的土地，那个州政府处置异己分子，反对分子的地方——那儿，是蓄奴州中自由人可以有尊严地生活的唯一场所。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他们的影响就在那儿消失，他们的声音就不再折磨州政府的耳朵，他们被关在高墙内就不再为患，那么这些人是不了解真理比谬误强大多少，也不知道一旦人们有了对不公正的些许亲身体验，他们对抗起不公正来可以有多么能言善辩，切实有效。投上你完完整整的一票，不仅仅是投下一张纸，还要投入你的全部影响力。少数派对多数派唯命是从的时候，少数派可谓软弱无力，甚至连少数派都算不上。但是如果倾尽全身重量来阻挡多数派，少数派就变得无法抗拒了。是把所有正义之士投入大牢，还是放弃战争废除奴隶制，二者之间，州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作出选择。如果今年有一千人不纳税，那就不会是一种暴力血腥的措施，而倘若交了税，州政府就可能滥用暴力，让无辜民众流血了。实际上，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义了——如果真可能有这种革命的话 。如果税务官，或者是任何其他公职人员问我，就像有一位问过的那样：“可我该做些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的想做点什么的话，那就退位让贤吧。” 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了官职，那时，革命就大功告成了。不过，我们甚至该假设，血总是会流的。难道良心受伤就不流血？顺着伤口流出的，是人的真正气概，是人不朽的精神，血尽人亡的一刻，成就了永恒。眼下，我看到这种血在流。
我认真思考过的，是对犯罪人员的监禁，而不是没收他的财物——尽管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同一目的——因为那些维护纯粹权力故而也是对一个腐败的州政府最危险的人物，通常很少花时间来积累物质财富。对于这些人，州政府提供的服务相对较少，稍微收点税，人们都惯常认为太高，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得不靠双手通过特殊劳动来挣钱交税的人来说。如果有人生活中完全无须用钱，那么州政府本身也会犹豫是否该征他的税。但是有钱人——我无意作招人反感的比较——常常都把自己卖给了让他有钱的机构。可以断言，金钱越多，德行越少，因为金钱居于这个人和他的东西之间，为有钱人获取这些东西，获取金钱当然没有什么德行可言。它平息了很多没钱则必须回答的问题，而金钱带来的新问题只有一个，这个问题棘手又多余——钱怎么花。由此一来，他脚下的道德根基便被铲空了。随着“财富”的增加，生活的机会相应减少。一个人有钱了，可以为他的文化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努力完成自己贫穷的时候怀有的梦想。基督根据效忠希律一世的人的情况来回答他们。“把贡金呈上来。” 他说。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便士——如果你用的钱上有恺撒像，而且是恺撒让这钱存在，让这钱有价值，即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国家的人，满心欢喜地享用着恺撒的政府带来的好处，那么当他要求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属于他的一些还给他。“把该恺撒的给恺撒，该上帝的给上帝。”听了上帝的教诲，这些人并没有比先前更明白什么东西是谁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搞清楚。
与我最自由的邻居交谈，我的感觉是，无论他们对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如何评价，无论他们如何在意公众的安宁，总而言之，他们无法离开现政府的保护，害怕抵抗现政府会对他们的财产和家庭带来严重后果。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自己依赖州政府的保护。但是，如果当州政府将征税单摆在我的面前，而我又拒不承认其权威，州政府会很快夺走我的全部财产并将其挥霍，还会没完没了地骚扰我和我的子女。这太难受了。这种情形下一个人根本无法本着诚实的精神生活，同时又在物质方面过得舒适安逸。积累财富再不值得做了，因为财富定会得而复失。你必须得找个地方，花钱租也好，擅自占用也罢，多少种点粮食，尔后快些吃光。你生活中得量入为出，自力更生，团起身子，准备好随时出发，不能务物缠身。甚至在土耳其，一个人也照样可以致富，只要他在方方面面都做土耳其政府的顺民。孔子曾经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不。只要我还不指望在某个遥远的南方港口，我的自由遭遇危险时，能得到马萨诸塞州的保护；只要我还不指望单靠和平的劳作，攒起大笔家财，我便能够拒绝对马萨诸塞州效忠，拒绝她对我的财产和生命行使权力。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尽管不服从政府会给我招来责罚，但我付出的代价还是小过服从政府给我造成的损失。我顿觉若是服从了她，自己便亏了很多。
