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糕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均富于民”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现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将政府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种用牺牲国家建设来保障民生的建议不高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基础建设都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政府现在面临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担子都应该挑起来，那些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加大社保投入的说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中国改善民生困境，最重要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均富于民”。
关于打击“新五蠹”的一些思路
“新五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违法行为，比如贪污受贿、黑社会及色情业，对于这些中国应该加大打击的力度，另一类是暂时并不违法的行为，比如投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高管薪酬等，这三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笔者重点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1.制定《反投机法》。
针对投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将投机行为纳入依法打击的范围，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认识上不到位，其实现在只要政府明确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反对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还是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2.加强行业组织的行业管理职能。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
笔者认为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加强行政管理，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任务。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因此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果它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它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笔者曾在全国工商联某直属商会有过工作经历，工作期间笔者发现中国现在行业商协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现在行业组织制定的规则基本上属于行业自律公约，只对这些组织的会员具有约束力，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组织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进行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3.立法限制上市公司薪酬
对富人有效征税
对富人有效征税主要是要提高富人的个税起征点和资本利得税、利息税、红利率税率，而这些我国还都没有，更没有事关富人的财产税之类。富人的劳动收入比例远远低于资本收入；如果资本收入没有被征税，或比例很低，那么富人财富增长的幅度会比穷人更大，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
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要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设立中国慈善日，加强社会互助
2007年以前中国的慈善捐款约占中国GDP的0.1%左右，2008年汶川大地震全国捐款总额也才60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2010年的五省大旱灾中国的捐款总额也才100亿元左右。在美国每年慈善捐款要占到GDP总额的9%左右，而在中国捐款最多的2008年慈善捐款也就占到GDP的3%左右。慈善捐款是社会互助一个非常大的资金来源，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占到GDP的
3%，军事投入占GDP的5%，如果中国每年的慈善捐款总额能够达到GDP的3%左右，那么这将是与中国的教育投入相当的一大笔资金，这对于社会救助将起到非常显著的效果。如果能够设立中国慈善日，以全社会的力量来办这件事，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民生教育也应纳入官员教育的内容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武汉市长阮成发在乘渡船时才发现，武汉的渡船还是几十年前的渡船，漏风，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卢展工亲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龄人群就业困难，但民生问题千头万绪，怎么能只靠领导体验就能引起重视。
为了弥补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誉损失，现在很多城市都喜欢搞“十大民心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很多只是小问题，不够资格成为“民心工程”，这些事情怎么办？
我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先后进行过“三讲教育”、“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笔者主张将民生教育纳入对党员干部教育的范围。
现在教育手段非常发达，可以将一些民生问题拍成照片或录像，对官员进行教育。当我们将问题当做问题来处理的时候，那离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远了。现在大家只是将官员不关心民生当成一个现象进行批判，而没有人将其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难怪问题解决不了。
