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樾（？—1654），号荫昌，字天栋，瑞安人。明崇祯七年（1634）任江浦令，尊贤、重教、兴学，使地方文风蔚起。后升任户部给事中，忠直敢言，为民请命，曾上疏朝廷，竭力挽留史可法。明亡后，倾资募兵勤王，兵败归里，拒绝仕途。死时家徒四壁，由好友林增志出资迁葬桐溪。
李维樾是个不幸的孩子，五岁丧母，父亲又长年在外教书，全年难得回家一趟。年幼的他孤苦多病，全靠祖父、祖母将其抚养成人。然而，正是生活的砥砺磨难，铸就了他的坚强性格。别看他年纪小，却明事识理、胸有大志，处处将卓敬等先哲乡贤作为自己的楷模。
万历三十八年（1610），他撰写《汉安乡侯墓文》凭吊蔡敬则，文笔凝练，情思激扬，感人至深，成为每岁乡绅奉祀时必读的祭文。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与同窗好友林增志一同考中举人，两人志同道合，一起编纂了《忠贞录》，收录先贤卓敬的诗稿遗文。清乾隆年间，此书被编入《四库全书》。
崇祯七年（1634），李维樾出任江浦县令。他德政惠民，关心民瘼。逢灾年，不辞辛劳，率民众奋起抗灾自救，还亲往富裕人家，劝说他们输粮赈荒。崇祯九年（1636），张献忠大军破凤阳、焚皇陵，转攻江北各地。李维樾未雨绸缪，事先固筑城垣，修浚壕沟，训练兵勇，加强防御。张献忠派兵包围江浦，久攻未下，其部将九条龙战死，最后不得不知难而退。次年，张献忠部众攻占六合、望江等地，经过江浦时，仍不敢造次，绕城而去。
李维樾在江浦任职八年多，敬乡贤、重教化，激励后学，建祠祭奠陆象山、陈白沙等先哲，开设白马书院，撰编《格言纂要》、《瑞凤堂讲录》等，并亲往授课，还组织当地贤达纂修《江浦县志》12卷，使得地方文风蔚起。
崇祯十四年（1641），他擢升为户部给事中，督漕江北。其时，明王朝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境地。关外，清军虎视眈眈，重兵压境；关内，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势不可当。安徽更是兵连祸结，屡遭张献忠洗劫。加上年成不好，旱涝并灾，瘟疫迭发，地方官员或称病逃亡，或被掳被杀，官府衙署形同虚设。面对这样一副烂摊子，李维樾虽苦心经营，终究还是回天乏力，只得从当地实情出发，上疏恳请朝廷减免潜山、太和、宿州、望江、桐城、怀宁等地的漕粮赋税。他的奏章中有“每接有司申文，泪尽肠摧，不忍再读。督漕向谁督漕，改折向谁改折也？”等语，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一年之中，竟连上数十道奏议，“言虏寇、言兵赋、言纠举，皆言人所不敢言者”。
尤其是得知朝廷调任史可法入京的消息后，他更是焦急万分。史可法时任户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他办事干练，声望卓著，是李维樾最为钦佩推崇的顶头上司。上任伊始，便参劾罢免办事不力的督粮道三人，增设漕储道一人，并且雷厉风行，下大力气疏浚南河，很快就扭转被动散乱的局面，使漕政大有起色。
李维樾深知史可法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仓促将其调离，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江淮一带局势变得不堪收拾。于是，他秉烛夜书，赶拟了一份《淮抚万难更动疏》上奏朝廷。在奏疏中，他力挺史可法，称其是坐镇江淮的中流砥柱，说他一旦调离，“臣惊忧不知所出，东南人情一时尽为惶惶”。又说“可法时时措饷备兵，安民防贼，以保此重地。且土贼、海贼四境皆是，可法左卫陵京，右卫常镇，通天下之咽喉，运天下之粮饷，握天下之安危。是朝廷之重用可法，非专为漕粮，实为天下也；朝廷之重视淮扬，非专为江北，实为天下也。设使更置不得其人，而上不熟习，下不信服，民失所赖，贼乘其虚，恐可法未登司马之堂，而淮扬先已岌岌矣！”
奏疏审时度势，指出江淮关系社稷安危的重要战略地位，进而阐明史可法拥兵江淮，不宜更动的理由，字里行间充满对忠臣良将的推崇与敬仰。李维樾果然没有看错人，史可法确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清兵入关后，他督师扬州，困守孤城，力拒强敌。最后城破被俘，慷慨赴死，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抗清英雄。
可惜风雨飘摇中的明朝，气数已尽，无论史可法是去是留，都已于事无补，独木再粗，又怎么撑得住将倾的大厦呢？崇祯十七年（1644），李维樾奉朝廷之命，持节赴卫辉府册封潞简王常淓。中途，惊闻北京城破，崇祯自缢身亡。他含悲洒泪，只得折道回归故里。
这年五月，福王宏光帝在南京继位，李维樾毅然变卖田产、倾尽家资，募兵前往勤王。在南明弘光朝廷，他与马士英政见不合，郁郁而不得志，却依然不改本色，坚持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他曾上《东南民力维艰疏》云：“只缘迩年羽檄纷驰，无点金之术；民间箕斗悲泣，鲜炊石之方。兼之作染鼎染颐，石壕呼夜，官日削则民日穷，民日穷则困日积，反裘自负，危苕莫支，一旦兽号鸟惊，遂至不可收拾。”建议朝廷恤民薄征，免伤地方元气。
不久，南京失守，弘光朝廷随之覆灭。他又随明朝旧臣拥立唐王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被授予太仆少卿。清顺治三年（1646），隆武败亡，李维樾眼见复国无望，只得潜回故乡瑞安，在澄头置薄田数亩，安顿好家室后，告诫儿孙务农事桑，杜绝仕途不作清吏。他自己则将杨衙里旧居取名为“素园”，自谓“素园老人”。后来干脆修身长斋，与好友林增志一同皈依佛门。
顺治十年（1653），李维樾去世，死后家徒四壁，一无长物，是好友林增志捐赠桐溪山的林家田地，为之营建墓陵，并将其父李初惺之墓也一同迁往安葬。李维樾生前著作颇多，但大都佚失，惟《谏垣奏议》仍有传本遗世，使我们从中得知，当年他忧国忧民、上书朝廷，竭力挽留史可法的这一段弥足珍贵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