数年前，州政府以教会之名与我会面，命我交一笔钱去资助一位牧师，那位牧师的布道活动我父亲参加过，但是我自己从未参与。“要么交钱，”州政府说，“要么坐牢。”我拒绝交钱。但，不幸的是，另外一个人觉得还是交的好。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师就应该交税资助牧师，而不是牧师交税资助老师。因为我不是州立学校的老师，我自己靠学生自愿缴费来养活自己。我不明白为何学校不应该送上自己的征税单，并且，一如教会一样，征税要求得到州政府的支持。但是，在行政委员的要求下，我委屈自己以书面形式作出了以下声明： “根据本文件，特此宣布，本人亨利·梭罗，不希望被任何自己未加入之社团视为成员。”我把文件给了镇上的办事员，他收下了。州政府由此知悉我不希望被视作那座教堂的成员，之后再没有向我提出类似的要求，尽管声称那次必须坚持原先作出的认定。要是我知道能将哪些社团一一罗列，我会详详细细地签字退出我从未签字加入的所有社团。但是，我竟不知到哪儿可以寻见一个完整的清单。
我已经六年没交人头税了。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监狱里被关了一个晚上。站在狱中，想想监狱两三英尺厚的结实的石墙，一英尺厚的钢木结构门，透光的铁栅栏，我不禁惊叹于监狱的愚蠢。他们当我只是血肉骨头堆砌而成，以为可以把我锁住。我相信最终政府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关进监狱就是我之于政府可以发挥的最大效用，政府从未想过要通过某种方式利用我的才智。我明白，如果说我和同镇人之间有一堵石墙，那么同镇的人们要和我一般自由，则还有一堵更难攀爬或者更难冲破的墙。我一刻都没感觉自己受到了束缚，这一堵堵的墙实在是对石头和砂浆的巨大浪费。我感觉似乎所有同镇人中就我上了税。他们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待我，一个个做事像没教养的家伙。 每一次威胁，每一次恭维，都错误连连，因为他们以为我最大的期望就是站在石墙的另一边。我沉思的时候，他们勤勉地锁上了大门，殊不知我的沉思已然随他们自由地溜了出去，而这些沉思才是真正危险的。看到他们这样做，我不禁笑了。因为追赶不上我的冥思，他们决意惩罚我的身体；正如孩子们一样，如果没办法威胁到他们想要针对的人，就去虐待他的狗。我明白了，州政府呆傻愚笨，胆小如一个富有家财却形单影只的妇人，不分敌友， 我对政府仅有的一点点尊重也没有了，对她，我只有可怜了。
因此，州政府从未有意识地面对人的感觉，无论是智力的或是道德的，而只是针对人的身体和他的感官。州政府并未在智慧或者是诚信上胜人一筹，不过是物质上更强大罢了。我来到这世间不是受人威逼，遭人驱使的。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呼吸，让她们瞧瞧谁最强。人多有什么用？只有遵循更高法则的人才可能让我听命，可以促使我变得和他们相像。我没听说过人多就可以迫使别人按照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过活。那算是怎样的生活？如果我遇到政府跟我说，“要钱还是要命？”我为什么要着急把钱给她呢？政府可能处境窘迫，正不知何去何从：我不能出手相助。她必须自己想办法，像我自己动脑筋一样。为此哭哭啼啼的，不值得。我没有责任保证社会这部机器的成功运行。我又不是工程师的儿子。我以为，当橡子和栗子同时落下时， 它们不会彼此谦谦礼让，而是各自遵循自己的法则，尽其所能，发芽、生长、繁茂，直到一株或许会把另一株遮盖，并且将其生命终结。植物若不能顺其本性生长，就会死掉，人也是如此。
监狱中的那一夜够新奇有趣的。我进去的时候，身着长袖衬衫的囚徒们在门道里惬意地聊着天，享受着傍晚的空气。可是看守说道：“来，小伙子们，该上锁了哈。”话音落，囚犯们散去，脚步声声，我听见他们回到空空的囚室。看守把我的室友介绍给我，说这是个“一流的家伙，一个聪明人”。门锁上了，室友指给我帽子该挂在哪儿，告诉我他如何打理狱中的日常生活。房间每月粉刷一次，至少说我住的这个囚室是全镇刷得最白，陈设最为简单，可能也是最整洁的公寓。这位狱友自然想知道我从何处来，是犯了什么事儿被送到这儿来的。跟他讲了我的情况之后，轮到我问他怎么被关在这儿的，当然，想来他也应该是个诚实的人才对。按照目前的情况，我相信他是个老实人。 “哎，怎么说呢？”他说，“他们指控我焚毁粮仓，但是我没做过啊！”根据我的推断，他可能醉酒后宿在一座粮仓，在那儿抽了烟斗，结果，粮仓烧着了。这家伙脑子出了名的好使，待在此处候审已经有大概三个月了，没准儿还得等上三个月。不过，他很喜欢这儿的生活，对这里的一切都相当习惯而且心满意足，因为他在这里食宿免费，因为他觉得别人待他挺好。
他靠着一扇窗，我占了另外一扇。我明白如果一个人在那儿待的时间长了，可以做的，主要就是倚窗而望了。很快地，我看完了牢房里留下的所有痕迹，仔细观察了先前犯人越狱的地方，察看了栅栏被锯断的地方，也听了这间囚室里住过的各色人等的故事；因为我发现即便是在这里也有从未流传到高墙之外的历史与闲谈。或许，这是镇上唯一有人赋诗的地方，这些诗后来被印刷出来供人们传阅，只是从未出版。室友为我展示了一长串年轻人的名单，这些年轻人密谋越狱却计划败露，于是通过吟唱这些诗以求宣泄报复。
我就想把狱友抽干榨尽，让他尽量多讲讲，唯恐再见不到了，但是他终于告诉我哪张床是我的，并让我把灯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